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石头宫殿

宋词

回望我坐落在黄河口平原上的故乡，首先映入脑海的就是那两间石头小屋。

那个当年温馨的小院子而今已荒凉；那排当年高大的土坯房而今已破败；那高高的房台，如今已被更高的路基覆盖；那婉蜒曲折的黄泥小路，现在已是柏油罩面，小车飞驰。

当然，院子东南角上，那两间石头垒就的小屋、这大平原上的奇怪建筑，也早已没了影踪。如今，那里是一片菜园子，枝叶茂盛，花木葱茏。

父亲对此毫无伤感，他曾慨然道:“本来就是牛棚嘛!”

当然，老牛也早已不在。父亲视之如命的老牛，与时光一起走入了记忆深处。

而那些石头，后来也送给村里的邻居们盖房用了。那是整整一卡车石头，当时花了父亲多年的积蓄。说起来惭愧，这本来还是预备给我娶媳妇的。在农村，家有男孩必要早做准备，置办下新房才有姑娘肯嫁。而在我们这大平原上，石头做基础的瓦房要比土坯房的档次高许多。所以，石头，就成了重要的资产储备。可是，新房一时半会儿盖不了，石头一直堆着也碍观瞻。后来又有算命先生说，石头太重，会压下孩子的前程。那时我正在读高中，这让母亲分外担心。父亲一辈子坚持马列不信鬼神，但在这个问题上也不禁动摇了。他说:“要不就垒个牛棚得了，也让牛享受享受。”

父亲心里，除了我就是牛。

父亲属牛，与共和国同龄，也像牛一样执拗刚烈不通融。而我属羊，我出生的时候，祖国这艘大船正在转舵。我的童年“是在蜜罐里长大的”，有了拖拉机，也有了白面馒头。而父亲那时候，牛是家里最主要的劳动力。父亲把牛伺候得舒舒服服的，农忙早晨喂麦糠，夏天晚上打蚊烟。让牛住个石头宫殿，在父亲心里不算啥。

说干就干，当时父亲不到四十岁，正是黄河口汉子最精壮的时候。他抱起一块又一块椅子大小的石头，把它们垒成石头墙，垒成石头房子。路过的乡亲们看到刚刚卸任的生产队长的惊人之举，都不禁停住了脚步。

父亲从十三岁务农，十六岁就干生产队长。那时候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父亲就和他的队员们一铁锨一抬筐地改天换地，深入黄河三角洲的腹地，在蒿草没人的百里荒原修水利、开荒田。领导看中了他的实在肯干，问他“吃公家饭咋样?”父亲闷着头吭哧半天，回说还是想回村里。“你不是说在哪里都是干革命嘛"!

领导被问住了，只好随他。

生产队改村委会了，父亲又回头继续当农民。他牵着心爱的黄牛，一垄一垄地流下辛勤的汗水，换来孩子们的衣食。孩子们的嬉笑打闹，他从不过问。“树大自直”，他说。收罢了秋，他也会把我扛到脖子上去看马戏。我一直记得那年的马戏，狗熊、魔术、杂技、奔驰的骏马，那是多么美妙的世界呀!忘记了是整整一上午还是一下午，我始终在攒动的人头上空看着。

父亲的石头宫殿落成的时候，很多人都跑来参观。逢到赶集，邻村人也都停下车子，指指点点。后来，它几乎成为了一个标志。人们说起来的时候，都说“在石头屋哪里哪里”。毕竟，这里是大平原嘛，方圆千里无山无石。

老牛住得倒很坦然。干活归来，它便急切地奔进石屋歇乏。我放牛回来，缰绳随意搭在牛背上，它也能穿过村街，经过院子，直接走进石屋里去。牛在这里生儿育女，步入晚年。我接父亲离开的时候，牛已经很老了。牙口也像父亲一样已经不行了。父亲把它送给了邻村的老光棍。那天是我陪他去的，父亲又给牛顺一遍身上的毛，嘴里哪哝着:“我属牛，你妈身体不好，这辈子也多亏了牛。”不知道是说给我听还是给牛听。我们走出院子的时候，我看见牛眼里滚出了花生仁大小的泪珠。父亲走在前面，用手擦着眼睛。

