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一所学校、一位老师、一间教室，这是传统教育；一张网、一个移动终端，几百万学生，学校任你挑、老师由你选，这就是“互联网＋教育”；微课、慕课、翻转课堂、手机课堂，这就是“互联网＋教育”的结果。

去年从西北一所知名大学毕业的王航，现在在甘肃省天水市武山县某乡镇中学担任语文教师。

在学校一些中老年教师眼中，年轻、有活力的王航是见多识广的，在大城市接触到的新鲜教学方式也是较多的。

然而，当这位年轻的教师被问及是否接触过微课、慕课以及翻转课堂时，他摇着头表示，“只是听说过”。

“对学校老师来说，互联网的最大用处就是下载课件。”王航解释说，所谓的下载课件，就是去网上寻找相关科目的课件，下载后适当做一些修改，上课的时候拿来用。

“这可能是互联网跟教育联系最紧密的地方了吧。”王航笑着说。

记者从王航所在的学校了解到，该校严禁学生携带手机进校园，如果学校发现有学生携带手机，会当场没收，并通知家长带学生回家反省，有些家长甚至会当着老师的面把孩子的手机摔碎。

“所以，像微课、慕课这样的教学方式，对我们来说，目前还仅仅停留在听说过的层面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具体推行。”王航说，“我倒是希望那一天早点到来，毕竟孩子们需要了解外面的世界，需要接触到优质的教育资源。”

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还发现，不单是西北偏远学校跟不上互联网时代的潮流，中东部地区基层的学校情况也不容乐观。很多学校即使具备了利用网络开展教学活动的客观条件，但由于种种原因，一些设施设备仅仅被当作摆设，没有真正利用起来。

河北省邢台县某中学教师李琼告诉记者，她所在的学校，多个教室里的多媒体设备用得久了开始出现质量问题，投影到白板上的字，讲台下的学生很难看清楚。“用于投影的白板，不得不用来写板书。”

“由于是寄宿制学校，又不准学生带手机，电脑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学生通过互联网接触外面世界的渠道受到很大的限制。”李琼认为，相对于大城市能随时接触到互联网的学生而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自己的学生已经被甩开了一大截。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教育差距在这个互联网时代被拉得更大了。”李琼说，“不能让寒门出贵子变得越来越难。”

在李琼看来，“互联网＋教育”真正推广到基层，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像慕课、翻转课堂这样的教学模式，在基层教育中推广还面临着诸多的困难，比如教学设备的问题、教师的观念问题以及学生接受能力的问题等。”

(摘自 2015年5月4日《中国教育报》)

材料二：

“互联网＋”会给教育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互联网＋”打破了权威对知识的垄断，让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人人能够创造知识，人人能够共享知识，人人也都能够获取和使用知识。在开放的大背景下，全球性的知识库正在加速形成，优质教育资源正得到极大程度的充实和丰富，这些资源通过互联网连接在一起，使得人们随时、随事、随地都可以获取他们想要的学习资源。知识获取的效率大幅提高，获取成本大幅降低，这也为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传统的教育生态中，教师、教材是知识的权威来源，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教师因其拥有知识量的优势而获得课堂控制权。可在“校校通、班班通、人人通”的“互联网＋”时代，学生获取知识已变得非常快捷，师生间知识量的天平并不必然偏向教师。此时，教师必须调整自身定位，让自己和学生成为学习的伙伴和引导者。另外，社会教育机构的灵活性正对学校教育机构发起强有力的冲击。育人单位和用人单位也不再分工明确，而是逐渐组成教育共同体，共同促进教育协同进步。

从实质上看，“互联网＋”对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和整合上。一方面，互联网极大地放大了优质教育资源的作用和价值，从传统一个优秀老师只能服务几十个学生扩大到能服务几千个甚至数万个学生。另一方面，互联网联通一切的特性让跨区域、跨行业、跨时间的合作研究成为可能，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低水平的重复，加速了研究水平的提升。在“互联网＋”的冲击下，传统的因地域、时间和师资力量导致的教育鸿沟将逐步被缩小甚至被填平。

(摘自 2015年6月9日《光明日报》)

