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辨析

孔子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主要是从表达个人见解方面讲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朱熹注曰：“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通观流行较广的杨伯峻《论语译注》等几种注释本，在文义的理解上基本相近或相同，大体上可以表述为：“君子尽管不苟同他人的观点，但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小人尽管附和、盲从他人的观点，但不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然而，一些人在谈及某些具体问题而加以引述时，却出现了某种过度阐释或者明显曲解的情况。

曲解之一，对“不同”的性质不加区分，似乎无论什么样的“不同”都不影响保持“和”的关系。《左传》栽有晏子“和如羹焉”“声亦如味”的话，的确，像五音中的宫、商、角、徵、羽，都属于同质内的差异，是“同中之异”，因而是容易调和的。但许多人都忽略了另一种“不同”，即异质的、对抗性的不同，而这类“不同”往往是不可调和的。如果无视异质“不同”的存在，一味幻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在实践上肯定是有害的。从社会实践的角度说，如何由异质的“不同”而致“和”，才是需要认真思考并着力解决的问题。

曲解之二，似乎“和”是不需要原则的。孔子所说的“和”，是在遵循礼制基础上的协调，是有原则的。做人须有原则，须明辨是非，是孔子的一贯主张，也适用于对“和”的把握，他曾指责乡愿为“德之贼也”。当然，就人伦关系而言，封建社会基于礼制之“和”与现代社会基于人人平等之“和”是有质的区别的。但无论如何，“和而不同”的“和”，其涵义中是应当包含着符合公理、道义的原则的。正因为如此，孔子当上鲁司寇后才坚决地杀了少正卯，其思想观点和做法在孔子看来是违背礼的原则的。

曲解之三，有意无意地把“同”与“和”对立起来。孔子是将“和”专属于“君子”，而将“同”专属于“小人”，加之后世儒者引入“义利之辨”的发挥，很容易使人产生某种误解，认为“和”与“同”是相对立的。事实上，“同”也不是与“和”毫无关系的。如果说“和”需要某种“不同”因素的话，同时也需要“同”的因素，而况且许多事物都是“异中有同”的。“同”并不可怕，孔子本人就说过“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话。可以说，“同”是“和”的必要条件之一。就人际关系而言，如果毫无共同之处可言，要达到“和”是很难的。孔子所反对的“同”，仅仅是指那种无原则的、不辨是非曲直的“苟同”。

孔子所讲的“和而不同”本有其使用范围与特定涵义，但许多人不把同质的“差异”与异质“不同”加以区别，使人不能正视矛盾，影响问题的解决。

(原栽《人民B报》，有删改）

航标

沈明

虬江是条出山的主航道，先窄后宽，先前山里大量的竹木石料都是顺着这条主航道顺流而下漂流出山的。虬江又是大山的主要泄洪道，每年洪水季节，大量的洪水流经虬江，一泻千里，奔腾而下，一直到平原才收敛其汹涌之势。

虬江航道八公里处是急水湾，向来是人迹罕至的江湾。枯水季节，急水湾却是个浅水湾。砂石江滩被几块巨石分隔，湍急的水流分成多条细流，折尺般蛇行，时分时合，一路蜿蜒下行。即使到了枯水季节，这江水仍很凶险。其他的不说，单说这分流的走向，就充满玄机，每每随着水势的不同，每一条分流总是变幻莫测。有的，开端看似平稳，说不定几股水汇流后呈汹涌之势，跌宕直下，驾驭不住便会船毁人亡；有的，开端看似张扬，说不定半路上水分流了，最终所有的水都渗入沙石里了，船就搁在沙滩上，再也无法动弹。而这些分流常常会因洪水的冲撞而变幻莫测。有时，上趟行船时还是这条分流，几夜暴雨后，第二趟行船时水路就面目全非了。若是遇上暴雨，这虬江可说是孙大圣的脸——说变就变，谁也摸不准。

李松是虬江航道段的航政股长，他当股长之后，力主在急水湾设一个航标站，派人驻守。然而这急水湾，除了下水的水路外，实因山高路窄，一般的人很难到达。建站时，是从山下运来一些竹木石料，才建了小木屋。建站后，段里派人轮流值守。值班者不但出行艰难，一守半月，而且也非常寂寞无聊，遇上鬼天气，物资供应跟不上，只能干着急。谁也不愿轮上这苦差事。

在李松当股长之前，人缘不错，谁都说他好；可为了这事，段里所有的人，包括家属，都在背地里骂他。

55岁时，李松主动跟段长提出股长不想当了，想去急水湾守航标。他说，这事是他惹出来的，就让他一个人承担这份责任好了。段务会上，大家都没反对，觉得这事只有这样。

那年，李嫂也正好退休，夫妻俩就卷了铺盖，离开航道段的家属大院，成了急水湾航标站的专职值班员。吃的用的，李松让下行的船筏老大从山上捎带下来，平时自己在小木屋的四周开荒种地、养鸡养鸭，倒也能够自给自足。李松长年累月住在山里，很少与外界联系，收听天气预报，仅靠一台收音机。至于工资啥的，也是在山外的女儿代领了存着，在山里他们其实也没啥用处。

一待，李松夫妇俩在山里就待了整整二十年，先前大山里向外运竹木石料的主航道，随着竹木石料的限制采伐，主航道的功能渐渐弱化。最终，虬江上游取消等级航道设置，仅仅作为泄洪道，航道段不再管理。

