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上午,联合国驻华系统与北京市环保局、通州区政府联合在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举办了主题为“人与自然,相联相生”的世界环境日庆祝活动。

1972年,联合国将6月5日确定为世界环境日,要求联合国系统和世界各国政府在每年的这一天开展各种宣传、纪念活动,以强调保护和改善人环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2017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为“人与自然,相联相生”,旨在呼吁和鼓励大家走进自然,欣赏它的美丽并了解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从而以行动保护自然。

(摘编自2017.06.05人民网《人与自然,相联相生2017年世界环境日主题活动在京举行》）

在实践中对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这“两座山”之间关系的认识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一味索取资源。第二个阶段是既要金山银山,也要保住绿水青山,这时候经济发展和资源匮乏、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出来,人们意识到环境是我们生存发展的根本,要留得青山在,才能有柴烧。第三个阶段是认识到绿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种的常青树就是摇钱树,生态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形成了浑然一体、和谐统一的关系,这一阶段是一种更高的境界。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

“十三五”期间农业资源与生态保护重点任务

(摘编自2017.01.13《人民日报》文章《我国出台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工程规划》)

中国环境保护部发布2017年环境日主题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旨在动员引导社会各界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强烈意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自觉践行绿色生活,共同建设美丽中国。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先后修订了《环境保护法》,出台了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推进系统的环保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连续开展环保法实施年活动,保持环境执法高压态势,取得了积极成效,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改善。但从整体上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一些地方仍然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生态环境质量与民众期盼差距较大。

这位负责人说,改善环境质量,补齐生态环保短板,必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加强生态文化的宣传教育,倡导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的获得感。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2017年中国环境日主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潮打空城寂寞回

刘宜庆

1907年4月15日，朱偰出生在浙江海盐县小虹桥外祖父家。此时，他的父亲朱希祖在日本留学。“海滨孤城,人烟寥落,小楼一角,兀峙河畔”,这就是朱偰的诞生之处。1913年,朱希祖担任北京大学预科教授,接家眷北上。朱偰告别江南,定居京城。

朱偰进入北大时，新文化运动尚未落潮，他所承受和赖以成长的思想营养，仍是科学与民主精神时代的日月光华。当时的北大，在学术上实行“兼容并包”的方针，自由讲学，自由研究，学术空气极为浓厚。正是在这种氛围下，预科完成后，朱偰转入政治学系。从周鲠生先生学国际公法及外交史，从高一涵先生学习政治思想史，从马寅初先生学经济学，还选修了一些史学系的课程。

1928年8月24日，随着法国邮船“阿托斯第二号”缓缓离开上海港口，朱偰在船上挥手告别送行的亲友，告别故国家园，留学德国。四年后，朱偰获哲学博士学位并回国，任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年仅二十六岁。朱偰常针对当时国内的财政热点问题——废银圆实行纸币制、关税自主等做专题讲座，在各大报刊发表论文，声名鹊起，并使中央大学经济系以联系实际而著称，大盛时誉。

财政学是朱偰的专业，在文学艺术和文物考察方面，他拥有广阔的舞台。在文学创作方面，朱偰先后有几部游记作品出版。《行云流水》等四部游记作品，写山川名胜，展人文底蕴，被誉为“新徐霞客游记”。

1935年6月，朱偰听闻北京的形势危急，开始对北京的城市规划、宫殿苑囿、寺庙陵寝进行研究，并于当年夏天返回北京，实地测量摄影，摄影五百余幅，完成了《元大都宫殿图考》《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北京宫阙图说》三部专著，为后人留下珍贵的资料。

在抗战大时代，朱偰写了大量的诗文，以诗记录中日之间的战事。战火毁掉了他精心准备的《中国货币问题初稿》，但他无暇悲伤。报刊上不断出现他抨击日寇侵略、研究战时经济的文章。1955年3月，朱偰被任命为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主管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

第二年8月，朱偰接到紧急报告，许多人在城南拆毁明代的古城墙。朱偰心急如焚，立刻赶到毁城现场。高高耸立的古城墙，成为一堆瓦砾废墟，已经拆到了中华门城堡附近。著名的石头城遗址被拆得面目全非，幸好最有代表性的地段鬼脸城还未拆除。

令朱偰感到痛心疾首的是，把古石头城上拆下的条石，敲成小石子用来铺路。东吴和南朝的遗迹，南京最古老的一段城墙，顿时灰飞烟灭。焦急万分的他，赶到南京市政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坚持要保护鬼脸城。他四处奔走，联合社会各界共同呼吁，并电告文化部。

