摆设

安歌

①周作人先生在《北京的茶食》里说：“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看到这段话，特别是看到周先生把“必要的”和“无用的”指成一体，不知怎么就想起妈妈的黑白照片了。十七八岁时的妈妈极美，丰腴的蛋形脸，清澈的眼睛，亮直的黑发，微微侧身坦率明亮地对我笑着。

②然而六七岁的我，是不懂欣赏十七八岁饱满、充溢的美的，它只代表我急不可待的成长方向。真正让我感到妈妈流光溢彩的，是妈妈修长的颈项间那串圆白的珠子项链。现在想来，妈妈那串项链绝不是珍珠之类的贵重物品。但在色彩上青蓝统一、装饰上毫无性别差异的年代，那串珠子的美是与价格无关的。

③我童年记忆里另一个摆设是一对装茶叶的瓷罐。那是一对淳朴而精致的瓷罐，罐底用红字印着产地：江西景德镇。罐面蓝绿略灰，底色上装饰着金灰色的S形线条。罐面的蓝绿色被上下两条淡黄的装饰条拦着，淡黄的装饰条上等距离地点着灰紫色的小点。盖也是淡黄的，装饰着金灰的S形线条和条上相同的灰紫色的小点。盖是空心的，童年的我常常拿了细布，将小小的手指从空洞里探进去，擦拭落进的灰尘。蓝灰的罐面用深紫的细线框出两面扁圆的空白，上面分别画着一个小姐和一个少年。小姐梳着高高的发髻，瓷白的脸上点成一点的黑眼睛邈远而陌生地对着我看。

④这对瓷罐在西北常年灰白的天地间，在我们阴暗的房屋和清贫的生活里，装着我童年对绚丽色彩的全部向往。

⑤妈妈常常是把装了半罐茶叶的瓷罐放在暗角的低柜上，而我总是等妈妈上班后，拿了那瓷罐，踩着方凳，把它移到爸爸做的两只垒起的枣红色大木箱上。也许是那时的我对色彩的一种本能理解吧：木箱宽厚粗重如叹息般的怀旧气质，恰好衬托出瓷罐的精致，它似从木箱上升起，绚烂地收拢着温和凄美的尾音。下午的阳光照到木箱的一角，斜斜地照亮了瓷罐的一面，把它小小的影子打在箱面上，瓷罐高高在上孤零零地显出细致的光影，温柔得让人心碎。

⑥瓷罐被我和妈妈来回移了几次之后，妈妈警告我说，那箱子是不稳的。我不会当面反驳妈妈，但每每听到妈妈的脚步渐远直到听不见时，我又踩上木凳，把瓷罐移向木箱。等妈妈回来了，想起高高在上的瓷罐，我的心便如它一般高悬着。妈妈没有说什么，自己移回它，而我又带着反抗之心将它移到箱顶。周而复始，就像一场永不妥协的战斗似的。

⑦一次和弟弟打闹，弟弟的身子重重地撞上木箱，那瓷罐掉下来摔碎了。一直记得那绚丽的瓷片四散在磨损失色的红漆地板上的样子。之后，我固执地坐在门外等妈妈回家。当我满怀委屈和愧疚地向妈妈认错时，她竟没有责怪我，只是另一只瓷罐再也没用来装茶叶，也没有作装饰，而是被妈妈锁进了抽屉里。现在想想，在那个年代，那么精致的一件瓷器，对刚刚三十岁的妈妈来说或者也是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的吧。

⑧以后的世界便开始纷繁了，充满了夸张的狂喜和绚丽的色彩。鲜艳的物事迅速映入人们的眼睛，又迅疾离去。妈妈抽屉里的另一只瓷罐已显得陈旧，我却看中了它，并暗暗想，它也许就是我能够从以往带走的唯一一件实物了。那时我已谈恋爱，却与他相隔数百里，常常是半年才能见一面。有一次去他宿舍，我带上了这只瓷罐，放在他书桌上，说是放茶叶的。他笑笑说挺好看的，是古董呢，他并不知晓这瓷罐的历史和我静静陪伴的用心。当谈了六年恋爱的我们各奔东西时，我没想到那个瓷罐。

