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眼看“热词”

“热词”是指来源于突发事件或社会现象，经过形象、鲜明和恰当的隐喻性总结，让人们更深刻地记住关键信息的公共焦点词语。

近年来，中国互联网上流行的“热词”已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新潮网络语言。“打酱油”“俯卧撑”乃至“被xx”之类的热词从词语本身找不到任何流行的理由，而且这些词语往往不是逐渐扩散，而是瞬间爆发。显然这类热词不是像以往的许多网络语言那样因词语本身的娱乐性而流行，大多是因突发的社会事件的传播得以派生，而且这类热词几乎无一例外具有较多的政治讽刺意味，反映的是社会“杯具"何其多。人们认为这是中国政治走向民主的一种方式，是中国网络政治化的一种体现。

中国的改革开放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进入了深水区，政治改革尤其步履维艰。在这种现实状态下，网络的政治化可以说是公众表达的常规通道堰塞而形成的政治话语溢出现象。而网络的确为当代中国民众提供了一种新的政治表达可能，有人因此而乐观地预言网络将成为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建设进程的重要力量。可实际上，人们上网发表意见可能是自由的，但信息如何传播却完全由不得自己，各类网络运营者操控着网络信息的传播。

热词的出现使网络传播形势有了一些改观。一则本来难以扩大影响的社会信息，由于被人从中提炼出具有讽刺性乃至黑色幽默意味的隐喻词语而产生了“陌生化”的情景效果，随即因为网上读者的关注和分享而成为口头禅并被强力传播，进而迅速走红成为热词。显然，热词热起来的社会学原因在于网民自发形成的积极介入态度。在网络日益被运营者操控的形势下，这种对传播的主动介入可以说是普通网民对“被传播”现实的一种反抗。

热词之所以会“热”，也和它的接受环境分不开。在媒体自身权威性不够进而被公众质疑时，许多“专家”和“权威机构”常常会冒出来强化信息的权威性。弱势的普通民众当然无法与“专家”“权威机构”对抗，但一些陌生词语“被xx"——“被就业”“被代表”“被平均”等，却凭着机智的反讽破了媒体操控者的意图。

普通民众对媒体操控者和所谓“权威”的不信任是热词走红的社会环境，但热词并不只是消极的拒绝。许多因热词而“热”并最终引起社会重视的案例显示，网民传播热词的热情让人感受到的是一种社会关怀的激情。这种激情来自每个网民个人的直觉和判断，来自一个人内在的同情心和正义感。当然，信息的不对称使网民个人的判断无法完全避免错误和偏见，但这并不影响这种社会关怀的舆论价值。这种激情的存在证明，尽管社会上充斥着欲望和不公正，但人们的心灵深处仍然有良知。

无论如何，热词的大量出现已成为中国式网络的特色景观，热词将作为有影响力的社会表情符号构成我们这个时代的记忆。

（有删改）

杨绛的亲情守望

云之端

钱杨是无锡同乡，1932年相识，1935年喜结良缘，恩爱六十多年。

“文革”初期，别人被斗得狼狈不堪，钱锺书却顶着“活无常”式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名字上打叉的大牌子昂首阔步，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既不畏缩也不惶悚。在暴虐横行、风声鹤唳的年代，瘦弱的杨绛还有过“壮举”。“外人看去她是柔弱的娇太太，面对阶级斗争肯定吃不消或者往后退缩的样子，但有一次，她真的让我刮目相看!”叶廷芳回忆说。1966年夏的一次批斗会，“文革”初期钱锺书被贴了大字报，杨绛就在当中一角贴了个小纸条澄清。后来群众批牛鬼蛇神，全所一百多人面前，把八九个人都拉出来批斗，站一排，杨绛站在最右边，当时一起被批的还有宗璞、邹荻帆、李健吾等，其他人都低着头，你说什么都接受，就算不符合事实也不敢说话，就她一个人，脸涨得通红。他们逼问杨绛，为什么要替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翻案。她跺着脚，怒不可遏地据理力争：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

1969年11月，年近花甲的钱锺书告别妻女先下了五七干校，学问通透的他，侍弄煤、锅炉却是外行，水总是烧不开，被大家笑称“钱不开”。半年后，杨绛也来到干校，两个人不在一个连，但能偶尔相聚。两个连在地界上是毗邻的，差距一里左右。杨绛在“菜园班”，当时快六十了，白天由她看管菜园，她就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钱锺书担负送信工作，每天下午四五点左右，他去“公社”取件时，总要绕道百十来步看他的妻子，杨绛把自己写的东西递给他，他一般就站在那儿看。

在信阳的日子，杨绛依然和别人不同，似乎总是“笑嘻嘻的”，还对大家说“文革”对她最大的教育就是与群众打成一片。只是有一次，大家都在劳动，凿井、种菜、浇菜……菜地旁边突然起了个坟堆，她说，死的人多冷啊，坟地里草都没有……当时是夏天，大家还奇怪她怎么会想到冷。事实上，那时候的杨绛刚刚遭遇丧婿之痛，他们的女婿王德一，在批斗中不堪受辱自杀了。

