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

有一种蛙鱼，幼小时，成群游出河源地带，顺流而下出海，成熟之后，又成群溯流而上还归河源，在那里交配、产卵，力竭而亡。在回溯源流的行程中，不管有多大的阻挠，鲑鱼总是舍命克服。有时溯至断岩，便从水中腾跃入空，直到跃越岩上的河段，继续溯流归源，回到原产地，完成生命之旅，也交代传递了生命的使命。第二代解出后，幼鱼又重复着同样的出海、溯源和回归。

我从电视上看到有关鲑鱼的报导，真是看得我惊心动魄。到底是什么促使了鲑鱼的回归呢？我只能想到，那是生命本能的根源感。记得古诗上有两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胡马来自北地，不管身在哪里，也能从风里去辨别来处方向。越鸟来自南盛，不管栖于何枝，也能从光热中感认原乡。

③人呢？人又何尝不然？

人类文明中的考古、史学、族谱、传说……不也都是溯源寻根的措举吗？人的形体，不管在地球上迁徙流离得多远，人的心灵，总要回溯时间长流，让精神归本还原。

人类在精神上的回溯，不能只凭本能上的感受，而须透过历史、艺文、习俗，甚至生活记忆的文化潜流，去汇合命脉中的远源，乡愁是一种文化心灵的寂寞。这种寂寞原也是驱促一个漂泊者反省回顾的基本力量。没有那种驱促的力量，一种文化，一个种族，会很快在浩瀚人世汪洋中消失。

曾经在一个宴会里，听一个朋友高谈她游访俄国，为一位俄国老太太带回一份礼物的情谊，她在俄国买到这份小礼物后，用一张日常俄文旧报包裹起来，回到美国后，送到俄国老太太手中。八十高龄的俄裔老妇人，一眼看到数十年也不曾见到的俄文报页，礼物尚未见到，先哽咽啜泣起来。俄文报对她而言，代表的是乡土信息，冲击着她命脉中的文化根源，封装了数十年的乡愁，一下子崩溃泛滥起来。

我自己也曾经有过那样感情泛滥的经历。那年，在重庆乘船渡三峡去宜昌。汽笛鸣起，船起碇开航了。船速渐紧，但见山城倒驰，青山后移，江风呼啸中，历史山川，浮沉眼底。一时，诗的长江，历史教科书的长江，民族文化的长江，全都在血脉中汇流。那样一种浑融浩阔的情感，将我淹没。我伏在船栏上，久久吸咽，不能自己。那一刻，我是长江，我是中国，我是那鲑鱼，跃万里河海关山，回归了本源。

有一个朋友，去大陆旅游，游山玩水，看古迹，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触。他很奇怪自己的冷漠。直到有一天，他在故乡一座花园中，沿一条石径独行，踩着折转处一道月门时一阵桂花香，隐约扑鼻。忽然间，他双眼含泪。当年，桂子执香的季节，老祖文，肥蟹一碟，老酒一壶，灯下独酌。幼小的他，站在桌边，踮起脚，为祖父斟酒，听祖父说此掌故：海外数十年汲汲，他不乏物质上的丰盈，事业上的成绩，就是无法体验什么是满足与宁静。故园小径，一阵桂香，勾起儿时往事，勾起文化的失落感

海外的侨民，从中国带来宗祠的传统，自身的命脉便和宗亲远源相续，透过文化长流，便超越时空，连系故土，侨乡也就是故乡了。

我们这一代呢？东迁西徙，移居西土，已无宗祠的归属，就像脱离大海的鱼，没有河源可溯了，只有相濡以沫。

我们的下一代呢？

炫耀

左克才

孔孟

黄仁宇

在儒家的传统中。孔孟总是形影相随，有大成至圣，则有亚圣，有《论语》，则有孟子)。孔子曰“成仁”，孟子曰“取义”，他们的宗旨也始终相配合。

但是我们仔细比较他们，却也发现很多不相同的地方。最明显的是，《论语》中所叙述的孔子，给人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不如孟子那样凡事紧张。所以大成至圣能够以“君子坦荡荡”的风格和态度去保持他的悠闲。与这种态度截然相对的是孟子“生于忧患，死贵海于安乐”的主张。孔子还说饭菜做得不好就不吃，衣服也要色彩裁剪都合式。孟子却毫不忌讳地提出“有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

孔子没有直接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恶，但是他又说出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才能防范不仁的话，可见他认为性恶来自先天。他认为纠正错误，促使自己为善的能力，虽系主动黄家的，但仍要由内外观察而产生。孟子则没有这样的犹疑，他曾斩钉截铁地说:“人性之善E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认，他一生学习，到70岁才李路式能随心所欲不逾矩。而孟子的自信，则可以由他自己所说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看出。这种道德力量，经他解释，纯系内在的，由自我而产生。

孔子对“礼”非常尊重。孔子虽然称赞管仲对国家有贡献：但仍毫不迟疑地攻击他的器用排场超过人臣的限度；孔子虽不屑阳货的为人，但为了礼尚往来，他仍想趁着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他。孟子就没有这样的耐性。齐宜王称病，他也称病。鲁平公没有来拜访他，他也不去见鲁平公。他对各国国君的赠仪，或受或不受，全出己意。

这中间的不同，不能说与孔孟两人的个性无关。或许《论语》与《孟子》两部书的取材记载不同，对其也有影响。但是至圣和亚圣，相去约两百年，中国的局势已起了很大的变化。孟子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八个字正好可以用来说明他们之间的距离。

春秋时代的战事，显示了社会的不稳定性；但战事本身却不足以造成社会的全面性动荡。孔子对当时情形，还没有完全失望。他的闲雅代表着当时的社会，相对于战国的暴风家乱而言，当时社会还相当宁静，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复礼”。显然认为过去的社会秩序仍可以恢复，表现出了一腔复古的热忱。孟子则被称为有“革命性”，这是因为战国时代的动乱已经大大超过春秋时期竞技式的战争，这使他明白，只是恢复故态而不改弦更张是不济事的。

宋朝以后，《孟子》既为各朝经筵讲解之用，也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对中国思想史有巨大的影响，他的性善论必定带着种强迫性的推论，因人生性为善，那么强迫人们保持这种天性也不算过分了。

(原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