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智论”是译自英文的anti-intellectualism，也可以译做“反智识主义”。“反智论”并非一种学说、一套理论，而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在文化的各方面都有痕迹可寻，并不限于政治的领域。中国虽然没有“反智论”这个名词，但“反智”的现象则一直是存在的。因为这个现象可以说普遍地存在于一切文化之中，中国自然不是例外。研究这一现象的学者都感到不易给“反智论”下一个清晰的定义，不过一般地说，“反智论”可以分为两个互相关涉的部分：一是对于“智性”本身的憎恨和怀疑，认为“智性”及由“智性”而来的知识学问对人生皆有害而无益。抱着这种态度的人我们可以叫他做“反智性论者”。但是在西方，“反智性论者”和“反理性论者”一方面颇相牵缠，而另一方面又有分别。神学史和哲学史上颇不乏反理性之士，此在西方即所谓徒恃理性不足以认识“上帝”或“真理”。所以一般地说，反理性论者只是对“理性”的使用际限有所保留，并非完全抛弃“理性”。“智性”在通常的用法中则含义较“理性”为广，并可以包括“理性”；反理性论者之不必然为反智性论者，其道理是显而易见的。至于这两者之间容易牵混不分，则是因为反智论者往往援引反理性者的思想学说以自重。例如尼采、柏格森、詹姆士诸人的反理性论，便常成为政治和社会上反智运动的思想武器。

“反智论”的另一方面则是对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表现一种轻鄙以至敌视。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我们称他们作“反知识分子”。必须指出，“反知识分子”和“反智性论者”之间的区别主要只存在于概念上，而在实践中这两者则有时难以分辨。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一区别，是因为社会上一般“反知识分子”常常以知识分子为攻击的对象，而不必然要直接触及“智性”的本身，虽则对知识分子的攻击多少也含蕴着对“智性”的否定。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将尽量用“反智论者”一词来兼指“反智性论者”和“反知识分子”两者，非十分必要时不再进一步加以区别，以免引起理解上的混乱。

中国政治上的反智传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现象，我在本篇中只能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详论且俟将来。首先必须说明，本文虽以讨论反智论为主旨，但我并不认为中国的政治传统是以反智为其最主要的特色。相反地，至少从表面上看，中国的传统政治，在和其他文化相形之下，还可以说是比较尊重智性的。自汉武帝以来，尤其是隋、唐科举制度建立之后，政治上用人遵守一定的知识标准。明、清以八股文取士最受现代人攻击。然而撇开考试的内容不谈，根据学者统计，明初百余年间进士之来自平民家庭（即三代无功名）者高达百分之六十。这样一种长时期吸收知识分子的政治传统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①常听朋友抱怨说，北方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又匆匆离去。北方，简直就没有春天!

②其实，相对于南方的“四车如春”，北方的四季当属最分明的了，只是因了北方的春天在热烈之中不乏有种平淡--纯粹、悠远、平和而寂寥，春色似乎是在春夜里潜滋暗长着。这种不事张扬的“暗长”，使得众多的人难以察觉。每年立春过后，尽管依然寒气逼人，但是大地已经苏醒，万物开始复苏，雨水过后就是“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了。田野里的麦苗由浅黄变得淡绿，泥土中的小草也跃跃欲试，等待着“春风吹又生”。该是踏青的季节了，人们被春风鼓动着，三五好友，结伴而行。踏青不一定要远行，近处的郊野、岗坡、湖边就足够了。沿着松软的小路缓行，淡绿色的枝头时有三两只鸟儿啁啾跳跃，不远处的菜地里，青的葱，绿的菠菜可着劲往上长。更让人心动的是野菜族一团团、一簇簇在田埂地头热热闹闹地相拥着，那抹鲜活的嫩绿，醉了春风，让人喜在心头。

③记得当年在乡下“插队”，“春荒”是很难熬的。每天起早贪晚的下地干活，却又青黄不接，只有啃着玉米饼子就咸萝卜，吃得嗓子直冒酸水。后来，同学们跟老乡学会了挖野菜:苦菜、荠菜，白花菜……中午回来，同学们把挖到的野菜聚到一起，洗净后摆到饭桌中央，大家一口玉米饼，一口蘸着大酱的野菜，吃得真是香甜。打那以后，野菜在我心中就成为了春的标志和参照。

