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需不断清扫“自己的园地”

华东师范大学   杨扬

汪曾祺先生曾说：文学评论就像是湖中的倒影，它不是树本身，但有时却比树还清新、美丽。这是汪曾祺从自己的创作经验中体会到文学批评的重要性。

文学批评不是创作的附庸，但也不是与创作格格不入的玄谈。李健吾与巴金，一位是评论家，一位是小说家。当年因为李健吾尖刻的批评，引来巴金的不快，即便是这样，他们两位在私下的言谈之中，还是彼此尊重，尤其是巴金对李健吾的艺术感觉持肯定态度。而李健吾作为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他的优势不仅在于批评感觉的敏锐，还在于对文学艺术有一种真正的鉴赏力，他是真懂艺术。

由此，联想到眼下对文学批评的一些议论。好像1990年起就有批评缺席这样的说法，这些尖锐的意见并不意味着对今天的文学批评成就的全盘抹杀，而是以一种尖锐的方式提出了文学批评在当今社会中遭遇到的问题。我以为在困扰当代文学批评的诸多因素中，批评家的个人修养问题是值得关注的。

文学批评家首先就是一位在行的艺术鉴赏家，像王国维、鲁迅、梁实秋、李健吾、傅雷、钱锺书、朱光潜等，他们对于一些艺术问题的独到见解，并不是缘于灵机一动的小聪明，或是某种碰巧，而是他们艺术修养长期积累的结果。看看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的熟悉程度，看看他们对于中外艺术的广泛兴趣，这是让很多后来的批评家都会感到自愧不如的。相比之下，当今的文学批评者并不是才学太多，而是才学严重不足。以文学批评为例，当今的一些批评家关注最多的是小说创作，除此之外，似乎没有更多的艺术兴趣。事实上，一位批评家如果不对几种艺术门类有较为浓厚的欣赏兴趣，很难说他对小说评论会有准确的判断力。

文学批评的思想性的建构，基本的要义也应该是在艺术修养的熏陶之中逐渐获得，而不是像一些人理解的单靠搬弄一点理论概念名词，或单靠翻阅几本理论书籍就能解决。对文学批评的思想性的追求，一些人的理解，也仅仅停留在理论方法和概念的机械搬弄上，过一段时间就搬弄一些西式装备，不是“现代性”、就是“全球化”，好像有了这些进口武器，文学批评的思想性自然就体现出来了。我们听到对今天的批评家的最多议论，就是缺乏思想。其实岂止于缺乏思想，而是缺乏艺术修养。在一些人眼里，文学批评似乎越尖锐越好，而对尖锐的理解也是流于表象，变成了文字上的尖酸刻薄，毫无艺术性可言。其实文学批评的创新并不是这样的。周作人曾经将文学批评形容为“自己的园地”，意思是说文学批评是一种老老实实的工作，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批评家在批评别人的同时，也需要不断清扫自己的园地。文学批评不仅是对作家作品的批评，也应该含有批评家自我批评的成分。

（2011年6月 《文汇报》）

道家以站在世俗之外的心态冷眼旁观，滋生出独特的处世智慧，既有指导实际生活的经验性方法、技巧，也有待人接物的理论性原则、价值，更有超越实际生活、追寻心灵自由的超越性境界。

与其他诸子哲学相比，道家最显著的特点是守柔尚雌。老子在其书中以“母”“婴儿”，“水”等外表柔弱之物为道的喻体以表示其对柔弱的崇尚。不仅仅是老子，庄子在其书中以颜回之卫、叶公子高使齐、颜阖傅卫灵公太子等故事说明，面对强者的压力，弱者的生存之道是以柔弱的姿态应对：支离疏“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却因其无用之德得以在混乱的世间生存，看似柔弱的残疾人在强者环伺的世界反而能自我保存。

无论对自己的思虑还是欲望，道家都主张不可恣意，而要有所节制。这包括通过对外在知识追求的限制、管理权力的内收、名利欲望的节度等方法的修炼，以达到在应接他者时自己内心的安宁与祥和。老子指出“圣人为腹不为目”，即是说饮食上保证自己吃饱喝足即可，不需要满汉全席、奢侈浪费。庄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这里庄子并不是反对人们对知识的追求，而是反对仅仅追求知识、不知追求生命自身。自我节制的结果是对他者的宽容。《老子》讲“和光同尘”，《庄子》讲“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即是说在人世中，需要一种宏阔的心态对待另一个与自己不同的他者。但这并不是说道家主张无原则的原谅，老庄对道、德有自己的坚守。

老子讲“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是说万物保持阴阳平衡才能存在。人禀受天地之气而来，在世间也需要保持和谐状态。首先是自我身心的和谐。庄子在《人间世》中提到“心莫若和”的说法，意指以虚无之心、平和之境应接事务。其次，自我他者要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道家认为真实呈现的人性是自足的、不喜干涉的，每个人遵循自洽自适的性情，以无为的方式生活在世间，在位者和百姓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百姓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则会形成一个符合人类理想的和谐社会。这种社会对自然环境也是顺应的。庄子曾经指出对于牛马，应该任其逍遥于草地，而不是“络马首穿牛鼻”。再次，道家处世之道要求不能局限于自我与他者的区分。在著名的“楚王遗弓”的故事中，老子藏弓于天下的视野比孔子藏弓于人的视角宏阔得多。道家追寻的最高道德不是儒家信仰的仁德，而是一种不为外在名利引诱也不为内在思虑控制的自我性情的自然发显，是一种空灵虚静之“虚”德，而不是有着仁义等实质内涵的“实”德，是为“游心乎德之和”“道通为一”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精神境界。

（摘编自杨杰《道家处世之道》）

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而且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其实这个对称的说法并不很清楚。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社会的秩序可以不必靠什么力量就可以维持。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乡土社会可以说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思，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一一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但是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

我自己在抗战时，疏散在昆明乡下，初生的孩子，整天啼哭不定，找不到医生，只有请教房东老太太。她一听哭声就知道牙根上生了“假牙”，是一种寄生菌，吃奶时就会发痛，不吃奶又饿。她不慌不忙地要我们用咸菜和蓝青布去擦孩子的嘴腔。一两天果然好了。这地方有这种病，每个孩子都发生，也因之每个母亲都知道怎样治，那是有效的经验。只要环境不变，没有新的细菌侵入，这套不必讲学理的应付方法，总是有效的。既有效也就不必问理由了。

像这一类的传统，不必知之，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办法，自然会随之发生一套价值。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了就会出毛病。“礼”字本是从豊从示。豊是一种祭器，示是指一种仪式。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在下面一段话里说得很清楚：

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确，只是主动地服于成规罢了。孔子一再地用“克”字，用“约”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了。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的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

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是礼治一词不会像人治一词那样容易引起误解，以致有人觉得社会秩序是可以由个人好恶来维持的了。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自费孝通《乡土中国·礼治秩序》，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