父亲没有收老光棍的钱。我们选择给他，是觉得他无亲无伴，也许会给老牛一个善终。

石屋拆除的时候，我正在忙着装修城里的楼房，好把父亲接出来。石屋拆了，院子卖了，他最后的脐带断了，父亲成了一个普通的进城老人，开始变得多话，絮叨，惶恐，木讷，魂不守舍，现在越来越像一段呆木头。

在不合时宜的年代，父亲却曾发出过耀眼的光亮,像暗夜里的一道闪电，虽然在转瞬之间就消逝了。就如同那菜地上曾经耸立过的石头宫殿，仍然留存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当然，也仅仅是在记忆里。

诗歌传统中，和谐世界是诗人们从来最求的境界，人与人的和谐，人与人的自然和谐，成为诗歌创作中重要的题材，同时，又是诗歌美学中的重要的理论支柱。

在我们中华文化的思想宝库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重要的精神财富。也是诗人从事诗歌创作重要的理论源头。道家创始人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源，万物具体形态的原始物质是“气”，万物都是禀赋了，“道”而成了自然本性“德”,又禀赋了“气”而成了形态好形体之“形”。《老子·二十五章》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以自然为法的精神影响了历史的中国诗人,而庄子在《庄子·齐物论》中所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则在许多优秀诗人的笔下,成为他们表现人生和世界最高的境界追求:“天人合一”“物我两忘”。

这种境界的追求和创作实践,在中华优秀的诗歌长河中,形成了山水诗、边塞诗和田园诗的流派和传统,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大量的脸炙人口的诗篇.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李白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范成大的“信步随芳草,逸涂问小童”、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这些代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诗歌佳句,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基因,渗入每个中国人的血液,变成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人文理想和生命追求。

这种创作实绩经过历代诗歌理论家和美学家的总结和提炼,形成了中国诗歌传统的重要理论主流.唐代王昌龄首提“意境”一词,并称“理入景体”“景物兼意入兴”;宋代范希文提出“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明代谢榛提出“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到了晚清王国维则在《人间词话》中完成了意境之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有高格,自有名句”“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也”“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这些为我们熟知又为许多人淡忘的学说,构成了中国传统诗歌理论重要的内核：意境说.这种美学理想,表现的是意与境,情与景,神与形,交相融洽,高度统一,达到神形兼备的境界,而其反应和表现的人类理想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人与世界和谐共处的境界.

作为中华诗歌传统中最重要的财富,当代中国诗人十分重视在创作中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创造出更美更加富于艺术魅力的诗篇,当代著名的青海诗人昌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范例.昌耀创作的大量诗篇,表现了青藏高原神奇的高山大川和人文精神,展示了高原大自然的天地精神和在这种精神熏陶下的人性魅力.昌耀在《答记者张晓颖问》一文中写道：“青海的大自然,青海壮美的山河.也给我的诗注入了一种阳刚之气,这对我的诗的风格的形成,都是至关重要的.”青藏高原养育了昌耀这位诗人，诗人昌耀又用笔创造了一座新的高原。

风雨百合花——怀念茹志鹃

1958年，茹志鹃写成了短篇小说《百合花》，作品先后寄出去两次，都被退了回来，最后终于在《延河》上发表了。就在小说发表三个月之后，茅盾向读者推荐了它，这一—给她以起死回生的力量。