材料三：

传统的教育中，教师面对面将知识传授给学生，在此过程中，教育工作者会将德、智、体、美的育人工作融入其中，给孩子以美德、艺术等层面的熏陶感染。然而，在互联网时代的教育中，师生之间更多是知识和信息层面的交互，教育的育人功能被弱化。学习者，尤其是低龄学习者，他们还没有足够的道德判断能力，若在没有教育工作者的引导和熏陶下独自面对开放的鱼龙混杂的互联网信息，如何保证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正确的思想方法？“外事问百度，内事也问百度”，如此一来，学习者几乎可以在网络上找到任何他们需要的学习资源。然而，长此以往，凡事一“搜”了事，真的有利于学习者对知识的加工和学习者本身的智力发展吗？长期运用各种互联网设备辅助学习，网络游戏逐渐替代了日常的线下游戏，对学习者身体健康的影响也不言而喻，如何增强体质、强健体魄、培养意志力？“足不出户遍知天下事”的互联网时代，学习者的学习方便快捷，但是他们与学习伙伴日渐疏远，与大自然渐行渐远，真正用多种感官去接触世界的机会越来越少，那么学习者的艺术教育何来灵感呢？

互联网降低了人们学习的门槛，学习的广度大大增加，人们可以涉猎学习自己熟悉的、不熟悉的各领域知识。然而，学习时间、学习内容却严重碎片化，学习者会利用乘坐公交车、课间休息、睡前十分钟等等的零碎时间，学习了解一些零碎知识。学习时间的碎片化会导致学习者养成懒于思考和知识加工的坏习惯，对于唾手可得的大量碎片化知识和信息一目十行而不加以思考；学习内容的碎片化会使得知识与知识之间的关联难以建立，从而使学习者学习到的都是很多零散的点，而难以加工成为有意义的知识网络。如此，学习者的学习深度很难保证。

互联网下的教育与各行各业的知识在不断融合，知识不断更新拓展，知识的复杂度加强，信息以指数式增长，可用的资源虽丰富却也鱼龙混杂。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快速学习大量新知识？如何应对指数式增长的信息？如何选择自己需求的资源？这对传统学习环境下成长学习能力和信息加工与处理能力不足的学习者而言，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摘自 2015年6月9日《光明日报》)

豪迈洒脱蒙文通

经学大师蒙文通，在执教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协合大学期间，有不少故事流传。现代成都的几位文史巨匠各具风采，蒙文通则是其中豪迈洒脱的一员。

关于蒙文通的豪迈洒脱，留给学生印象最深的，是他上课。蒙文通在讲课时，因为学富五车，每每刹不住车；讲到尽兴处，便不管什么下课铃声，照讲不误。往往等到下一节课的老师已经站到教室门口，蒙先生才不得不打住，收拾好几页讲稿。在一阵爽朗的大笑声中，学生们终于可以下课了。

一把仙风道骨的长髯，可以说是蒙先生的标志之一。他的学生隗瀛涛曾这样描述：“先生身材不高，持一根二尺来长的叶子烟杆，满面笑容，从容潇洒地走上讲台，大有学者、长者、尊者三位一体之风。”这一根长烟杆，和长蒙文通一辈的林山腴的水烟袋，是老成都高校的一方风景，为学界所熟知。

蒙文通喜欢听川剧，“杀馆子”，他的酒量也不算小，喝黄酒有两斤的量。他的朋友也并不局限在学术圈，社会上的三教九流他皆有所交往，且对不同的人都一视同仁。在他眼中，商贾小贩，工人农民，和尚道士，只要人对了的，他都会与之海阔天空地摆龙门阵。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这里纵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

1933年，蒙文通经汤用彤推荐，到北京大学讲授魏晋南北朝及隋唐史。未料，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对蒙文通不感兴趣，蒙文通被解聘。这是他执教生涯中第一次被解聘，他还有一次被解聘是在川大，时间是抗战后期。当时某军阀执掌校印，行龌龊之事，将一干学者拒之大学门外，蒙文通却照常为学生上课，他对自己行为的解释霸道得很，他说：“聘不聘我是你学校的事，上不上课是我的事，我是四川人，不能不教四川子弟。”

耿介率直、我行我素是蒙文通性格的又一特征。他常言：“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做学问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学生有不同见解，他总是不回避矛盾，即使朋友之交亦如此。

