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论的出现，通常都认为从维纳1948年出版第一本书开始，但梁诚瑞在“维纳的控制论和清华大学”一文中考证说：“控制论并非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产生于美国，它的发端在中国的清华大学。”梁先生引用维纳于1954年出版的回顾科学生涯的书《我是一个数学家》中的自述，他宁愿选择在清华大学任客座教授的1935年作为创立控制论的起点。他在清华大学与李郁荣教授合作研制滤波器时，开始了对控制论的研究。正是在清华大学，维纳实现了从纯数学领域向电机工程和技术科学的转变。

1960年在莫斯科举行IFAC第一届世界代表大会时，维纳应邀参加了《哲学问题》杂志编辑部举行的有关控制论的座谈会。当被问到：“创立控制论时，是否出现过某些哲学思想的影响？”维纳回答说：“在哲学家中有一个人，如果他活到今天，毫无疑问，他将研究控制论。这个人就是莱布尼茨。”德国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最早试图用数学形式建立逻辑推理体系，发明过二元算术计算方法。据查莱布尼茨于1697年通过耶稣会理士白晋得到过中国的《易经》，研究过“圆圆方位图和六十四卦次序图”，受到启发。白晋当时是康熙宫内的法国传教士，受命返回欧洲，系统地向莱布尼茨介绍了中国的古代哲学。在《莱布尼茨全集》第四卷第一期上有他给友人的一封长信，其中有对《易经》的评论，他还写过《论中国人的自然哲学》长篇论文。梁诚瑞的结论是：“控制论的直系祖先是欧洲的莱布尼茨，其哲学基础来自《易经》。”

控制论与中国的这两层缘分或许还可以做进一步考证。但维纳能摆脱“反动分子”“伪科学家”的形象，而以胜利者的姿态去莫斯科出席IFAC第一次代表大会，则确实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钱学森先生的功劳。维纳的控制论发表后，在哲学界曾引起轩然大波。此书的副标题是“动物和机器中的控制和通信”。人也是动物，把人和机器并列，以至等同起来，有亵渎人类尊严之嫌，惹怒了不少哲学家，就像哥白尼把地球从宇宙的中心搬到太阳系的一个角落而触怒了教皇一样。苏联的哲学界首先发起攻击，称控制论是一种反动的伪科学，是现代机械论的一种新形式。还有更严重的批评说，控制论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战争工具等。这位数学家在苏联和东欧被视为反动的伪科学家和帝国主义的帮凶。鉴于当时的世界形势，未见有人公开辩论过。

1954年，钱学森出版了《工程控制论》，迅速地被译成俄、德文版。作者系统地揭示了控制论对自动化、航空、航天、电子、通信等科学技术的意义和深远影响。书内未触及到人类这种动物的尊严，写的全是技术科学。包括苏联在内的世界各国科学界立即接受了这一新学科，从而吸引了大批数学家、工程技术学家从事控制论的研究，推动了五六十年代该学科发展的高潮。庞特里亚金的极大原理和卡尔曼的可观、可控性定理和递推滤波器等，都是在此期间出现的。在这种形势下，原持批判态度的哲学家们只好放下武器，悄悄修改了各辞书中的词条，肯定控制论是一门“研究信息和控制一般规律的新兴科学”。

1957年在巴黎成立IFAC筹委会，1960年9月在莫斯科举行了IFAC第一届世界代表大会，全世界控制论科学家咸集于莫斯科大学礼堂。维纳受到英雄般的接待。66岁的他，已显苍老。听别人作报告时鼾声大作，毫不顾及自己是人们注视的焦点。与会者只好吟诵《工程控制论》序言中史诗般的名句来表达对他的敬意：“建立这门技术科学，能赋予人们更宽阔、更缜密的眼光去观察老问题，为解决新问题开辟意想不到的新前景。”

钱学森从1935年起，在美国工作了20年，为美国的航空、火箭科学技术作出了卓越贡献。50年代初受到美国反动政府的迫害，被迫离开了国防尖端技术研究，受困达5年之久。在困境中，他转向工程控制论的研究。最近他还说，研究工程控制论只是为了转移美国特务们的注意力，争取获准回归祖国，当时没有想到建立一门新科学。

砚 铭 考

砚，是人们熟悉的磨墨工具，在我国已经有悠久的历史。黄帝时代是我国从原始氏族阶段向国家形成过渡的时期，当时，已经出现私有财产，人们把自己心爱的墨海——大砚，刻上自己的名字表示拥有。砚铭，是刻在砚底、砚头、砚盖、砚身四侧或其他空余部分的一种可长可短，亦诗亦文，不拘一格的自由文体。古人大多把格言、诗句、警句作为砚铭，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并时时劝勉自己要躬身力行。就是今人，也时闻有如此雅兴。因此，它也是我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和优秀的传统文化形式之一。它不仅能增加砚台的艺术欣赏价值，而且还是文物评定的标准和鉴定真伪的依据，故颇受人们的喜爱和重视。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砚铭也由最初简单表示所属关系的姓名，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记事咏物、说理寄情、言志叙怀的文学形式。《大戴礼记》所载的西周太公金匮砚铭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砚铭，是以文学形式写成的，其铭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谗言，得无白。”不过作为一种文学创作体裁的砚铭，还是到了汉魏时期才形成。作为文学形式的早期砚铭，大多数是就砚说砚，是文人用以品评和赞美砚的。到了宋代，人们喜欢用它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从此以后，言志寄情、赋诗颂词便成了砚铭创作的主流之一，并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如文天祥写的砚铭：“砚虽非铁难磨穿，心虽非石如其坚，守之弗失道自全。”就属此类。

