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攀上了山顶。黄乏的太阳已站在了一根黄土柱上，随时准备一跃而下，将山川人灵都置于无际的黑暗之中。山顶的风很厉，似乎这仍是一座被围困的营盘，风从四面沟崖齐向山顶冲击，一道道土烟合围上来，营盘萧瑟，隐隐有金戈铁马之音。趁着天色尚明，我们立即架起望远镜，观察四周形胜，拍照，sōu集遗物，绘图，记录。这是一座巨大的城障，城头上攻战、生活设施一应jù全，处处遗迹都透射着当年的威武壮观。我们站在城墙上，寻找继续前行的路。这时，一个场景牢牢地攫住了我。

面前又是一条大沟。夕阳仍然漂在那面沟坡上。一眼望不见边沿的沟坡破碎而陡直。有一块平地，满沟坡只有一块平地。那是一块什么样的平地呵，沟坡向沟底延伸，突然被沟内冲出来的洪水迎面斩断，在面前划出一道深达百米的危崖，山坡上涌下来的洪水则从两面切割下来，各自形成危崖，中间只留下两亩见方的一块平地，岌岌悬于三面陡崖之上，余下的一面如一根细绳拴在山体之上。距平台不远有两棵山椿树，树下有几孔土窑洞，一群鸡，一条大黑狗，几头猪，还有几头大骡子在树下或站或卧。山坡较平缓处，铺展着有耕种痕迹的山坡地。平台上正在打碾庄稼。一头大骡子拉着碌碡在场内不紧不慢地转圈儿，一个人一手牵绳jiāng，一手扬皮鞭，皮鞭并不往下抽，只绕在空中，偶尔鞭梢一抖，啪地一声，那声音就沿着三面沟崖哗啦啦传出去，很远很远，直到听不见任何声响，还觉得有一股声音驰向遥远。那人拉着骡子转在了崖边，阳光依然洒下来，远远看去，人和骡和碌碡好似在空中行走。我的心跳起来，人或骡只要走歪一步……那人高扬起手臂，鞭梢也张扬起来，骡子和碌碡也欢乐了几分。突然，那人唱了起来，细听，那歌无词，也无统一的曲调，只有一种内在的音韵连续在一起。如果说有歌词的话，那只有“咧”一个字。咧——咧——咧——，歌声好似被鞭梢越沟撩过来，抑或是被风断断续续扔过来。满地是无边的黄土壑，昏黄的夕阳浮在黄土上，满地好似涂着秦汉边卒那风干的血。那歌声，似情歌却含雄壮，似悲歌却多悠扬，似颂歌却兼哀怨，似战歌却嫌凄婉……那是一首真正的绝唱，无词，而饱含万有，无调，却调兼古今。

（选自马步升《绝地之音》）

中国文学，是伴随着声音生成而传播的，并通过美妙的声音感染人心。《诗经》中的部分诗，在纳入礼乐制度之前，以唱诵的形式流传着，进入礼乐制度中，则成了乐教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以洪钟雅音呈现出来。“楚辞”本来就是唱诵的，与楚歌关系密切。屈原的《离骚》与祭祖诵诗有关，《九歌》更是对民间祭词的改造，《九章》是行吟泽畔的悲歌，《天问》是愤懑时的呵问。

汉末以来，学人开始有意识地探讨音理，这种对音理探求的标志就是韵书的产生。现知最早是东汉人服虔“始反音”，即懂得了反切，认识到一个音节单位可以分割为声母和韵母两部分，并用两个字相切而成音。三国时的李登，著有《声类》十卷，其书已佚，但唐人记载其“以五声命字，不立诸部”。“不立诸部”，就是不用部首，“五尚命字”就是用唇、舌、齿、牙、喉五声为汉字分类，按发音部位分类汉字，这是就反切上字来讲的。齐梁时期的周颙、沈约等人发现了平、上、去、入“四声”，认识到一个音节有平上去入不同的声调，并有意识地调整文学诵读的古韵和声调，以形成更为抑扬顿挫的效果。于是出现了沈约《四声》、夏侯咏《四声韵略》一类的著作。

