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严复翻译穆勒的那本名著《On   Liberty》时没有照原书名直译，而是另起名曰:《群己权界论》。这个书名不仅准确表达了穆勒原书的核心思想，而且比原书名表达得更精辟。“群”者，群体、社会公域也；“己”者，自己、个人私域也。公域讲权力，私域曰权利，公域讲民主，私域言自由，民主与自由、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利，各有其界限，这就是“群己权界”。用“群己权界”这四个汉字来表达现代文明的基本精髓，其实在西方语言中，恐怕也没有比这更准确的说法了。仅此而言，中国人理解现代文明的能力一点儿也不差，只不过由于历史的机缘，这种文明最初是出现在西方。

人有个性，同时也有社会性。因此人的事务也历来有两个领域:有些事务属于个人领域，有些事务则属于公共领域。属于个人领域的事务，例如婚姻，个人应当有处理的权利。当两个人的个人权益发生关系时，就导致了双方都认为有利的自由交易原则。而属于公共领域的是关乎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是组成公众的每个成员个人利益的总和，他们因此都应有选择权。但由于公共利益不可分割，因此公共选择只能满足尽可能多的成员而无法满足所有成员的偏好。这就是民主和多数决定原则。

这两种原则不能颠倒互用。一个人钱包比较鼓，如果大家决定开个会举个手把里面的钱分了，那一定会少数服从多数，但这显然是荒谬的，他要是不乐意，大家就制裁他，这就叫多数人暴政。国库里钱更多，而且是全民所有的，里面必然有你的一份，你能不能把你的那份提出来盖个别墅？你不是有财产自由权吗？然而无论中外各国，过去的确都有这种颠倒的时代:一方面公共权力支配个人事务，例如婚姻不由个人而由“家族的利益”乃至“国家利益”来决定。另一方面，公共事务又由个人或小集团专断，例如封建时代所谓的“家天下”。而且这两种现象往往同时存在，用严复的译语来说就是:“己”域无自由，而“群”域无民主；或者，“民主”误用于己域，而“自由”误用于群域。

纠正这样的“误用”，就是现代化的根本之义。现代文明中有左、右派之分，但他们在“己域要自由，群域要民主”这两个原则上实际上并没有分歧。这也是大家都要“反封建”的原因。但在这种界定的分歧中便形成所谓左右的对立。

但是，在更广泛的领域“群己权界”则清清楚楚，属于左右派的共识，比如法律属公域，言论属私域。这些共识可概括为三点。一、私域自由、公域民主是两派公认的；二、私域公域必须划分而不能混为一谈也是两派都肯定的；三、对一些最基本领域的公域私域之分两派也有共识。脱离了这三点构成的共同底线，就不是什么左右之争了，而是背离了现代文明的基本精神。

2017 年11月22日晚开始，有十余名幼儿家长反映朝阳区管庄红黄蓝幼儿园（新天地分园）国际小二班的幼儿遭遇老师扎针、喂不明白色药片的情况，并提供了孩子身上多个针眼的照片。

事发后，警方介入调查，提取了园区大量监控视频和家长提供的孩子针眼等证据，涉事老师和保育员已暂时停职，配合警方调查。朝阳区政府也立即成立工作组进驻幼儿园，积极协助相关部门做好调查工作，并责成该幼儿园迅速做好自查和对家长、幼儿的安抚工作。

11月28 日晚，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官方微博@平安朝阳通报该事件调查结果：教师刘某某因涉嫌虐待被看护人，已被刑事拘留。经专家会诊、第三方司法鉴定中心对家长提出申请的相关涉事女童人身检查，女童身体均未见异常。

受本次事件影响，赴美上市不足2月的红黄蓝股价大跌。当地时间25 日收盘，红黄蓝（NYSE：RYB）暴跌38．41%，市值缩水约2．9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接近19．4 亿元。

——摘编自《百度百科：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

幼儿园虐童事件频发，多家幼儿园虐童事件被曝光，幼师行业正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

事实上，虽然中国幼师数量在近年不断增长，但幼师整体学历并不高。教育部数据显示，2016 年，在全国223．2万名幼师中，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只有约20%，大多数幼师都是专科毕业。并且，约四成乡村地区幼师仅有高中及以下学历，幼师的综合素质显著低于城区。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幼师大多都处于超负荷的工作状态。2016 年中国幼儿园师生比为1：17．6．即1名幼师需要照看至少17 名幼儿。这一比例虽然较前几年有所降低，但仍远高于教育部在2013年规定的1：5 至1：7 的比例。虽然工作强度较大，但幼师的月收入并不高，多数都在2000-3000 元。据多家媒体报道，薪资水平和工作强度不匹配或是幼师行业无法留住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中商情报网《幼儿园虐童事件为何频发？》

