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失的钥匙

宝马风驰电掣，驶向福利院。

父亲中风偏瘫，病愈后走路得拄拐，为了减轻儿女负担，父亲主动提出到福利院。

儿子停下车，一手提着车钥匙，一手推开了福利院的大门。

父亲早就笑眯眯地候在门口了，密密匝匝的皱纹笑得拥挤不堪。儿子一手搀扶着父亲，一手在接电话。

父亲在儿子的搀扶下，慢悠悠地走着。拐杖拄在地板上，发出的“笃笃”声，格外清脆响亮，就像父亲此时的心情。

进了父亲居住的小屋，儿子终于打完了电话。他长长地喘口气说，爸爸，您看，我太忙了，公司里事情多，抽不开身，都半年没来看您了。

父亲始终微笑着，目不转睛地看着儿子，仿佛永远看不够。父亲说，不怪你，你忙，我能理解。

冬日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暖暖的。父亲还是打开了空调。他对儿子说，你在空调屋里待惯了，别冻感冒了。

父子俩坐着聊天。父亲询问儿子的生意，儿媳的工作，孙儿的学业，还有家里那只猫。

片刻，儿子感觉热，便将衣服脱下。父亲赶紧颤巍巍地接过，蹒跚着走到衣架前，仔细地替儿子挂好。那是一件名贵的皮衣。父亲拍拍，扯扯，再拍拍，连一点点皱褶都不放过。

爸爸，别管那衣服，过几天，我让洗衣店打理就是了。儿子说。

父亲说，记得吗，你妈妈去得早，小时候你们的衣服都是爸爸亲自熨烫。那次，边烧饭边熨衣服，忙忘了，将你那件蓝色上衣烫坏了。你那个伤心呀，号啕大哭，满地打滚。我就安慰说，马上去给你买件新的。你立即破涕为笑，一骨碌爬起来，眼泪也没擦，拉着我就上街。你弟弟妹妹却不干了，个个哭号着要新衣服，我只好给你们每人买一件。我怎么不记得？儿子打断父亲的话说，那些年，爸爸从来舍不得给自己买新衣服，还总穿补丁衣服呢。

父亲笑了，说，那个年代讲求艰苦朴素，补丁算什么？记得你妹妹……

儿子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了父亲的回忆。儿子一边摆手示意父亲别作声，一边走出屋外接电话。

儿子那个电话打得无比漫长。父亲望着儿子的背影，边听着他打电话，边继续为儿子打理衣服。

儿子打完电话，着急地说，爸爸，不好意思，公司有事，我得走了。等忙过了这阵子，我一定来看您！

没等父亲说话，儿子已急匆匆走到门口。

父亲眼巴巴地望着儿子的背影。

片刻，儿子又急匆匆地跑回来说，爸爸，我钥匙不见了！

什么钥匙？父亲问。

车钥匙。快帮我找找吧。我刚才进来时仿佛还在手上，后来不知放哪里了。

不着急，好好找一下！父亲弯腰看看凳子底下，看看床底下，都没有。

儿子焦急地对父亲说，只好让司机先给我送备用钥匙。

父亲说，多久才能来？

至少一个小时。儿子闷闷不乐。

父亲高兴地说，那进屋吧，咱俩再聊会儿。

聊什么呀？您不知道，就刚才那单生意，我不能按时赶回去，将损失几百万！儿子满脸懊恼。

有那么严重吗？父亲吃惊地张大嘴巴。

怎么没有？爸爸，现在生意不好做，竞争激烈。本来，我今天是顺道来看您，只准备留半个小时，跟人家签合同的时间都约好了，谁知道车钥匙不见了。

那——要不我们再找找。

去哪里找啊？都找遍了！

我再去找找看！父亲拄着拐去了花园。片刻，父亲在楼下兴奋地喊道，儿子，找到了，在这里呢。准是你刚才一边打电话，一边揣钥匙，不小心揣掉了。幸亏找到了！父亲举着那车钥匙对儿子说。

儿子接过车钥匙，狐疑地看看父亲，终于笑了。

儿子对父亲说，爸爸，我走了，找时间再来看您！

父亲无言，朝儿子挥挥手，眼里噙满泪水。

儿子默默走出门，在门外打了个电话。电话里，儿子平静地拒绝了那个到手的合同。片刻，儿子又回来了，他对父亲说，爸爸，那合同改期了，明天签。今天我就不走了，留下来陪您聊天。

父亲悲喜交加，哽咽地说，真的？顿了顿，又说，你还是走吧，别耽误了生意。爸爸只是半年没见，想你了，刚才……

别说了，我知道。走吧，您看太阳多好，我们去院子里散步。儿子小心地搀扶着父亲，漫步在冬日的暖阳里。

父亲的笑容绽放着，如冬日的腊梅般芳香。

第二天清晨，儿子临别拉着父亲的手，笑着说，爸爸，以后我每周都会来看您，那样，我的车钥匙就不会再丢了！

父亲搔搔后脑勺，红着脸，孩子似的笑了。

诗歌传统中，和谐世界是诗人们从来最求的境界，人与人的和谐，人与人的自然和谐，成为诗歌创作中重要的题材，同时，又是诗歌美学中的重要的理论支柱。

在我们中华文化的思想宝库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重要的精神财富。也是诗人从事诗歌创作重要的理论源头。道家创始人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源，万物具体形态的原始物质是“气”，万物都是禀赋了，“道”而成了自然本性“德”,又禀赋了“气”而成了形态好形体之“形”。《老子·二十五章》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以自然为法的精神影响了历史的中国诗人,而庄子在《庄子·齐物论》中所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则在许多优秀诗人的笔下,成为他们表现人生和世界最高的境界追求:“天人合一”“物我两忘”。

