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在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体坚持“四分法”,即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与诗歌和小说比较,散文这一文体颇似平淡之水,没有酸、甜、苦、辣、威五味,却几近于道,而真正的“道”包含在无色之色、无声之声和无味之味中。同理,我们在散文理论的建构中,也应避开各种干扰,去体悟其中的“道”。

②散文是中国最大的一笔文学遗产,如果说,小说是民族历史的再现,诗歌是民族精神的写照,散文则是民族智慧和情感的结晶。从先秦散文到“唐宋八大家”、晚明小品、“五四”白话散文,再到20世纪90年代的“散文热”,散文创作成绩辉煌,不容忽视。古人有言:“读诸葛孔明《出师表》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这意味着散文这种文体蕴藏着民族情感的密码。

③散文还是文化传承、传播的纽带。当今的港台散文、东南亚和欧美华语散文蓬勃发展都得益于中国传统散文的滋养,如果回溯文学和文化历史,就可以发现散文是“文体之母”中国文化的原典许多是由散文呈现的,“散文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源的基本载体”。

④诗歌、小说分别是意象和故事的审美,而散文主要是感觉的审美。诗歌的沉思给予人们更为梦想的生活感觉,小说的虚构给予人们更为想象的生活感觉,而散文的亲和给予人们更为实际的生活感觉。这个时代的人们普遍倾向于简单易懂,而散文将生活的简单转化为文学的简洁,更直接流畅地进入生活世界,以更贴近身边的方式表达生活感觉。

⑤新时期以来,散文创作热阔异常,却不乏平庸狭隘之作,这是因为散文作者缺乏高雅精致、大气开阔的诗性情趣追求,中国古代散文辉煌,是因为其中常有恢宏之气与壮阔情怀,有为国家、历史、思想、天地而写的情趣,所以有像先秦散文那样汪洋恣肆的气魄,而现在的散文常偏于个人生活一隅,为个人玩味和自我情致而写。

⑥但这并不意味着写“高大上”题材就是好散文。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人们对文学审美的实际需求,已不再是单一性的“载道”或“言志”,更趋于精神生活的趣味提升,现在的读者之所以喜欢散文,就是因为它没有什么历史负载,更没有什么“救亡图存”的宏大志向,它将人们带入到一种恬静而安详的审美世界,去感悟历史,咀嚼人生,以及品味生活,更能够体现出文学审美的基本宗旨:娱乐与享受。

⑦但散文创作不可止步于简单的“娱乐与享受”·要写好散文,作者需要具备卓异的审美素养、从容有致的语言表达能力,更需要具备有襟怀,有情怀、有高品质和高品位的情思理趣。

⑧散文的后面站着一个人,一个成热、健旺的人,他在思想,在行动,并通过一种朴素的话语来见证这个思想着、行动着的人,这便是散文写作之所以感人的真实原因。而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散文读者,与这个“人”顺畅地交流,则须放弃分析和闻释,更多地去阅读、感受、体悟。只有会读散文了,才能了悟,阐释散文的精微和妙处。

(选自王国平,吴春燕《散文如水何以“道”》,有改)

莫言访谈录

2012年10 月13日上午8 点，记者在莫言的书房见到了他，黄白细格衬衫，咖啡色运动服，神色平静却难掩倦怠。当时，一群外媒记者已挤在客厅中等候采访。莫言要求穿着一双拖鞋接受采访，但面对记者的镜头，他还是很配合地脱掉了运动外套。

南方周末：对于你获奖后的第一反应，媒体报道有不同版本，准确的表述应该是什么？

莫言：10 月11日18 点40 分前后，评奖委员会通知我获奖并询问当时的心情，我说的是“惊喜和惶恐”。因为全世界那么多的优秀作家都没有获奖，他们有的八十多岁才获奖，在漫长的队伍中，相对而言我还是比较年轻的；我想，这么巨大的荣誉降落在我身上，面对世界上那么多有充足的获奖理由却没有获奖的优秀作家，我压力倍增。

南方周末：你说过你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尤其推崇《聊斋志异》，却不提《红楼梦》，为什么？

莫言：因为蒲松龄和我同乡，“聊斋”里的很多故事，小时候都听村里老人讲过；《聊斋志异》那精美典雅的文言文，让我读得很入迷。《红楼梦》是我早在18 岁时读的，它在文学价值上当然超过《三国演义》和《水浒》，对我的影响也很大，但需要经过历练之后再去读，才能读得出它的味道。