砚铭作为艺术品的出现，比作为文学作品要晚得多，它兴于宋元，盛于明清。宋末元初，我国篆刻艺术空前兴盛，砚铭在它的影响下，开始向艺术方向发展。在刻制技艺上，砚铭广泛地吸收了篆刻艺术的全面构图、章法布局和刀法技巧，大大地提高了砚铭的艺术欣赏品位。同时砚铭亦趋于完备，年款也较之前代更为普遍，并出现了在铭后加钤[注：盖(图章)]的新内容。从此，款记便成了砚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更增加了砚铭的装饰美。明清时期，赏砚之风日盛。当时金石书法名家辈出，他们中不少人自己动手书写和镌刻砚铭，如纪晓岚。为了把书法、雕刻和装饰有机地统一起来，使其达到最好的艺术效果，在书写和镌刻之前，都要对砚铭的全面布局、章法的疏密错落和刀法运用进行反复推敲，精心设计。砚面构图，因形而异，行、草、篆、楷，因砚而择，使其布局得体，和而不同。同时刀法的运用也力求做到笔画的顿挫、轻重、快慢、转折，要刻得生动自然，既有笔意又有刀味。不过，砚铭的书写毕竟不同于一般的文章写作，因受到砚面与雕刻过程的限制，制作者选用的铭文大多简短、扼要、精辟，因此砚铭虽短，却字字千金，均是砚铭者的真情流露，从而使砚铭的文学美与艺术美融为一体，真正成为既具观赏性，又具实用性的艺术品。

从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

——透视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新趋势

国家电影局2018年12月31日晚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电影总票房同比增长9.06%，其中国产片占比超过六成。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指出，中国电影正在进行结构性调整，通过行业大洗牌淘汰无效资源、无效传播的电影生产，形成稳定有质量保障的生产体系。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张卫指出，2018年中国电影不论是现实主义的、寓言体的、艺术探索型的，还是类型化的电影，大都加强了思想内涵的深度。“有深度的电影都取得了较好的票房成绩。《我不是药神》票房超过30亿元；表现北漂青年艰辛奋斗的《后来的我们》票房超过13亿元。”张卫说。与此相反，粗浅表达的平庸类型影片反而被观众冷落。

中国电影产业在“资本洪水”涌入之后逐渐回归理性，不再唯票房、唯明星、唯流量，而是冷静下来去思考电影的艺术特质，静下心来创作和思考。国产电影票房占到62%的市场份额，体现了国产电影近年来的进步逐步得到了国内观众的认可。

不仅在电影创作中，院线发展在2018年也呈现出理性回归态势。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电影产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显示，影院方面，由于中西部和三、四线城市影院建设持续增长，全国影院银幕数2017年超过5万块，稳坐全球第一大市场。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单纯靠扩大“产能”带动增长的模式将逐步降低效用，随之影院投资、荧幕数量扩张也将逐步趋于理性。未来影院新一轮的经营、竞争模式必须走向服务质量、服务模式创新等竞争性增长。

猫眼研究院2018年度电影市场观察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观影人次增速放缓，但观影年龄层更加广泛，更多30岁以上观众走进电影院，为观影人次增长贡献约3.4个百分点，看电影从年轻人时尚消费行为，变成全民娱乐消费行为。消费习惯的改变，也在为未来产业发展打开新的空间。

2018年，互联网企业的深度介入成为电影产业发展的新趋势。2018年4月，阿里入股万达，在产业链上下游、制作、影院等方面进行全产业链布局，涵盖了“电影制作+电影宣发+版权授权”的产业链以及“在线售票平台+影院售票软件”的票务产业链全部业务。而在2018年3月，腾讯斥资33亿元拿下光线传媒所持新丽传媒27%的股权。两大互联网巨头在电影产业领域的博弈如火如荼，中国电影产业发展迎来新的产业格局。

未来，中国电影市场应如何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好作品是电影产业发展的硬道理，要有效提升我们的原创能力，尤其在编剧这个环节要加大投入，加大资源的配置，让编剧环节成为支撑中国电影发展的核心。”饶曙光说。他认为，要通过结构性调整来推进结构性优化，不断增强中国电影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活力，提升中国电影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特别是用电影化的方式、高科技的方式、观众愿意接受的方式来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

（选自《光明日报》2019年1月27日，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