1997年，钱杨二老的独女钱瑗去世，一年后，缠绵病榻的钱锺书也走了。“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钱锺书缠绵病榻的日子，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菜都做成糊状，鱼要做成粥，一个小刺都不能有，都是杨绛一根一根剔掉的。有段时间，钱锺书在北京医院，女儿在西郊，杨绛这么大年纪两边跑。一家三口人，后来一下走两个，尤其是女儿的走让她毫无思想准备，这个打击太大了!“我们仨失散了”，但是她一滴泪都不掉。

“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敛起丧亲之痛，当年已近九十高龄的杨绛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人们惊讶地发现，没多久，这位纤小瘦弱的老太太在忘我的文字中硬硬朗朗地站起来了！

十多年来，面对时间这位严酷的判官，杨绛仿佛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越战越骁勇：翻译、写作之外，她还一人揽下了整理钱锺书学术遗稿的工作，那是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恐怕难以想象，一个老人居然能扛下如此超负荷的重担。

对于悲痛和酸楚，她却从不多著一字，潺潺缓缓，举重若轻。

（摘自《时代报告》，原文有删改）

古诗文背诵是负担，还是捷径

唐晓敏

①新修订的高中课程标准增加了古诗文的背诵篇目，由过去的14篇增至72篇。有论者认为，这给学生增加了很大负担。其实，概览之前的语文教育经验，背诵并不能以负担论之，反而有审美享受的作用，甚至可以算一种学习的捷径。

②58篇的增加数量确实较多，但与传统中国语文教育的要求相比，要求背诵的篇目仍然是很少的。在传统语文教育中，学子需要背诵数十万字。唐宋以降，为参加科举考试，考生必须将《论语》《孟子》《左传》等40多万字的典籍全部精读熟背。有些人背诵得更多，如顾炎武、戴震能够将十三经全文背诵，甚至连“注”都能背诵下来。民国时期的一些学者接受的是传统教育，也有出色的背诵功夫。国学大师姜亮夫曾说，他在清华国学院时，同乐会上梁启超、王国维即兴表演节目是背诵古代文学作品，梁启超背诵一大段《桃花扇》，王国维则背诵了《西京赋》。

③传统教育在背诵方面有数千年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④多感官参加背诵。在传统语文教学中，朗读本身就是多感官参加的活动，需要同时动用眼、口、耳、脑，甚至加上头、身体的动作，这有助于提高背诵的效率。正如俄罗斯教育家乌申斯基指出的：“参与接受某种印象或是一组印象的感觉器官越多，那么，这些印象就会越牢固地在我们的机械的和神经的记忆中扎根，同时也就会越真实地保存在记忆之中，以后回忆起来也会更加容易。

⑤发挥听觉记忆的作用。背诵诗文，需要“从娃娃抓起”。少年的一个特点是对声音非常敏感，这使他们能够通过“听”轻松地记住那些语言优美的古诗文。美学家朱光潜回忆自己的学习经历时说：“五经之中，我幼时全读的是《书经》《左传》。《诗经》我没正式地读，家塾里有人常在读，我听了多遍，就能成诵大半。于今我记得最熟的经书，除《论语》外，就是听会的一套《诗经》。”语言学家赵元任回忆儿时的学习情景时也说：“晚上念诗我们都觉得比白天念书轻松一点儿，我觉着也好玩一点儿。我念的是《唐诗三百首》。我哥哥跟姊妹们另外还念《千家诗》跟别的诗集。他们念的诗，我就是没念也渐渐地背得出来了。”他们都是通过“听”，记住了这些作品。

⑥重视最初的记忆。在中国传统语文教学中，背诵量是逐渐加大的。最初的记忆量很小，而且要求学生必须做到滚瓜烂熟，能够不假思索地背诵出来。这些内容在学生的记忆中深深扎根，成为后来背诵相关内容的基础。教育学家、心理学家对此早有研究，如乌申斯基就说：儿童在学习中所学到的这些最早的形象在他们的记忆中扎根越深，那么，以后的形象也就能够越容易和越巩固地为他们所记住，自然，如果在最早的和以后的形象之间有联系的话。”传统语文教学也是如此。每一次都是要求学生扎扎实实地背诵下来一些句子，这些句子作为“最早的形象”，“在他们的记忆中扎根”，成为后来背诵的基础。中国传统语文教育的一大特点就在这里：老师对学生最初的背诵要求非常严格，必须是记得非常牢靠，这些内容记得牢靠了，以后的记忆就容易了。

⑦从这个视角看新修订的高中课程标准，更能明白，增加古诗文背诵恰恰是为了长远的“轻松”打基础。

（选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