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和“爱”构筑的理想王国

——读《边城》

沈从文先生的名作《边城》叙述了一个情节简单的故事：一个山水如画的古渡头，有一户独处的人家，住着摆渡的老船工和外孙女。老船工年逾古稀，小孙女翠翠情窦初开。船总顺顺的两个儿子都那么好，那么俊，都爱上了翠翠。大老托人说媒，老船工满心欢喜，可翠翠不高兴，翠翠对二老动了情。大老下船跌进了激流，二老也出走了，老船工在误会中大病一场，在风雨之夜归天了，只留下翠翠守在山水如画的古渡头。

故事结束了，山依然青，水依然绿，人依然那么美。如果要用两个字来概括《边城》，那就是：“美”和“爱”。

边城中无处不美，山美、水美、人美。“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大河……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是大片石头所为。静静的河水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都可计数。”作者用简简单单的文字把我们带入了一个美丽的桃源。在这样美的环境中孕育出来的人自然更美。“翠翠在风日里成长着，皮肤黑黑的，触目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如水晶，自然抚养着她，教育着她。”翠翠天真善良，淳朴活泼，具有大自然赋予的活力。在读者面前，她是这样一个生动透明的“美”的形象，“美”的化身。忠厚善良的老祖父，五十年如一日撑船摆渡，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端阳龙舟，令人神往，他却忠于职守，寂寞地守着渡船。过渡的人感激老人的热诚尽责，馈赠他，他却“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他从不思索自己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静静地忠实地在那里活下去”。正是在平凡的生活中，老船工显现出与众不同的“美”。边城中的人都那么美，慷慨好义的顺顺、热诚质朴的杨马兵……

正由于这些具有美好的心性的人们，才形成了边城淳厚的民风，安静和平的空气。

可是沈从文说：“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花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边城》中的“美”是集中通过“爱”来表现的。两性之爱、兄弟之爱、亲子之爱、朋友之爱。

《边城》本来就是讲述翠翠的爱情，傩送放弃了碾坊，“意思还在渡船”。翠翠在傩送走后，静静地等待，“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他们的爱是纯洁无瑕、忠贞不渝的。天保、傩送兄弟情深，天保宁愿牺牲自己成全弟弟，傩送愿意代哥哥对歌。虽是爱情的竞争对手，却也襟怀磊落。顺顺对儿子的爱和赞赏也溢于言表，顺顺本是泅水的好手，待得傩送能氽水捉鸭子时，这做爸爸的便解嘲似的说：“好，这种事有你们来作，我不必再下水和你们争显本领了。”老船工对翠翠的关心自然是无微不至的；老船工死后，杨马兵主动来照顾翠翠：以及老祖父与过河客、卖肉的争执谦让，都显示了边城人以诚相待、相互友爱的美好情怀。

《边城》隽永的文字弥漫着边地山村的浓郁气息。在三十年代那喧嚣的都市阁楼上，沈从文无限深情地为我们展示出一幅原始自然的风俗画，画中是一个海市蜃楼般飘渺美丽的桃源，那是沈从文的梦中世界、理想王国。

新诗的“变”与“常”

吕进

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几千年的中国古典诗歌到了现代发生了巨变，所以，“变”是新诗的根本。对新诗的“新”的误读，造成了新诗百年发展道路的曲折，造成了在新文学中充当先锋和旗帜的新诗至今还处在现代文学的边缘，还在大多数国人的艺术鉴赏视野之外。在一些理论者那里，新诗似乎是一种没有根基，不拘形式，随意涂鸦、自由放任的艺术。

其实，“变”中还有一个“常”的问题。“变”就是“常”，而且是一种永恒的“常”。中国新诗的繁荣程度取决于它对新的时代精神和审美精神的适应程度，新诗的“变”又和中国诗歌的“常”联系在一起。诗既然是诗，就有它的一些“常态”的美学元素。无论怎么变，这些“常”总是存在的，它是新诗之为诗的资格证书。重新认领这些“常”，是当下断诗拯衰起弊的前提。

中国诗歌的“常”来源于又外在于古典诗歌，活跃于又隐形于现代诗歌当中。也就是说，“常”不是诗体，不是古典诗歌本身，“常”是诗歌精神，是审美精神。

在诗歌精神上，中国诗歌从来崇尚家国为上。气不可御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虽然他们的艺术个性相距甚远，但是他们的诗词总是以家国为本位的。他们对个人命运的咏叹和同情，常常是和对家国的兴衰的关注联系在一起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是古诗发展的一个规律。在创作过程中，诗人必然寻求审美静观，他走出世界以观照世界，走出人生以观照人生。没有“走出”，没有审美距离，就没有诗美体验，也就没有诗。但这是创作状态。玩世玩诗，个人哀愁之作在中国不被看重，中国诗歌的评价标准从来讲究“有第一等襟抱，才有第一等真诗”，以匡时济世，同情草根的诗人为大手笔。这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常”。