这种境界的追求和创作实践,在中华优秀的诗歌长河中,形成了山水诗、边塞诗和田园诗的流派和传统,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大量的脸炙人口的诗篇.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李白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范成大的“信步随芳草,逸涂问小童”、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这些代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诗歌佳句,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基因,渗入每个中国人的血液,变成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人文理想和生命追求。

这种创作实绩经过历代诗歌理论家和美学家的总结和提炼,形成了中国诗歌传统的重要理论主流.唐代王昌龄首提“意境”一词,并称“理入景体”“景物兼意入兴”;宋代范希文提出“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明代谢榛提出“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到了晚清王国维则在《人间词话》中完成了意境之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有高格,自有名句”“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也”“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这些为我们熟知又为许多人淡忘的学说,构成了中国传统诗歌理论重要的内核：意境说.这种美学理想,表现的是意与境,情与景,神与形,交相融洽,高度统一,达到神形兼备的境界,而其反应和表现的人类理想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人与世界和谐共处的境界.

作为中华诗歌传统中最重要的财富,当代中国诗人十分重视在创作中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创造出更美更加富于艺术魅力的诗篇,当代著名的青海诗人昌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范例.昌耀创作的大量诗篇,表现了青藏高原神奇的高山大川和人文精神,展示了高原大自然的天地精神和在这种精神熏陶下的人性魅力.昌耀在《答记者张晓颖问》一文中写道：“青海的大自然,青海壮美的山河.也给我的诗注入了一种阳刚之气,这对我的诗的风格的形成,都是至关重要的.”青藏高原养育了昌耀这位诗人，诗人昌耀又用笔创造了一座新的高原。

中国文化一个最首要的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性情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人和中华民族在性情和情感方面是最发达的。性情是属于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之间的,而情感是属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当然有时我们并不严格区分两者。

性情乃是由心而发,由“心性”而生。这种性情是独立的、自我欣赏的、悠闲自得的，然后外化为各种自然的事物上,使这种性情显得更加精微、更加深刻。例如,只有中国人才有“梅兰竹菊”这样精致高雅的性情的外化物,梅之凌霜傲骨、兰之清逸雅致、竹之高风亮节、菊之淡泊不拘,无不对应着中国人独立的性情人格。中国的诗是抒情的,中国的画是写意的,中国的琴是直达心灵的。梅兰竹菊自有其精神,琴棋书画自有其性情。中国人的饮食也是最丰富和最讲究的,中国人讲究色、香、味、形的完美统一。中国人饮茶叫“品茗”,而西方人却是“喝茶”。只有带着性情才能是“品”,而满足生理就只能叫“喝”了。中国的陶瓷之所以精美,是因为它和制作者的情感是一一对应的,是带着性情、带着神韵的。中国之所以有精致的刺绣,也是因为其中蕴涵有中国人精致的情感。中国的景观、建筑、亭园,无不对应着中国人精微雅致的性情和情感。中国人的审美观是性情化的:当一个事物和一个人的性情、心性和心灵相通的时候,便产生了中国式的美，也只有这时才产生中国式的美。

如果我们把中国文化的这种“性情化”放到世界文化中去比对,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就世界文化而言,可以分别以西方、印度、中国为标志,基本上划分为三大类型,它们反映的文化特性分别是“物性”、“神性”和“人性”。

西方文化将“物性”表现得非常极致,他们的物质文化可以非常发达,而物质文化的手段——科技,也相应的可以非常发达。西方设计的许多制度特征也是“物性”的,尽量排除人的情感因素。西方所说的“自由”是指人身及其行为的自由,而中国人的自由更多是“心性”的自由。西方文化的“物性”更多的是满足人的生理上的需求。

印度文化则将“神性”表现到了极致。这里的神性指的是人的“精神”上的最高程度。佛教就是在印度诞生的。但西方也有宗教如基督教,为什么我们只把印度文化称为“神性”的呢?因为只有佛教才要求将人的精神提高到最高的境界,要求人抛弃世间的一切俗念,那就真的是“纯精神”的了。印度文化的“神性”满足人的精神和信仰上的需求。

中国文化则将“人性”表现到了极致。我们经常说“人性化”,其实真正的人性化就是人的心情和情感达到最愉悦的状态。中国文化的“人性”是性情化的,它从根本上满足了人的心理上的需求。而且,中国人似乎也最追求这种情感和心理上的需求。这种情感和心理需求是和生活紧密相连的,同时又高于生活，但没有到达印度神性文化中超脱世俗的、纯精神的层面。

(选自《人民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