④北方的春天或许不如南方那样浓烈，那样春深似海，然而争奇斗艳的古典诗词对春的咏叹，也并非是用平丽的词藻去铺陈春光的艳丽芳菲，大多是寥寥几笔，就足以勾人心魄了。“春江水暖鸭先知”“陌头烟柳绿烟丝”“红杏枝头春意闹”，这些咏春的绝唱都是以接近直白的语言采撷浓春之中的一两个饶有意境的景观后，便止笔而留白。这种虚实相生的方法，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⑤细细想来，写诗是这样，人生也莫不如此。几十年的光阴稍纵即逝，能够做成一两件事情已经很不容易。选择一份自己喜爱的工作，过一种自己喜欢的生活，做一两件对社会有益的事情，这是一种意境。若在有限的时间里，既想当官又想发财，鱼与熊掌都想兼得，到头来只能落得个“轻薄桃花逐流水”的结局。鉴古观今，贪胜求全者，无不心浮气躁，最后以失败告终。

⑥“动人春色不须多”，善哉斯言!

人生树下

王开岭

“维桑与梓，必恭敬止。”语出《诗·小雅·小弁》，意思是说：桑树、梓树乃父母所栽，见之必肃立，心生敬意。父母者，为何要在舍前植这两种树呢？答案是：“以遗子孙给蚕食、具器用者也。”即让子孙有衣裳穿、有家具使用。后来，“桑梓”便成了“故里”的代称。

树，不仅实用，还意味着福佑、恩泽和繁衍；不仅赐人花果和木质，还传递亲情和美德，承载光阴与家世。树非速生，非一季一岁之功，它耐受、持久、长命，春华秋实，像一位高寿的家族长者，俯瞰儿孙绕膝。所谓“荫泽”、“荫蔽”、“荫佑”之说，皆缘于树。有祖必有根，有宅必有树。再穷的人家，也能给后人撑起一大片树荫。这是祖辈赠与子嗣最简朴最牢固的遗产了。

幼时，父亲带我回乡下祖宅，院子里有一棵粗壮的枣树，上住鹊窝，下落石几。逢孩子哭闹，祖母便将房梁上的吊篮钩下，摸出红油油的干枣来。后来，老人去世，老屋拆迁，“老家”便没了。虽非桑梓，但我知道，此树乃祖辈所植，在其下纳过凉、吃过枣子的，除了我，还有我的父亲，还有父亲的父亲……它是一轮轮人生的见证者，见证了他们从跌撞的蒙童、攀爬的顽少，变成拄杖的耄耋……

这样的树，犹若亲属。

老人们讲，闹饥荒时，都是树先枯、人后亡，因为果腹的最后一样东西，是树皮。人，只要熬到春天就不会饿死了，因为这时候，树抽芽，野菜生，槐花、榆钱、椿叶、杨穗，都是好食材。

几千年来，凡户居，必在一棵大树下；凡村头，必有一棵神采奕奕的老树。民谣中唱，“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树，是家舍的象征，是地址的招魂幡。它比屋高，比人久。离家者，最后一眼回望的是它；返乡者，远远眺见的也是它。

游同里古镇，听到个说法：江南殷实人家，若生女婴，便在庭院栽一棵香樟，女儿待嫁时，树亦长成，媒婆在墙外看到了，即登门提亲。嫁女之际，家人将树伐下，做成两只大箱子，放入绸缎做嫁妆，取“两厢厮守”之意。多美的习俗！女儿待字闺中时，对该树的感情定是窸窸窣窣的微妙，那是自己的树啊，盼它长大，又怕它长大。想想吧，像儿伴一样耳鬓厮磨，像丫环一样贴身随嫁，多么暖心，多么私密，多么亲昵。

我若有女，必种一棵香樟。

如今的家业里，少了样东西：树。没有了庭院，没有了户外，没有了供树根深入的大地，只剩下盆栽、根雕和花瓶。这个时代，可稳定传续的东西越来越少，“不动产”越来越少，“祖宗”的符号和痕迹越来越少。“家”失去了树荫的覆护，光秃秃曝于烈日下。

我们的家什、器皿、陈设，包括果蔬稻粟，几乎无一源于自产和自制。我们的双手不再沾染泥土，我们不再是播种者，不再是采摘者，我们最大的身份是购买者，是终端消费者，我们彻底“脱农”了。不仅如此，我们解除了与草木共栖的古老契约，我们告别了在家门口折朵撷果的劳作和浪漫，我们放弃了对一棵树一株花的亲近与认领，我们失去了对四季和年轮的辨识……大自然里，不再有我们的一方蒲团、一幅凉席、一具竹榻。

 树，在马路上流浪。我们只是乘车迅速地掠过它们，透过玻璃扫视它们。它们身上，没有我们的指纹和体温，没有儿童的笑声和攀爬的身影。人和树，亲情已断，形同陌路。

 大自然中，没有了我们的亲属，我们成了路人。

（选自《古典之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