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桥大师茅以升

自近代以来，中国造桥史上从没出现过中国人的名字，横跨中国山河的钢铁大桥皆由西方人建造。直至造桥大师茅以升踏入桥梁工地以后，才改写了这个历史。

茅以升，字唐臣，江苏镇江人。他早就立志为祖国的桥梁事业建功立业。1920年，获得加利基理工大学第一个工学博士后，他就毅然回来报效祖国。尽管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一片破败景象，但这都没有阻止他回归的脚步。回国后，茅以升便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他曾任五校教授，两校校长。他继续执教三十余年，开创了“学生考先生”式教学方法，倡导“先习后学，边习边学”式教育。他是我国工科教育的奠基人。

1933年3月，茅以升辞去北洋大学教席，接受了筹建钱塘江大桥的任务。当时，浙赣铁路正在兴建，要与沪杭铁路衔接，需在钱塘江上架设一座大桥。钱塘江乃著名险恶之江，民间有“钱塘江上架桥——办不到”的谚语，外国人预言此处不可能建桥。但茅以升对祖国的钢铁大桥均为外国人所建颇为痛心，于是慨然受命，自任桥工处处长，并请同学罗英任总工程师。

茅以升是个充满创新精神的人。设计大桥时，日本侵略凶焰从东北燃及华北，大桥关系重大，完工越早越好。他们想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施工方法：“上下并进，一气呵成”。大桥沉箱下沉时，基础工程与桥墩工程并进，江中进行桥墩工程时，岸上进行钢梁装配工程。有两个相邻桥墩完工时，岸上整个装配好的钢梁，即刻用船承载浮运，利用潮水涨落，安装上桥墩，形成一个高效的“生产线”。

大桥开工于1934年。为使桥基稳固，木桩需立于石层之上。沙层又厚又硬，茅以升从浇花壶水把土冲出小洞中受到启发，采用抽江水在厚硬泥沙上冲出深洞再打桩的“射水法”，解决了打桩难题。江水水流湍急，难以施工，茅以升发明了“沉箱法”，将钢筋混凝土做成的箱子口朝下沉入水中罩在江底，再用高压气挤走箱里的水，工人在箱里挖沙作业，使沉箱与木桩逐步结为一体。架设钢梁时，茅以升采用了巧妙利用自然力的“浮运法”，潮涨时用船将钢梁运至两墩之间，潮落时钢梁便落在两墩之上。

作为教育家的茅以升还把工地变成了一所临时大学，指导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在实践中学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为以后中国的桥梁事业培养了一批桥梁建设的中坚力量。在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等重大桥梁建设中，担任设计师或总工程师。

钱塘江大桥注定“生不逢时”。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9月26日，钱塘江大桥的下层铁路率先通车。通车当日，大批军火物资通过，整个工地笼罩着战争的气氛，没有人再把造桥当作是一项工程。以后两月，各种物资通过大桥源源不断地送往上海。   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后，上海腹背受敌，茅以升疾呼：早一天造好桥，就多一份胜利的希望。正是茅以升的这种炽热爱国情怀使他成为二十世纪桥梁界的一面旗帜。

淞沪会战以上海沦陷结束。杭州不保，大桥等于为日本人造。安放炸药的那一天是茅以升一生中最长的一天，11月17日，钱塘江大桥全面竣工，这是茅以升渴望却又没敢指望的一天。12月23日，日军攻打杭州，茅以升接到命令——炸桥。这座承载着国人科学精神的大桥仅存了89天，当天晚上，茅以升写下了八个字，“抗战必胜，此桥必复”。抗战胜利以后，茅以升受命修复大桥，1948年3月，大桥修复通车。

新中国成立后，茅以升担任了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主持建设了武汉长江大桥，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参与了人民大会堂设计。党对他的信任远非旧社会可以比拟。他以科技文化使者的身份访问英、法等国家，向全世界介绍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居留国外的知识分子提出“报国有门”的召唤，为大洋彼岸的炎黄子孙架起了建国之桥。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成立，茅以升当选为副主席。他认为科普工作可以实现科技大众化的起步。为此，他撰写了大量影响广泛的科普作品，《人民日报》上连载的《桥话》，就是科技与文学相结合的典范，他以《桥话》为媒介把桥的知识介绍给人民，《桥话》是以生动的文学语言来写的，发表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他还大办科技报，通过科技报把科学知识送给劳动大众。

茅以升的一生都在“架桥”，直到1989年11月12日在京逝世。他虽然离我们而去，但那光辉的形象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共存。

(有删改)

一杯蜜是炼过几只蜂的

林清玄

住处附近，有一家卖野蜂蜜的小店，夏日里我常到那里饮蜜茶，常觉在炎炎夏日喝一杯冰镇蜜茶，甘凉沁脾，是人生一乐。

今年我路过小店，冬蜜已经上市，喝了一杯蜜茶，付钱的时候才知道涨了一倍有余，我说：“怎么这样责，比去年涨了一倍。”照顾店面眉目清秀的国中小女生马上应答道：“不贵，不贵，一杯蜜是炼过几只蜂的。”