汤用彤、钱穆、熊十力还有蒙文通，间或还有林宰平和梁漱溟，在1933年的北京，几人有过一段谈学论道的美好交往。熊十力好辩，蒙文通亦口若悬河。其实，熊十力正用新唯识论驳斥其老师欧阳竞无的小说，蒙文通不以为然。二人唇枪舌剑，上下古今，旁征博引，每每由一个问题的争锋转入另一个问题的考辩，仿佛两位旗鼓相当的斗士，你来我往，不遑多让，让钱穆在几十年后仍然记忆犹新。钱穆说：“余时为十力、文通缓冲”，未几，二人“又自佛学转入宋明理学，文通、十力又必争。又惟余为之缓冲”。

然而争论归争论，二人却是相互推崇的。有一次，熊十力有事不能上课，学生们问谁来代替，熊十力答四个字：“蒙文通好。”

（摘自《华西都市报》）

相关链接：

①就其论著的科学性质说，中国思想学术史占的比重最大，包括了先秦两汉的经学及诸子学，晚周、六朝、两宋史学，佛学中的禅学史和新罗学，道家和道教学等。他多年寝馈于宋明理学，历时既久，用力亦深。另外，还在中国古民族史、古地理学、巴蜀地方史、历代社会经济史各个方面，也发表了大批高质量的论文。

（摘自《蒙文通先生的治学与为人》）

②蒙先生30年代在北京大学任教，从不登文学院长胡适之门，后来他被解聘。据钱穆先生说：“文通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有年，而始终未去适之家一次，此亦稀有之事也。”

（摘自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记》）

材料一：

在西方经济学中，古典自由主义对效率的论证单纯而彻底，这是因为它的论证不考虑生产以外的其他因素。古典自由主义效率论证的理论认为，效率主要来自市场的自由竞争，受其代表人物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的支配。它假定人是利己的，在竞争中要追求直接的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古典自由主义者称这为个人经济理性。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就说，财富来源于人们的竞争性劳动。人们之所以不遗余力去追求财富，是因为个人行为的基本动机是追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使自己拥有的资源得到最大化的扩张，所以根本不需要国家或者法律来操心个人的经济事务。只要不约束人们的行为动机和利益追求，那么市场自然就会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每个人肯定会把自己寻求财富和利益的行为发挥到极致，使之尽可能符合经济理性和要求。

不过，古典自由主义对效率的论证有很大的缺陷。因为它只关心效率的生产性和积累性方面，它只考虑到个人的求利行为动机及其经济理性化程度，没有充分的考虑到其他可能影响人们行为的动机因素(如追求社会名誉)或环境因素(如社会政策)。此外，在许多情况下，个人行为的经济理性并不能自然导致整个社会行为的经济合理性。事实可能恰恰相反，如果每一个人都按个人的经济理性从事市场经济活动，它的结果很可能是集体的或整个社会的经济行为的非理性或无理性。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时许多产品卖不出去，以致发生将生产出来的牛奶倒进大海这类事情。事实上，并不是因为整个社会的经济繁荣导致了商品的绝对过剩，而是由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无序导致了市场萧条的结果。这种经济无序状态来自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非理性。所谓的个人的经济理性是以自我目的为核心来推理、论证的。这种个人的经济理性就个人的人生哲学来说可能是合理的，但对整个社会来说却未必合理。可见，古典自由主义对效率的论证没有考虑生产以外的其他的因素，无法提供一种完备而有效的经济效率论证体系。还值得一提的是，古典自由主义不但假定人是自私的，而且也假定自然世界的物质资源是无限可用的。对资源有限性事实的忽略，导致近现代世界经济发展付出了过于高昂的生态环境代价，也是造成现代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节选自《百科知识》）

材料二：

二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图

注：“快速发展”时期处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此时多数国家推行国家干预经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

材料三：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认为在商品经济中，每个人都以追求自己的利益为目的，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即通过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调节，各人为追求自己利益所做的选择，自然而然地会使社会资源获得最优配置。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取代了经济自由主义而占据统治地位。到了70年代，在凯恩斯主义面对“滞胀”局面而束手无策的形势下，世界又纷纷兴起了新自由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不同于斯密经济自由主义之处在于，斯密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实行完全自由放任，新自由主义则一般都主张在国家干预下强调经济自由。

（何盛明《财经大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