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部怎样的书？

姜鹏

①作为一部篇幅长达二百九十四卷的煌煌巨著，《资治通鉴》对历史的记载通常被人们认为是详尽的。事实却并非如此。

②举一个例子，《资治通鉴》对前代的历史记载，以叙述唐朝的内容最为丰富。两汉四百余年，《资治通鉴》不过给了六十巻篇幅，唐朝不到三百年，却占据了八十一卷篇幅。但当一位读者尝试着在《资治通鉴》中寻找李白的踪迹时，他会发现什么？他会发现，《资治通鉴》中居然没有李白！那可是唐朝最著名的人物之一，《资治通鉴》给予唐朝历史如此高的关注度，却为何只字不提李白？当你又试图寻找另一位唐代大名人杜甫，你会发现杜甫的运气比李白好一点点。因为杜甫的名字至少在《资治通鉴》中被提到了一次—这也就意味着杜甫事实上在《资治通鉴》中也没有出现过，只不过被别人提到了一次。

③其实在《资治通鉴》里失踪的，不仅仅是李白、甫，还有很多跟他们同样大腕的中国历史名人。其他历史小名人，被《资治通鉴》“遗忘”的更是不计其数。这当然不是司马光的疏忽。如果真像清代学者李光地所讽刺的那样，《资治通鉴》的疏旷网漏吞舟”，那它也不可能成为屹立千余年不倒的经典著作，更不可能和《史记》一起构成中国传统史学的双峰。显然，粗心出错的是李光地这样的读者，而不是司马光。

④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的一段话:“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表，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

⑤司马光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其实也已经能解答我们之前的疑惑，亦能反驳李光地的评价了。

⑥中国古人重视历史，其实被我们称之为“二十四史”的正史，在《资治通鉴》开始编修之前，已经完成了十九部。仅这十九部历史著作加起来，字数就达到一千五百万左右。这就是司马光在前段引文第一句话中所描述的情况，“迁固以来，文字繁多”。对于日理万机的皇帝，以及宰相等高级官员，怎么有时间把这些书读遍？所以，《资治通鉴》所记载的内容，绝大多数已被之前的十几部王朝史，和其他各类史学著作叙述过。但对于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著名历史事件，司马光同样会抱着极为审慎的态度，予以重新检查。检查的目的，除了进一步核对历史真实性之外，还要考虑以往的历史叙述，对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解读是否正确，是否真的有利于后人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⑦所以，司马光只记录那些影响到国家兴成败、百姓幸福指数的人和事，没有多余的篇幅留给文学、艺术以及名人事。李白、杜甫不见载于《资治通鉴》，符合这个标准，因为他们不是政治人物。司与相如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子虚赋》《上林赋》不见载于《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只选取他一篇短短的《谏赋》，也符合这个标准。因为《子虚》《上林》辞藻再华丽，也与治国无关:《谏猎赋的文字虽然相对平实且篇幅短小，却从一个角度提出了与治道有关的问题，故能被《资治通鉴》相中。

⑧当然，作为“史学双璧”之一的《资治通鉴》，人们总会将他与司马迁的《史记》相比较。《史记》文学性之强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其中的“鸿门宴”、“荆轲刺秦王”等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但从史学角度讲，其真实性如何，却历代均有质疑。比如，今天人们所熟知的“赵氏孤儿”，故事蓝本也出自《史记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基本上已经被后来的史学家们否定，因其内在矛盾太明显，也与更早的典籍《左传》所记载的内容出入太大。司马光批评司马迁“好奇”，无疑，在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历史学家里面，他是最懂政治的。也正因为这样，宋神宗在为《资治通鉴》所作的序中写到:“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这也就是《资治通鉴》最大的特点。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区分《史记》与《资治通鉴》的差别，可以这样说:《史记》是【A】笔下的历史，《资治通鉴》是【B】笔下的历史。

⑨《资治通鉴》成书后，模仿、续写的作品很多，但没有一部能像《资治通鉴》那样成功。原因即在于，那些作者没有一个像司马光那样，有丰富的从政经验，以及敏锐的政治观察力。所以，在浩若烟海的传统史学著作中挑一部最适合于提炼治国理政经验的史书，那没有比《资治通鉴》更合适的作品了。