⑨很久以后，接到他的信息，说是要结婚了，我的心起伏了几下，又想：他是应该幸福的。

⑩在一个夜晚里惊觉，不知怎么就想到那个瓷罐，想它在清冷的夜色里暗暗站在他与她的房间里，是不是会感到陌生的、隔绝的冷呢？为此，我竟彻夜不眠了，也真想不到心竟会这样牵绊于小小的摆设。

铁凝印象

赵勇

我又没见过铁凝，只能算个不称职的读者（比如，我就没有通读过她的作品），写什么“铁凝印象”？

只是因为读了两篇《铁凝印象》，手禁不住痒痒起来。一篇是汪曾祺写的，写得好，大家就是大家。

他说编辑在催稿，文章将发排，他就匆匆忙忙那么一划拉，铁凝就“活”起来了。他说铁凝人长得“挺拔”。——挺普通的两个字，用到铁凝这儿就出彩；他还说《玫瑰门》里的若干章节，如“生吃大黄猫”，下笔带着残忍，惊心动魄。——“生吃大黄猫”是什么感觉？这种比喻也就汪老头能够想出。汪曾祺写人的文章可称一绝，三两件事往那儿一摆，那人就有了精气神儿。他写过一篇《林斤澜！哈哈哈哈》，您瞧这题目起的，酷！

另一篇是张守仁写的，据说与铁凝已有三十年的交情了，却只是披露了一些“史料”。此文发表于《美文》杂志，却没让我看出美在何处。

下面就来说说我的“铁凝印象”。

一般来说，我要是喜欢哪个作家，就会买回他的一堆作品。检点一下自己的书橱，当代女作家中搜集得最多的是陈染的作品，其次大概就是铁凝的，一共四本：《甜蜜的拍打》、《永远有多远》、《大浴女》和《小嘴不停》。后两本书是同一个朋友送的，当年她在“布老虎丛书”做事情，我就有了《大浴女》；后来她又到十月文艺出版社当编辑，我又有了《小嘴不停》。她也没问过我，她怎么知道我喜欢铁凝的东西？

《大浴女》的扉页上有铁凝的签字，日期写的是2000年4月9日。本人练过两天书法，看铁凝的字，舒展硬朗，不像出自一个女子之手。这说明铁凝虽然写过一些比较婉约的东西，却有阳刚气，很可能还有点霸气。

《大浴女》我是认真读过的，当时觉得这本书很够劲。后来见到一位河北的评论家，他跟我说，《大浴女》写的是铁凝自己的一段刻骨铭心的情感经历，听得我一愣一愣的。心中暗想，还是河北的评论家厉害。

我是什么时候喜欢上铁凝的东西呢？大概是读了她的《哦，香雪》。那个时候，这篇小说还没进中学课本，作者她现炒现卖，读者我就现买现吃。萨特说，香蕉刚摘下来才好吃，精神产品也应该就地消费。信然。后来又读了《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看了那部《红衣少女》。把作品写纯净了是种功夫，人心里头有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想纯净一下还真不容易，弄不好你就做成了纯净水。纯净水是什么东西？我说的不是那个纯净。

还读过她的《孕妇和牛》——不光是读过，而是给人念过好几遍。90年代我在一所大学里教写作课，遇到好文章就想抑扬顿挫地给学生念。有些文章瞄上两眼就够了，有些文章读上一遍就行了，好文章必须经得住念。《孕妇和牛》我念过几遍？恐怕有七八遍吧。一年一遍。

若干年后，我想把这篇被我念过的小说选进中学语文课本。一位朋友一听“孕妇”二字就大摇其头；另一位朋友读到行走的孕妇“像个雄赳赳的将军”就高声断喝：这算个什么比喻？一帮没读过《孕妇和牛》的哥们儿就跟着起哄，只哄得我一头雾水，心里暗想，莫非被汪曾祺称作“俊得少有”的小说哪儿有毛病？莫非是汪老头看走了眼，我也白念了七八遍？

