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农村”不等于“农业”。纵观世界各国，除非是在土地异常丰裕的国家(如南美)，否则，农业不可能让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赶上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20世纪末，美国的农场平均规模是210公顷，英国69公顷，法国42公顷，然而，如果没有政府补贴，这些国家的农民要想获得城市的平均收入也是比较难的事情。相比之下，我国的农户平均规模只有半公顷，根本不可能维持农户的正常收入。

预计到2035年，我国也将仍然有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农村。但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仍然大大落后于城市，许多地方的卫生、给排水和炊事等方面的生活便利程度依然不高。随着人口增长的放缓，农村学校数量下降，优势教育源向城市集中，多数农村中学毕业生即使能够考上大学，也只能读三本或大专。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不发达农村家庭让孩子读大学的热情大为下降。

有鉴于此，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不应该只是振兴乡村经济。即使是在不太发达的农村地区，由于交通情况的改善，农村居民的就业也是围绕着城市和集镇展开，乡村和城市在经济上已经融为一体，单独谈乡村经济是没有意义的。

摘编自《振兴乡村不能只谈乡村经济》，《腾讯网》2018年5月3日)

材料二:

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财政部、农业农村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明确了相应阶段内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目标。到2020年，金融支农资源不断增加、农村金融服务持续改善，切实加大金融资源向贫困地区的倾斜力度，增加农村金融供给，更好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融资需求。中长期，突出目标的规划性和方向性，推动建立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适度竞争、有序创新、风险可控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最终实现城乡金融资源配置合理有序和城乡金融服务均等化。

(摘编自《五部门发布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指导意见》，《央行网》2019年2月11日)

材料三:

在新时代，中国能否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能否如期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地区。

我国农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较为突出。农田水利、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不足，劳动力素质偏低，农业机械化水平不高，关键领域的农业科技创新和应用水平落后等因素制约着农业现代化发展。近年来，随着城乡统筹发展的深入推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从2008年的3.33:1下降至2018年的2.69:1，但仍高于国际平均水平的2.5:1。

乡村振兴是指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发展，三者之中经济振兴是基础。十九大部署乡村振兴分三个阶段实施，即到2020年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即使到2050年，中国城镇化达到较高的水平，但仍将有相当数量的人口常住在乡村。据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人口局的预测，到2035年和205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分别达到71.1％和75.8％，届时乡村常住人口将分别达到4.19亿和3.35亿。

城市与乡村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融合、互促共荣的生命共同体。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最终目标就是要全面促进农村经济、社会、文化振兴和生态文明进步，建设繁荣富强、宜居美丽的现代化新乡村。

(摘编自《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是振兴乡村产业》，《搜狐网》2019年3月18日)

文字史料和口述史料都不一定准确，对实物史料的鉴定又往往见仁见智，所以研究历史必须具备考证的功力。清乾嘉时代，考证学基本上局限于文献典籍范围。1925年，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用甲骨文等考古资料（即“地下之新材料”）跟传统典籍文献（即“纸上之材料”）互相释证，扩大了研究者的视野。20世纪90年代，史学家杨向查等进而提出了“三重证据法”，自觉吸收了民族学、民俗学的资料研究历史，其中既有文字材料，又有非文字材料，如实物形态、图案花纹、装饰美术、民间信仰、风俗制度、民间艺术游戏、建筑遗痕等，21世纪初，又有学者把出土和传世的古代文物与图像资料作为文献以外的第四重证据，以期达到“立体释古”的目的。

图像史料似乎是一种新的概念，但中国自古就有图史互证、从画面寻找历史痕迹的传统，方式之一就是古籍中的“左图右史”。南宋史学家郑樵在《通志》中指出：“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古代的岩画、铭刻、造像、字画等，都是重要的图像史料。西方也有困像学研究这一学术门类，致力于研究图像的“自然意义”“常规意义”和“本质意义”，除了用图像印证历史之外，还考证图像本身的真伪，图像比文字更具直观性，也提供了可能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一切图片、实物、影视作品，都应该成为图像资料库中的藏品。比如研究中国古代礼学，主要依据的是文字资料，缺少直观性。幸而古代礼学中有礼图传统，可以弥补文字记载的不足。五代宋初数崇义的《三礼图》，提供的是礼器的图像；南宋杨复的《仪礼图》，提供的是仪节的圈像。如今借助真人演绎，应用3D数字技术进行录影，更进一步改变了古代困像的静止状态，使传统礼图变成了“活动的礼图”。

图像史料中的岩画是记录人类想象力的最早证据。在非洲大陆，现保存了一千万幅岩画，其中有些动物题材的岩画已有两万七千年的历史。岩画中除动物之外还有各种人像，或从事狩猎，或从事生产，是人类祖先生活的原始记录。在中国东部沿海和北方地区，也有三条连续性的人面岩画分布带，总长为四千余千来，这些岩画呈现了甲骨文、金文的雏形，可与上古神话相对应，证实中国史前出现过太阳崇拜，成为“天人合一”观念的源头，弥补了先秦典籍的缺失。

年画也是一种图像史料。木版年画从宋代形成到明末清初大规模普及并流传至今，已逾千载，中国年画产地约有二十处，翻版刻印的地区则难以确数，年画题材广泛，蕴含着大量的民俗信息和历史文化信息，折射着民间的生命追求和精神信仰。

（摘编自陈漱渝《文学史料的鉴别与考证》）

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历史上，系统讲述商史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但此书撰写的时代距商代较远，即使公认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被改造过的文章。因此，胡适曾主张古史作为研究对象，可“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甲骨文的发现，将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的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

甲骨文的发现也使《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那么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恐怕也不是向壁虚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甲骨文的发现同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辩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往重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星期具有催生作用。1928年秋，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继续寻找甲骨。而第二次发掘时，已从主要寻找甲骨编程了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

甲骨文的发现还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传统的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甲骨文的发现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源的理论难以维持，从此中国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摘编自朱凤瀚《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