这句话令我大惑不解，惊问其故。小女生说：“蜜蜂酿一滴蜜，要飞很远的地方，要采过很多花，有时候摘蜜，要飞遍一整座山头哩！还有，飞得那么远，说不定会迷路，说不定给小孩子捉了，说不定飞得疲倦，累死了。”听了这一番话，我欣然付钱，离开小店。

走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想着那位可爱的小女孩说的话，一任想象力奔飞，也许真是这样的，一杯在我们手中看起来不怎么样的蜜茶，是许多蜜蜂历经千辛万苦才采集得来，我们一口饮尽。一杯蜜茶，正如饮下了几只蜜蜂的精魂。蜜蜂飞来飞去，历遍整座山头、整个草原，搜集了花的精华，一丝一丝酝酿，很可能一只蜜蜂的一生只能酿成一杯我们喝一口的蜜茶吧！

几年前，我居住在高雄县大岗山的佛寺里读书，山下就有许多养蜂人家，经常的寻访，使我对蜜蜂这种微小精致的动物有一点认识。养蜂的人经常上山采集蜂巢，他们在蜂巢中找到体型较大的蜂王，把它装在竹筒中，一霎时，一巢嗡嗡营营的蜜蜂巢都变得温驯听话了，跟在手执蜂王的养蜂人后面飞，一直飞到蜂箱里安居。

蜜蜂的这种行为是让人吃惊的，对于蜂王，它们是如此专情，在一旁护卫，假若蜂王死了，它们就一哄而散，连养蜂人都不得不佩服，但是养蜂人却利用了蜜蜂专情的弱点，驱使它们一生奔走去采花蜜——专情的人恐怕也有这样的弱点，任人驱使而不自知。

但是蜜蜂也不是绝对温驯的，外敌来犯，它们会群起而攻，毫不留情，问题是，每一只蜜蜂的腹里只有一根整刺，那是它们生命的根本，一旦动用那根赘刺攻击了敌人，它们的生命很快也就完结了。用不用赘刺在蜜蜂是没有选择的，它明知会死，也要攻击。——有时，人也要面临这样的局面，选择生命而畏缩的人往往失败，宁整而死的往往成功，因为人是有许多螫刺的。

养蜂的人告诉我，蜜蜂有时也有侵略性的，当所有的花蜜都采光的时候，急需蜂蜜来哺育的蜜蜂就会倾巢而出，到别的蜂巢去抢蜜，这时就会发生一场激烈的战斗，直到尸横遍野才分出胜负——人何尝不是如此，仓禀实才知荣辱，衣食足才知礼仪。

为了应付无蜜的状况，养蜂人只好欺骗蜜蜂，用糖水养蜜蜂，让它们吃了糖水来酿蜜，用来供应爱吃蜜的人们一—再精明的蜜蜂都会上当，就像再聪明的人也会上当一样。蜜蜂是有社会性的群居动物，在某些德性上和人是很接近的，但是不管如何，蜜蜂是可爱的，它们为了寻找花中甘液，万苦不辞，里面确实有一些艺术的境界。在汲汲营营的世界里，究竟有多少人能为了追求甘美的人生理想而永不放弃呢？

旧时读过一则传说，其中有些精神与蜜蜂相似，那是记载在《辍耕录》里的传说：“有年七、八十老人，自愿舍身济众，绝不饮食，惟澡身吱蜜经月，便溺皆蜜，既死，国人验以石棺，乃满用蜜浸之，镌年月于棺盖之；俟百年后启封，则成蜜剂，遇人折伤肢体，服少许，立愈，虽彼中也不多得，俗曰蜜人。”这个蜜人的传说不一定可信，但是一个人的牺牲在百年之后还能济助众人，可贵的不在他的尸体化成一帖蜜剂，而是他的精神借着蜜流传了下来。

蜜蜂虽不澡身，但是它每天咳蜜，让人们在夏季还能享受甘凉香醇的蜜茶，在吱蜜的过程，有许多蜜蜂要死去，未死的蜜蜂也要经过许多生命的熬炼，熬呀熬的才炼出一杯蜜茶，光是这样想，就够浪漫，够令人心动了。

在实际人生中也是如此，生命的过程原是平淡无奇，情感的追寻则是波涛万险，如何在平淡无奇波涛万险中酿出一滴滴的花蜜，这花蜜还能让人分享，还能流传，才算不在此生。虽然炼蜜的过程一定是痛苦的，一定要飞过高山平野，一定要在好大的花中采好少的蜜，或许会疲累，或许会死亡。

可是痛苦算什么呢？每一杯蜂蜜都是炼过几只蜂的。

（有删改）

日本古都恩人梁思成

1944年夏秋之交，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决定配合中国军队对中国沦陷区和日本本土实施战略性轰炸。