后来一想，读这种小说是需要一种很好的心境的，不光得有小心境，还得有大心境。我在1993年读到了这篇小说，2003年的朋友有1993年的心境吗？

再后来就读到了铁凝的说法。她说短篇小说是诱惑她一生的体裁。她说“当我写作长篇小说时，我经常想到的两个字是‘命运’；当我写作中篇小说时，我经常想到的两个字是‘故事’；当我写作短篇小说时，我想得最多的两个字是‘景象’”。这话一听就地道，只有中长短篇都练过的人才能说出这种话来。

再后来嘛，就听说铁凝当官了，当了河北作协的主席，还当了中国作协的副主席，又是全国党代会的代表。一次，记者问她：“你是作家，又是党代表，两者是否一致？”铁凝说：“党号召我们党员时刻保持先进性，而我无论写什么，真善美都是底色。故两者是一致的。”看到这里我哈哈大笑，铁凝果然厉害，官话说得还挺溜的。

但据说，当了官的铁凝照样写作，比如，听说最近有本《笨花》的长篇已经上市。或许这就叫做抓革命、促生产，革命生产两不误！

耳边响起了刁德一的唱腔（反西皮摇板）：这个女人不寻常！

写于2006年5月1日（有删改）

中国进入“新穷人”时代

汪晖

按照户籍统计，现在有2.4亿从农村移民城市的打工者，伴随着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这一打工群体正在从拥有一点农村土地的半无产阶级化的工人群体向无产阶级化的工人群体过渡。这一新工人群体是经典意义上的穷人，同他们一道诞生的是那些曾在社会主义时期占据着特殊地位但如今衰落了的工人阶级，他们从具有某种主体地位的城市阶层迅速滑落至失业者，成为城市贫民。较之20世纪的工人阶级，新工人群体的人数与规模要庞大得多，但这一群体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却几乎没有自己的位置，以至于他们究竟是一个阶级还是阶层至今仍然是学者们争论的问题。

而今，一种不同于上述经典意义上的穷人的“新穷人”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例如廉思在发表的著作中描写的青知“蚁族”：他们大学毕业，聚居于城市边缘或中心，拥有一定的工作和收入，却在消费社会的碾压下辗转反侧。用陈国战的话说，“‘新穷人’大都受过高等教育，工作于高档写字楼，外表光鲜亮丽，对自己的白领身份有很高的期待和想象”；但“在工作的枯燥程度上和收入水平上，他们都已与蓝领工人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与物质上的消费不足相伴随的，是所谓“精神贫困”、价值观的缺失等。如果说经典意义上的穷人是资本主义经济生产过程的产物，那么“新穷人”则是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的伴生物，但他们同样是资本主义经济从工业经济向金融资本、从实物经济向虚拟经济过渡过程中的产物。我们可以预期的是：这两者之间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重叠地带。

如果仅仅从消费的角度看待“新穷人”就有可能忽视了这个群体的政治能量。与欧洲和美国在去工业化过程中诞生的“新穷人”有所不同，中国的“新穷人”萌芽于社会主义体制向后社会主义体制的转变过程之中。但与欧洲和美国的状况相似，这一群体是新兴媒体的积极参与者，显示出较新工人群体强烈得多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动员能力。过去，我们不难在阿拉伯的反抗运动、美国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和莫斯科的街头示威游行中看到“新穷人”的身影，如今，中国的“新穷人”也异常活跃，从微博和各种网络传媒直至纸面媒体，其话题遍及各个社会领域。但中国“新穷人”的身份似乎更不确定，“新穷人”身上的政治潜力也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领域：他们是不满的源泉，却又未能展开全新的政治想象；他们在消费不足中幻灭，却又不断地在生产着与消费社会相互匹配的行动逻辑。

对于新工人群体而言，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遗产，他们与乡村的联系仍然维系着。就“新穷人”群体而言，他们是市场扩张中拥有一定教育背景的、怀抱上升梦想的、消费不足的群体，他们对个人权利及其相关变革十分关注，与这个正在生成中的新的社会经济体制的基本价值观没有根本性的冲突。恰恰是在媒体高度发达的当今时代，分隔现象日趋严重，在新工人群体与“新穷人”之间难以产生真正的社会团结和政治互动，从而也无从通过团结或互动产生新的政治。不过一切才刚刚开始，离真正的戏剧还有一段距离，各种新因素迅猛涌现，规模空前，它们预兆着一个正在降临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新工人、“新穷人”将是历史变动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