发生虐童事件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国家和社会如何合力避免虐童事件的发生，为儿童筑起健康安全的成长环境？就此，人民网强国论坛采访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熊丙奇认为：

第一，政府投入偏少，普惠园比例低。幼儿园的建设不足、优质幼儿园资源紧缺，导致家长在与幼儿园的博弈中没有太大优势，市场没有办法对不合格幼儿园进行淘汰，不合格园的长期存在，很难保证学前教育的质量。

第二，我国学前教育的师资严重匮乏。据统计，目前我国学前教育在园人数4400 万，如果按照1：7 算，我国需要630 万幼师，而目前缺口近400 万。幼师数量的偏低，使得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够做到精细化照料孩子，随着工作量的增加而疲惫不堪，继而对待孩子的烦燥、暴躁等不良情绪也逐渐多起来。同时，由于幼儿师资待遇低，进入学前教育领域的工作人员都是相对素质比较低的群体，这也是导致虐童事件屡次发生的一个原因。

第三，我国托幼、学前教育无论办学还是监管都有不少“短板”。因为需求与供给矛盾突出，民办幼儿园和民办培训机构的数量迅猛增长，这些机构算商业机构还是教育机构，定位并不清晰。相对民办中小学来讲，“非法”开办幼儿园的门槛并不高，既可在教委注册，也可在工商局注册，不仅存在多头管理的情况，而且存在几个公务员要管几百所公办幼儿园和几百个幼托机构的现实。

梁启超：常要思报社会之恩

郑清坡

梁启超，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等，在诸多领域均卓有成就，对当时和其后的如识分子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不仅本人建树颇多，其子女也个个成才，或为建筑学家、成为考古学家、成为火箭控制专家等。梁启超一生都在为近代中国的救亡图存奔走呼号，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并十分注重把这种情怀传递给子女，培养他们常思贡献社会的品格。他在给子女的信中讲到：总要在社会上常常尽力，才不愧为我之爱儿；人生在世，常要思报社会之恩，因自己地位做得一分是一分，便人人都有事可做了。这样的教诲在梁启超给子女们的信中俯拾即是，处处体现着家国情怀。

梁启超不仅仅对子女在言传上谆谆教导，更以身作则，注重身教。他在给儿子思忠的一封信中说到：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弟兄的模范；我又很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会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的。1927年，时局动荡，战乱不已，梁启超又身处病痛之中。即便如此，他在一封给孩子们的信中说：我在今日若还不理会政治，实在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在信中梁启超痛感当时中国危机日深，“症候天天变，每变一症，病深一度，将来能否在我们手上救活转来，真不敢说。”但他仍保持一贯的积极乐观，告诫子女们，“我们总是做我们责任内的事，成效如何，自己能否看见，都不必管。”毕竟他坚信，国家生命民族生命总是永久的。而他所能做的就是为这些事业，多培养几个人才。即便是家人担忧唠叨他的身体状况，梁启超还是要那样努力去做，多在学校演说，多接见学生等等，忧国忧民之情及社会责任感溢于言表。

梁启超正是以这种言传身教的方式告诫子女们，不止常要思报社会之恩，更要努力做好自己责任内的事，而不是总先想着结果。他给女儿思顺的信中写到：我常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士大夫救济天下和农夫善治其十亩之田所成就一样；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并盛赞女婿希哲就是这样勤勤恳恳做他本分的事，是天地间堂堂的一个人。梁启超在解答儿子思成来信询问所学有用无用之别时讲到：“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你还是保持这两三年来的态度，埋头埋脑做去了。”他在对思成的求学之路进行了详细的指引后，又告诫其要在学校中把应学的规矩尽量学足，并赠予曾国藩“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之名言。最后，他勉励道：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

梁启超的言行对子女们影响很大，其子梁思礼曾说：他总是谆谆教导我们，把个人的努力和对社会的贡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报效祖国。而他从父亲梁启超那里继承下来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爱国”，这也是他们全体兄弟姐妹所继承下来的宝贵遗产。

在梁启超“人生在世，常要思报社会之恩”的训诫之下，梁家可谓满门皆英才俊秀，其9个子女中有7人曾留学海外，却无一例外地学有所成后回归祖国，在各自领域都取得了突出成就，做出了很大贡献，展现了强烈爱国情怀与贡献社会的良好家风。其中，梁思成、梁思永于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梁思礼于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一门三院士。这些成就，显然与梁启超注重子女教育，以及良好的家训家风密不可分。

（选自2017年5月1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