历史上伟大的作品往往并世而出，且南北并峙：当苏州吴县的陆德明发愤著《经典释文》，“考名物之同异，显声读之轻重”的同时，河北临漳的陆法言等八人，专心讨论音韵，“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经过陆法言十多年的反复斟酌，终于完成了《切韵》五卷。《切韵》是我国历史上最科学的一部学术著作（曾运乾语）。该书是为了“广文路”和“赏知音”，因为“凡有文藻，即须明声韵”（《切韵序》），使燕赵的“重浊”之音和吴越的“轻浅”之韵相得益彰。其后唐孙缅的《唐韵》、宋陈彭年的《广韵》等，都是在《切韵》的基础上有所增补而成。

六朝以来学者重视“音”读，与文章的诵读有很大关系。《楚辞音》的作者释道骞善读《楚辞》，“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隋志》）。《楚辞音》就是为了诵读《楚辞》。同理，《毛诗音》是为了诵读《毛诗》，《史记音》是为了诵读《史记》。刘勰《文心雕龙》认为，文体就像人体，一篇成功的文体必须有抑扬顿挫的“宫商”，就如同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必须具备“声气”一样。声音可以更好地传递思想，声音的感染力有时可以超越或者提升内容的力量。

在那个追远的写本时代，得一卷书真是不容易，一旦得到，爱不释手，反复吟诵自在情理之中。晋代文学家束哲有《读书赋》，今残缺不全，其中记载耽道先生读书的情景：“垂帷帐以隐几，被纨素而读书，抑扬嘈囋，或疾或徐，优游蕴藉，亦卷亦舒。颂《卷耳》则忠臣喜，咏《蓼莪》则孝子悲，称《硕鼠》则贪民去，唱《白驹》而贤士归。”这种读书，灵魂与声音，都与古圣先贤相融会。读书到了激动处，可以长笑，可以傲啸，可以痛哭，可以吟唱，甚至于手舞足蹈。中古时期韵书的兴盛，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那个时期读书人的状况。

（摘编自伏俊琏《中古音学著述与文学诵读》）

当宋代诗人登上诗坛时，他们仰望唐诗，犹如一座巨大的山峰，宋代诗人可以从中发现无穷的宝藏作为学习的典范。但这座山峰同时也给宋人造成沉重的心理压力，他们必须另辟蹊径，才能走出唐诗的阴影。宋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对唐诗并未亦步亦趋，而是有因有革，从而创造出与唐诗双峰并峙的宋诗。

谚云“极盛之后，难以为继”，宋诗的创新具有很大的难度。以题材为例，唐诗表现社会生活几乎达到了巨细无遗的程度，宋人很难发现未经开发的新领域，于是宋人在唐人开采过的矿井里继续向深处挖掘。宋诗在题材方面仍有成功的开拓，主要是向日常生活倾斜。琐事细物，都成了宋人笔下的诗料。比如苏轼曾咏水车、秧马等农具，黄庭坚多咏茶。有些生活内容唐人也已写过，但宋诗的选材角度趋向平民化，比如宋人的送别诗多写私人交情和自身感受，宋人的山水诗则多咏游人熙攘的金山、西湖。所以宋诗所展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更多的是普通人，而不再是盖世英雄或绝俗高士，这种特征使宋诗具有平易近人的优点。在艺术上，宋诗的任何创新都以唐诗为参照对象。宋人惨淡经营的目的，便是在唐诗美学境界之外另辟新境。宋代许多诗人的风格特征，相对于唐诗而言，都是新生的。比如梅尧臣的平淡，王安石的精致，苏轼的畅达，黄庭坚的瘦硬，陈师道的朴拙，杨万里的活泼，都可视为对唐诗风格陌生化的结果。

宋代诗坛还有一个整体性的风格追求，那就是平淡为美。苏轼和黄庭坚一向被看作宋诗特征的典型代表，苏轼论诗最重陶渊明，黄庭坚则更推崇杜甫晚期诗的平淡境界，苏、黄的诗学理想是殊途同归的。苏轼崇陶，着眼于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黄庭坚尊杜，着眼于晚期杜诗的“平淡而山高水深”。可见他们追求的“平淡”，实指一种超越了雕润绚烂的老成风格，一种炉火纯青的美学境界。

唐诗的美学风范，是以丰华情韵为特征，而宋诗以平淡为美学追求，既是对唐诗的深刻变革，也是求新求变的终极目标。经过宋人的巨大努力，宋诗终于与唐诗并驾齐驱，成为古典诗歌史上双峰并峙的两大典范。正如缪钺所云：“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析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钱锺书则云：“唐诗多以丰华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宋诗与唐诗既各树一帜，又互相补充，成为古典诗歌美学的两大范式，对后代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编自莫砺锋《宋代文艺高峰的启示》，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