为保障各战区文化遗产免于战火，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中国战地文物保护委员会，配合盟军对地面文物实施保护。当时流亡到四川的中国营造学社的负责人、古建筑学家梁思成被征召至重庆，以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负责编制一套沦陷区文物目录，包括寺庙、古塔、陵园、考古遗址、博物馆等等一切重要人类文化遗产。与梁思成同时来到重庆的，还有助手罗哲文。

二人到达重庆后，先把文物目录一条条编好，然后再在军用地图上仔细标出准确位置。目录用中英两种文字编成，附有照片，印成若干份，发给各战区指挥员和盟军飞行员以供参考，防止炮火与飞机投放的炸弹焚毁这些目标。

就在梁思成编制沦陷区目录的同时，盟军司令部通过中方请梁思成把日本的重要文物古迹列表，并在地图上标出位置，以便在轰炸中留意并尽可能地予以保护。梁思成与罗哲文工作了一个多月才完成任务。在送交地图时，梁通过中方代表明确表示：如果对日本本土毁灭性轰炸不可避免，其它城市可炸，但京都、奈良不可为，日本民族的文化之根就存留于这两座古城之中。现在的日本民族犹如太平洋孤岛中一棵风雨飘摇、电击雷劈的大树，即将面临亘古未有的毁灭性灾难，树的枝芽可以毁而再长，根却不能再生，京都、奈良古建筑与文化，是人类文化财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必须在轰炸中特别注意。

此项工作皆在不为外人所知的情况下秘密进行，按照“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这一铁打的保密规矩，梁思成与助手罗哲文完成这项任务后，又埋头于保护其它文物事宜的策划之中，对自己的建议究竟落实得如何未再过问，也不便过问。而这时，由于盟军遇到日本本土日军的顽强抵抗，不得不再度扩大空中轰炸的力度。日本四岛，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均被美军空投的炸弹炸得满目创痍，著名的东京大轰炸也越演越烈，整座城市浸染在血与火交织的旋涡中。然而，让日本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盟军铺天盖地的轰炸中，惟独奈良、京都这两座古城，奇迹般地始终未遭到真正意义上的空袭。

多少年过去了，因为知情的梁思成很少提及这段往事，没有人把京都、奈良的保全与一位中国建筑学史家联系在一起。当年随导师第一次进驻陪都重庆却没机会饱览山城景色的青年助手罗哲文，也渐渐淡忘了自己为此挥汗绘图的情景。

1986年，罗哲文应邀到日本参加在奈良举办的“城市建设中如何保护好文物古迹”国际学术研讨会，其间和奈良考古研究所的学术部主任菅谷文则相遇。菅谷得知罗早年出于梁思成门下，1944年前后正跟梁在一起，便热情地向他讲述了二战中的一些秩闻趣事。菅谷说，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军在日本本土进行轰炸时，古建筑文物最多的京都、奈良幸免于难，此事可能和梁思成有极大关系。他说，到日本访问的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宿白教授透露，梁思成于1947年到北大讲课，在讲到文物古迹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时，曾举过抗战时期为保护日本的古都，他曾向美军建议不要轰炸京都、奈良，留住日本民族之根，也是世界人类文化之根的事例。

罗哲文听罢，大为惊讶，立即回忆起当年在重庆的情景。罗说：“到了重庆，我们住在上清寺中央研究院的一座小楼里，我是一个单独的房间。先生每天拿了一捆晒蓝图纸来，让我按他用铅笔绘出的符号，用圆规、三角板、绘图墨水正规描绘。我虽然没有详细研究内容，但大体知道是日本占领区的图，标的是古城古镇和古建筑文物的位置，有两处就是京都和奈良。日本正在和我们打仗，为什么要画在日本地图上呢？我没有多问，因为我觉得是不宜多知道的。”

罗哲文与菅谷都认为，梁思成出生在日本，又在那里生活了很长时间，对古城京都、奈良十分熟悉，对此地文物古迹怀有深厚的感情，加之他一贯主张古建筑和文物是人类共有的财富，人类有共同保护的责任。当时所标绘的图，既关乎文物古迹，又涉京都、奈良，因此他提出保护的建议顺理成章，于他的性情和理念也正相吻合。对此，罗哲文还引了古建筑学家郑孝燮对自己说过的一件事：1951年的某一天，在清华园的梁思成突然把年轻的郑孝燮叫住，以哀婉的心情说道：“孝燮，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日本奈良法隆寺战争未毁，却被火烧了，真是太可惜呵！”说罢，两眼含满了泪水。

真相终于在湮没42年后大白于天下，日本朝野得知此情，均对梁思成的人品、学识报以敬佩之情，日本媒体纷纷撰文报道，称梁思成为“古都的恩人”。

（摘编自岳南《南渡北归》）

相关链接：梁思成（1901－1972），广东新会人，梁启超之子，中国著名建筑史学家、教育家，一生致力于保护古代建筑和文化遗产，是古代建筑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曾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设计，在建筑学方面贡献突出。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培养了大批建筑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