南方周末：美国汉学家认为，你创作的《生死疲劳》“几乎涵盖了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所有经历，算是那个时代的纪实小说”，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莫言：这部作品是虚幻跟民间艺术的结合、社会现实和历史的结合。虚幻的部分，如生死轮回变成各种动物，但动物眼中的人间生活是现实的。虽然小说描写的历史跨度有50 年，但对历史的延伸，可能是50 或100 年之前的。如果没有虚幻，仅仅写实，这部小说就没有生命。反之，全是虚幻的，和中国现实没有联系，也没有意义。作家的责任、本事就是写立足现实又超越现实的东西，有变形有夸张有想象有虚构。

南方周末：法新社认为，你的长篇小说《蛙》是最勇敢的作品。写作的时候，你付出了比其他作品更大的勇气吗？

莫言：没有，“最勇敢”这个评价是不准确的。我1980 年的中短篇，在当时都是艺术上标新立异、思想上离经叛道的。当然他们指的很可能是《蛙》涉及了计划生育。作家不能脱离现实生活，当然要直面现实，关心社会上的热点问题，但进行文学创作时可以有一定的处理方式。《蛙》是以我姑为原型，她从建国初开始做妇科医生，一直到退休。写这样一个人，自然要涉及从1980 年延续至今的计划生育政策。写这个问题是文学创作的需要，塑造人物的需要。这个小说是文学作品，问题没有压倒文学，事件没有破坏人物，挑战性也不仅在于题材本身，还在于小说的形式和塑造人物的难度。

南方周末：日本爱知县一个寺庙里，有以“莫言”命名的点心，据说厨师是《红高粱家族》的读者，你怎么看待？还有，你怎么评价村上春树的作品？

莫言：我去看过爱知县的莫言馒头，和点心铺老板吃过饭。爱知县称念寺的住持是个文学爱好者，对我的小说很有研究，而且是个很好的文学活动组织者，他把我的书发给周围的信徒看；因点心铺老板夫妻是他的信众，是他建议点心铺老板做一种莫言馒头，高粱米的颜色，里面是糖和奶油，馒头还不错。村上春树是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家，被翻译作品的数量非常大，而且赢得很多读者的喜爱，我非常尊重他。他比我大，但心态比我年轻，与西方交流比较广泛。他关注现代生活、年轻人的生活，这一点是我无法相比的，这样的作品我写不出来。

（摘编自2012年10 月《南方周末》）

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和发展于东亚辽阔的中华大地上，而伴随着农耕族群所建政权的出现，最迟在先秦时期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天下观”和“族群观”。

囿于对周围地理环境的认知和对皇权的崇拜，中国古人将东亚区域称为“天下”。“天下”的范围随着人们对周围环境的认知水平而扩展，“天下”也有理想化和现实化的差别。《诗经·小雅》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对理想化“天下”的描述，而史书中常出现的“大赦天下”，说的是现实化的“天下”，即皇帝政令可以实施的范围。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对中华民族生存空间的描述“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上”，可以视为当今学者对中国古人理想中“天下”范围的现实理解，多民族国家中国就是在这一辽阔区域内自然凝聚形成的。

“天下”有理想和现实之分，“天下”的人群也有“夏”“夷”之别。较早创建政权的中原农耕族群，很早就看到了自然环境对人群凝聚的影响，并有了“五方之民”的族群划分，《礼记·王制》就记载了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人们对不同族群的最早认识，这种认识明显有别于基于种族而来的民族国家理论，其划分的标准不是相貌、肤色等人种特征，而是生产生活方式，划分的标准属于文化的范畴。

“五方之民”随着秦汉王朝的“大一统”及对农耕族群的凝聚和整合，演变为“夏”“夷”两大群体。在两大群体划分的基础上，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将西域的众多族群分为农耕和游牧，很明显是以中原地区被称为“汉”的族群与草原地区被称为“匈奴”的族群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别为标准划分的。中国地理学者胡焕庸以黑河和腾冲为两端，将中华大地上的人口分布划分为东西两部分，这就是著名的“胡焕庸线”。胡焕庸线虽然和司马迁的划分不完全吻合，但基本上也可以将中华大地上的人群分为农耕和游牧两大群体。

回顾中华大地上众多族群和所建政权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中国古人对族群的认识对处理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历朝各代奉行的“因俗而治”“用夏变夷”“以夷制夷”等政策都基于这些认识，同时这些认识也为不同族群之间的凝聚和交融、中华民族初步实现的凝聚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

无论是称为“夏”“夷”，还是称为“农耕”“游牧”，在中华大地上互动的这两大族群的事迹几乎占据了古籍记载的绝大部分，它们不仅推动了多民族国家由传统王朝国家向近现代主权国家转化，成为其共同的缔造者，同时也是我国五十六个民族的祖先。

(摘编自李大龙《自然凝聚：多民族中国形成轨迹的理论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