菇志鹃因《百合花》而成名，在荣誉面前，她考虑的是更艰苦的攀登。她以茅盾的鼓励为动力，在创作领地里开始了更加辛勤的耕耘。茅盾文章发表的第二年，是她创作丰收的一年。

六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风云变幻，文艺界的风浪也一阵紧似一阵。对茹志鹃作品评价的分歧愈来愈大，否定意见在逐步升级，甚至要求她放弃自己的风格，去攀登重大题材的高峰，去描写“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在众说纷纭面前，她有点拿不准，感到无所措。1960至1961两年，茹志鹃已离开编辑岗位，从事专业创作，却只写了四篇小说《三走严庄》《同志之间》《阿舒》《第二步》。

1963—1964年，文艺界更加充满火药味，束缚乃至扼杀文学创作的清规戒律越来越多。许多长于写重大题材的作家都遭到了批判，何况茹志鹃？“在这风风雨雨之中，我惶惶然，茫茫然了，不知怎么奋斗才好了。”她陷入了极度痛苦之中。两年间，只写了《月芽儿初上》和《回头卒》。《回头卒》是她“文化大革命”前写的最后一篇小说，写得艰苦极了。一篇作品不是发自作家心灵深处，还有什么生命力呢？1964年以后，她除写小量散文外，就近乎搁笔了。这对于一个风华正茂的作家来说，是多么痛心疾首的事啊。“我内心是着急的、焦虑的，但是无计可施。因为当时形势要求的，正是我所不能的。我不会处理尖锐的矛盾冲突，不善于写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也极少写过反面人物，等等。我愿意克服这些弱点，来适应政治形势的需要（当时是称作时代的要求），可是秉性是难移的。”

实际上茹志鹃创作上的荒芜，早在“文化大革命”前三年就已经开始了。在动乱的年代，像她这样以写“儿女情”“家务事”著称的女作家当然不能幸免，她被戴上“文艺黑线的尖子”“文艺黑线的金字招牌”等帽子，遭到了无情的批判。

乌云散去，晴空朗朗，茹志鹃终于迎来了百花争妍的春天。她从上海人民出版社调到《上海文学》，任编委，同年被选为上海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9年出席全国第四次文代会，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创作上空白，生活却在延续，感情也是延续的。”一个在艺术海洋里顽强探求的人，是不会徒劳的。菇志鹃的追求，果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获得了丰收的硕果。

茹志鹃作品中的鞭挞，有其深度和力度，在同类作品中也是高出一筹的。从中，我们看到了她的心在流血，眼中充满了泪水。作家的鞭挞依然是属于她自己的。她说：“我不知不觉地在作品里也使用起批判这一武器。……我发现，歌颂固然需要洋溢的热情，而鞭挞需要的热忱则十倍于歌颂。而且这种热忱，不是洋溢的、轻松的，它灼灼于内，到了使人心痛的程度，然后才流于笔端。”

从歌颂到鞭挞，这一变化说明，一个作家的思想观点、观察社会的方式和角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适应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在某一个历史阶段、某一个人生的里程中，不能为人们所强求。

菇志鹃“文化大革命”后的作品，在艺术手法上除保留原来的精粹之外，也进行了一些可贵的尝试，收到了可喜的效果。

茅盾在逝世前几年，虽然已剩下不多的力气，却仍然关心茹志鹃的创作，以其微弱的余光读了她的许多近作，称茹志鹃为由“百合花”般的清新、俊逸演变为“耐咀嚼，有回味的静夜萧声"。

茹志鹃沿着前辈作家为她指明的路，走过了荆棘丛生的沟沟壑壑，又带着无限的思念之情，走向新的生活。

（摘编自孙瑞珍《茹志鹃》）

相关链接：

①我总感到，茹志鹃身上有一股正气，不骄不娇，无私真诚，对上从不媚颜，对下从不施压，她表里如一，严于律己，宽厚待人。

（选自彭新琪《风雨百合花——怀念茹志鹃》）

②进入新时期以后，茹志鹃的视野变得更宽广而深邃，作品“从微笑到沉思”，温存中透出辛辣，热情里蕴含冷峻，创作风格有所发展。

（选自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