这事，其实是在李松进山的第八年决定的，段里所有的人都没把这当一回事，也没有任何人进山或者捎话告诉他，李松根本不知道虬江上游被撤掉航道设置的事，仍然兢兢业业地驻守着航标站。他只是觉得，跑这水路的船筏越来越少，但他觉得即使一年只有一条船筏经过，他仍有职责确保他们的安全。

虬江竹木石料限制采伐以后，沿线竟然成了旅游胜地。急水湾成了其中一个旅游点，来此地漂流的人多了起来，而且越来越多。一条简易的盘山公路把游客送过来，再用橡皮筏放下去。急水湾成了旅游景点，李松无形中忙了起来。枯水季节，他要勘察各个分流，设置航标，禁止误闯危险水道。洪水季节，他要收集气象、水文资料，发布洪水危险警示。可是，承包漂流的老板，不理他那一套。李松穿着陈旧的航政员制服，据理力争。

李松75岁生日那天被人告发。一大堆举报材料被人送到有关部门，说李松作为一名退休的航道管理公职人员，长期霸占航道资产，夫妻俩二十年工资基本不用，霸占公家的竹木房子不出一分租金，私自开垦公家的山坡种地、养鸡养鸭。而虬江上游航道设置已经撤掉十几年了，李松还私自霸占水道，把公家水道占为已有，不给好处，不让通行。

有关部门派人专门找李松谈了一次话。到这时，李松才知道虬江上游航道设置早已撤销的事，他愣愣的。李松跟和他谈话的干部说：“我……我是该退休了，只是不放心这急水湾。”

就在李松思前顾后离开急水湾几个月后，当地报纸上有一篇篇幅较长的人物事迹报道，说一位退休的航道管理人员二十年如一日，在荒山野地里默默守护着一段废弃的航道，义务救助遇险人员六人，帮助打捞遇险物品难以计数。据说，这是有关部门提供的素材，为的是给老人一个说法。

报道见报的当日，急水湾漂流点出了大事故，两条漂流艇误闯急流，翻了，三人受伤，两人殒命。漂流点承包人被公安部门带走了。

李松夫妇又进山了。出发前，李松把房子过户给了女儿。这次，他拿到了当地政府的一份聘书，仍然是义无反顾，还是义务的。

（原载于《小说月刊》2018年第8期）

避讳，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一种习俗，也是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讳，又称名讳，即古代帝王或尊长者之名。凡遇帝王或尊长之名，必须回避使用该字，即为避讳。避请又有国讳、圣讳、宫讳和家讳等之分。国讳，是指帝王及其父、祖之名，这是举国上下均需回避使用的。圣讳，是指社会所推崇的“圣人”之名，一般全社会，特别是文人需要回避使用。官讳，亦称宪讳，是指上司长官之名，下属官员需回避使用。家讳，是指家族或家庭内尊长者之名，仅限于家族或家庭内部回避。

避讳起源于周朝。“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礼记·曲礼上》）凡到他人家中，要先问其家人名讳，以免在交谈中，因犯讳而失礼。

古人采用的避讳方法很多，主要有三种。其一为改字。若遇到应避讳的宇时，就改用其他的字。这种避讳的方法出现较早，也较普遍。如秦始皇讳政，秦朝改正月为端月。其二为空字。若书写中遇应避讳的字时，采用空一格（字）、打一方框或“讳”、“某”等字表示。许镇在《说文解字》中，凡遇当朝皇帝的名讳，就不作任何解释，只写“上讳”二字。其三为缺笔。如遇到应避讳的字时，则少写一笔或两笔。一般多为最后的一笔或两笔。如清雍正时规定，凡书中遇“丘”字，必须缺笔。这三种避讳的方法都有问题。改字和空字，常导致后人很难推断原字，甚至理解错误；缺笔则更易造成错读成其他字。

避讳，给中国古代社会生活造成诸多麻烦。例如有些姓氏，就因为当朝皇帝的名讳，而改作其他的姓氏。不仅改姓，也有因避讳而改名者。如生活在西汉末年的孔子后裔孔莽，王莽篡汉称帝，逐改名孔均。由于避讳，不仅要改姓氏和名字，就连官名也要更改。古代有三公之职，其中的太师，就因避西晋景帝司马师名讳，改为太宰。

即使是家讳，古人也十分重视。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则因其父名序，故所撰文章皆改“序”为“引”。避讳的习俗，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历朝历代对避讳的规定和要求，也不尽相同。有的朝代相对较松，有些朝代则十分严格。如宋太祖即位后，规定自其始祖开始，所有先祖的名字都要避讳。且与名字同音或音近的字，均不能使用。

在中国古代社会，每当一个新的朝代建立，就有新的国讳。之后，新皇帝即位，又要增加一两个避讳的字。如果是短命王朝，到改朝换代时，避讳的字数还不是很多。但如果是延续时间很长的朝代，到朝代结束前，累积的避讳字数就往往很可观。直到一个朝代结束，所有曾避讳的字，才可以重新使用。

避讳这种习俗，给古代社会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国讳，更反映了专制统治的特点，也给今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造成一定的难度。不过，由于避讳具有很强的时限性，一个讳字的出现和消亡，都有明确的时间限定。这也为后人对史料的辨伪，特别是文物的鉴定，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节选自朱筱新《中国古代的避讳》，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