（有删改）

大运河——流淌千年的乡愁

①莺飞草长的三月，站在黄鹤楼上，想起李白的“烟花三月下扬州”，便忽发奇想，能否雇一条帆船或者画舫，带上弦歌美酒，从胭脂色的波浪上，遇埠则歇，对月而歌，半醉半醒地航行到扬州去呢？朋友告诉我，偌大长江，再也难找到帆船与画舫了。再者，扬州不在长江边上，即使雇到船只，也到不了那一片令李白痴迷的城郭。我这才意识到，千年前的优雅与浪漫，早已是沉湮的古典。

②数年间，因各种机缘，我或者走在京杭大运河已经干涸的河床上，或者在它尚在流淌的河段上看夕阳下的浪影。淤塞与疏波，开凿与废弃，辉煌与衰落，保护与开发，似乎永远都有着诉说不尽的忧伤，展示不尽的画卷。站在杭州的拱宸桥上，我希望看到从烟波深处摇来的乌篷船；在无锡城中的清名桥上，我总在想：为何脚下的流水，再也不能流到幽燕之地去听一听京韵大鼓，洗一洗北国的胭脂？

③崛起于历史，必寂灭于历史。就像寒山寺禅钟依旧，但客船不再；扬州仍不缺三月的烟花，但迎送游子的布帆，早已消失在水远山重的前朝。

④如果在历史版图上寻找中国古代文明伟大的标志，应首推长城与运河。它们一个横贯东西，一个牵引南北；一个伴着铁马金戈，一个浸于桨声灯影；一个静态的阳刚，一个动感的阴柔。但是，在世人的文明谱系里，长城却是要比运河的名气响亮得多。长城上的雉堞与砖堡，至今仍让世界迷恋；而运河里的船队与波浪，似乎已经退出人们的视线。

⑤难道，那一条流动着繁华与锦绣的人造动脉，只能在屡遭虫蛀的线装书中寻找吗？河流死去的显著特征便是消失了桨声帆影。这有点像沙漠上的胡杨，它保留了生长的姿态，但再也不能用绿色哺育大地。

⑥但运河是一部大书，我们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环境下阅读它，都会有不同的感慨。有人问我，可以说“运河文明”这四个字吗？

⑦从隋代开始，这条贯穿了几个庞大王朝的交通动脉，沟通了五大水系，串连起数十座湖泊。淮安、扬州等繁华的都市也因它而生。明代，特别是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运河达到了全盛，成为大明帝国沟通南北的运输干线。运输物资的数量与种类不断增加，一条运河供养了帝国的首都与辽阔的北国，中国也因此有一支名叫漕军的高达三十万人的特别军队, 因为一条河流而诞生一支军队，或者说一个兵种，这也是运河独有的人文风景。

⑧运河最灿烂的年代在明朝，自朱棣迁都之后，北京便有了第一个汉人士族集团。作为帝国的统治者，他们将江南的生活习惯与民情风俗带到北京。为了满足汉人士族的需要，必须有大批江南的物产运到北京。因此，明代的运河，发挥的效益最大，它的繁忙程度远远超过长江、黄河。为了增强运输能力，朝廷投入了大量的物力与人力。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像明朝那样将运河当成不可替代的生命河。

⑨文明一词，据我理解，是人类某种带有鲜明特色的生存方式……它涵盖了文化、经济、制度、风俗各个方面。如果以此推断，运河文明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因为这条地球上最伟大的人造河流，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对中国的经济史、水利史、交通史、城市史、军事史等方面，均有深刻的影响与巨大的改变。无可否认，运河文明是中华文明体系中的灿烂章节。

⑩运河的急剧衰败是近一个世纪的事。因为公路、铁路以及航空的诞生，水上交通特别是内河的航运已经日见式微。曾是农业文明的骄傲忽然间变成了工业文明的弃儿。当年，从杭州乘船沿运河到北京，少说也得一个多月。一个月的水上旅行，与帆桨为伍，与鸥鹭相亲，以两岸的风光养眼，以河上的波涛养心，该是多么惬意的乐事啊。但在今天，每一个人似乎都在日理万机，优哉游哉的生活他们再也无福消受。生活方式的改变，让运河的诗意退出了我们的心灵。