新诗可以不都写现代格律诗。但是，中国古典诗歌是格律诗传统，而格律诗的要义就是诗对形式和音乐性的寻求。注重听觉，注重吟诵，因而注重格律，这是中国古诗的“常”。用心从诗质上去捕捉诗情的音乐性，用耳从诗形上去捕捉诗的音乐性，这是中国诗歌为读者造就的审美习惯和审美标准。许多新诗人对此有所感悟。徐志摩在《翡冷翠的一夜》的创作中加强了音乐性，闻一多说，这是徐诗“一个绝大的进步”。从“情感泛滥”到“情感羁勒”，说明徐志摩的形式感和音乐感的加强。没有形式感和音乐感的人绝对称不上是诗人。

中国诗歌在传播上也有“常”。在诗歌创作寻言的时候，总是尽量用最浅显的语言来构成诗的言说方式。“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诸如此类的诗章在我们民族中流传千年，和言说方式非常有关。重建写诗的难度，重建读诗的易度，这是新诗必须注意的我们民族诗歌之“常”。

新诗，断其形式需是诗。新诗在“变”中就有时时回望“故乡”的必要。在“变”中继承“常”是非常重要的。

（选自《人民日报》，有改动）

唐诗的自然精神

唐诗有诸多丰富的精神特色，其中自然精神对唐诗的浸润十分深刻，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自然精神塑造了唐诗令后世无限企慕的艺术境界。

自然精神发端于先秦道家自然哲学，老子说“道法自然”，“道”是世界的根本，“道”就是“自然”，它就是它自己的样子，独立而不改。然而人生和社会常常是背离“道”，背离“自然”的，人应该超脱这种“背离”，去体会恒常不变的本然之道。被后人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他的诗歌有浓厚的自然之趣，《饮酒》中的“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写黄昏中归巢的飞鸟，正是一幅万物归于本然的画卷。陶渊明用他的方式，展开了诗歌自然之美的隽永画卷，而这幅画卷，正是在唐代呈现出了丰富而灿烂的内容。

唐代超一流的诗人中，王维和李白的诗歌都深受自然精神的影响。自然精神对王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山水诗方面。贯穿其中的山水审美精神，不以描摹山水之形态为旨归，而是要通过俯仰山水去体会自然之道。

中国的山水诗追求“静”的境界，这个静是哲学上的静，是内心安静澄明的状态，王维的山水诗是展现“静”的绝佳典范。王维刻画山水，广阔浩渺而辽远，进入一种超脱现实功利的辽远境界，是一种精神之“远”。王维被称为“诗佛”，他的山水诗对“静”与“远”的刻画，萦绕着深邃的“空”趣。例如《新晴野望》，描绘一场雨水后天清地朗开阔澄澈的原野，其中“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两句，写河水映照阳光，远方青翠的山峰因空气清澈而呈现在诗人的眼前，爽朗明澈的诗境，又是精神宁静澄明的写照。其《汉江临泛》“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写江水浩渺，天水相接相融，远山似有若无，这是山水之远，更是精神之远。《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诗中幽远的山林是充满深邃“空”趣的至静之境。这是唐诗艺术最深刻的地方，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理解唐诗的自然精神，提到的第二位大诗人是李白，李白更是自然精神塑造的诗人，今天的我们要理解他，要抓住他的两个鲜明的精神特质，即大鹏精神和赤子之心。

大鹏精神，这个“大鹏”就是《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鹏。李白一生皆以大鹏自比，他说自己“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李白的豪迈奔放，就是大鹏扶摇高举的境界。然而同时也要看到，李白和庄子是有所不同的。庄子所说的逍遥远游之境，和人世是有对立的，超脱流俗的同时，也有背离常情的怪诞，自己的妻子去世不仅不悲痛反而鼓盆而歌，这和常人表达感情的方式很不一样。李白不是这样，他天才豪放，但身上毫无怪诞之处，他的悲欢喜怒同于常人，却又比常人表达得更浓烈，更为本然。这种本然的表达，使李白的诗歌经常呈现出天真如赤子的境界。他的《长干行》，刻画一位女子与丈夫两小无猜，笔触极为纯净天真，“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

王维和李白的诗歌正是在自然精神的浸润下，呈现出许多难以言传的艺术神妙。宋代以下，随着思想文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唐诗所赖以形成的包括自然精神在内的许多精神氛围都发生了改变。这些都增加了理解唐诗的难度。理解唐诗应深入其精神文化背景，对唐诗的自然精神，对唐诗神妙的艺术之美，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不断去品味和思考。

（选自2018年10月9日《光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