⑪近几年，一些有识之士大力呼吁抢救运河，并争取将运河申报成世界文化遗产。一条活生生的运河，竟成了一份遗产。大凡成为遗产的东西，都是文化的孑遗。它们不再属于生活，而是属于历史；不再属于享用，而是属于凭吊。任何时候提到遗产两个字，我就会莫名地生起乡愁。精神故乡的迷失，让现代的人们乡愁越来越浓。这乡愁不是怀旧，而是反省。我真的很想回到六百年前，雇一条客船，从杭州航行到北京。我知道，这只能是一厢情愿。

“艺术家应该做大自然的儿子”

①吴作人，安徽泾县人，生于江苏苏州，从师徐悲鸿先生，并参加南国革新运动。在素描、油画、艺术教育方面都造诣甚深，他在中国画创造方面更是别创一格，自成一家。吴作人是继徐悲鸿之后中国美术界的又一领军人物。

②吴作人于1930年赴欧洲学习，先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后考入比利时布鲁塞尔王家美术学院白思天院长画室学习。入学第二年，即在全院暑期油画大会考中获金奖和桂冠荣誉。他勤奋学习，掌握了熟练的专业技能，创作了数量可观的油画作品，表现出非凡的艺术才能。

③吴作人在接受了西方现实主义艺术思潮的熏陶之后，很自然地形成尊重自然、以造化为师的艺术信念，力图以加强写实来克服艺术语言日益空泛、概念的厄运。因此，他明确提出：“要到社会中去认识社会，在自然中找自然。是自然之微奥、伟大，纷杂于万象之中而隐没，藉艺人之心再映，方显其美和其力。”

④吴作人首先认为大自然是“微奥、伟大”的，其中存在着“美与力”，这是一切艺术创造的源泉。画家要“创造万象”，必须先“深知造化”“师自然”。自然如同艺术的母亲，只有直接吸吮母亲乳汁才是最富营养的。所以，吴先生后来又比喻说：艺术家“应该做大自然的‘儿子’，但不是做自然的‘孙子’，不但不要做自然的‘孙子’，也不要做人家艺术的‘儿子’。”

⑤吴作人认为，一部极好的录像带，经过几次拷贝，色彩退化，影像失真，距原版已经十万八千里，如果以这样的基础再来“创造”，能有什么出息呢？其作品之低下蹩脚就可想而知了。只有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之源中去汲取营养、获得灵感，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和克服摹仿因袭、一代不如一代的衰落退化局面。

⑥吴作人诚恳地以自然为师，又坚决反对作自然的奴隶，总是充满活力地进行艺术创造，有所取舍、夸张、变形、变调、加工、提炼。熊猫形象的创造，就是吴作人师造化夺天工艺术观念的具体体现。

⑦为了表现一种稚拙的情趣，吴先生大胆舍去那带着血丝的小红眼睛的真实刻画，把熊猫概括为黑白分明的色块组合。充分体现着形式美的构成原则，体现着书法艺术的情趣。这样，从生活到艺术，经历了一次质的飞跃。吴先生笔下的熊猫形象，是其创造的一种表现憨厚可爱、稚拙纯朴之美的典型。

⑧为了再创造，为了夺天工，吴先生把中国画关于立意和意境的观念，融入自己艺术创造体系。他说：“中国画主立意，‘贵乎思’，重‘气韵’，讲究‘意在笔先’，说明画家之‘心’，之‘意’、之‘思’、之‘气’，常常成为是否能‘夺天工’的关键因素。通过这些画，你可以听到隐于画后的画家的心曲，感到溢于画外的画家的激情，也可以体会到画家们在艺术劳动中的甘苦。”

⑨吴作人先生师造化、夺天工，力图融诗书画于一体，追求自然美、形式美、意境美、气质美。在现实主义艺术体系内最大限度的发挥艺术家主体的创造意识，把写实与写意、再现与表现结合起来，从而融合了东方与西方的审美情趣，融合了现代与传统艺术的追求。在具象艺术语系抒发得淋漓尽致，出类拔萃。

⑩早在40年代，吴先生就曾预言：“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正是中国新艺术面目孕育的时代，正是在作风与内容上谋新出路的时代，正是要尽量吸收外来影响来创造自己，而这种接受外来影响建立新生命新形式的观念，因敦煌古壁画的启示而更确信。”

⑪自从那时以后，半个世纪过去了，吴作人先生当年“不断在找，不断吸收，不断在试验”的“新的面目”终于逐渐显现了。这种融汇东西古今而创造的新面目，逐渐为现代的中国接受、欣赏，也已经为西方人士所认可和赞扬。

(选编自《江南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