9月23日，朱偰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南京市城建部门不应该任意拆除城墙》一文。这篇文章被《光明日报》转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朱偰为了保护南京城墙，对南京方面的批评，成为他被打为“右派”的祸根。1959年，被打入另册的朱偰，被派到出版社当编辑，并时常被发配到农场，进行割麦子、拉板车、垒猪圈等重体力劳动。在生命的低谷之中，他精神是高扬的，以历史人物为素材，写了一些作品。1966年八九月间，朱偰遭遇连续抄家。抄家之后是无休止的批斗。1968年7月15日，不堪忍受的朱偰以决绝的方式结束了生命。

朱偰去世10年后，南京图书馆为他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终生至交刘海粟送来挽联：“真理长存，铁骨丹心昭百世；是非论定，文章经济耀千秋。”

（摘编自《名人传记》）

相关链接：

①在比较中国长安、洛阳、金陵、北京四大古都之后，朱偰说：“此四都之中，文学之昌盛，人物之俊彦，山川之灵秀，气象之宏伟，以及与民族患难相共，休戚相关之密切，尤以金陵为最。”（摘自《朱偰：用生命守护南京明城墙》）

朱偰之子朱元曙在《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一文中说：“父亲把南京的文物古迹融入自己的生命，也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南京的文物古迹，他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吞吐千古的伟业。”

材料一:

中国的生育政策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始终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完善,一直处于动态调整的“进行时”。上世纪70年代,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缓解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我国开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提倡少生优生。1980年党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一孩政策被严格执行,违者将受到惩处。

生育有计划,但计划并非一成不变。进入新世纪,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重大转折性变化。尽管人口基数大的基本国情未根本改变,但生育率低、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调、人口老龄化、独生子女家庭数量增长等人口结构性问题也正日益成为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生育率已有20多年低于实现世代交替所需的更替水平,多年处于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说。目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开始减少,年轻劳动力出现急剧萎缩,同时养老负担加大。在此背景之下,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该政策从2016年1月1日开始实施,我国计生政策进入全面二孩时代。

材料二:

《第一财经日报》报道称,与单独二孩相比,全面二孩是一个进步,但还远远不够。根据中国的性别比和女婴存活率,每对夫妇需要生育至少2.2个孩子才能达到更替水平。全面放开二孩之后,即使全国所有夫妇都生育2个孩子,生育率也只有2.0,低于更替水平。何况,近年来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只有大约1.8个孩子。再加上有些夫妇虽然想生孩子,但患了不孕不育症(中国人口协会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不孕不育患者占育龄人口的12.5%)而不能生,因此,即使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中国的实际生育率仍然会远远低于更替水平。

媒体调查显示,全面放开二孩后,大家还是有很多担忧的。超过五成的被调查者最担心二孩的教育问题,21%的被调查者表示担心生育二孩后,现有的医疗卫生体制不能提供充分的保障,还有不少被调查者对现行的养老金体制和就业难问题表示了担心……

但更值得注意的一个数据是,绝大部分被调查者(67%)认为一个完美的家庭中,“两个孩子”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这说明,公众为不生二孩所选择的理由经过了“斤斤计较”的计算,但从人性和情感角度,他们大多数仍然认可二孩的价值;只是在现实面前,人性被迫让位于计算。因此,如何通过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改革,让“想生”变成“敢生”,全面二孩政策才有可能真正落地。

另外,从欧洲各国及韩国、新加坡及台湾地区的生育政策来看,政府补贴鼓励生育也扭转不了人口数量减少的大趋势。因此,简单把人口当作一种国家资源来进行管理,效率确实不高。要使人口政策改革更有效率,需要转变思路,即不以计划经济的思维看待人口,不将人口作为一种资源来进行管理和干预,而是使生孩子成为“家庭”的自主权利。

材料三:

长期以来,社会上一些企业招收女员工,就有‘已婚已育优先考虑’的潜规则。放开二孩政策后,更多女性要生育、抚养两个孩子,这将可能进一步加剧女性在职场中的相对弱势和待遇不公,造成女性就业中断和收入下降。因此,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进一步延长生育假,同时加大财政投入,保障生育保险可运行,并给予企业税费减免以补偿其因女员工产假而增加的成本,这样才能切实保障女性的生育权、就业权和休息权,防止个别企业可能出现的对生育二孩女职工的歧视和差别待遇。针对全面放开二孩后可生育二孩家庭生育意愿并没有得到明显扭转的状况,除加大对生育二孩的宣传力度之外,还应根据实际情况逐步、适时出台对新出生孩子家庭,特别是生育二孩家庭的奖励政策。生育政策调整后,无人看孩儿、入托入学难等也是二孩家庭很快面临的问题;因此,政府应提前做好幼儿园和小学的规划和配套工作,加大财政投入,将学前教育(3-6岁)纳入义务教育,同时大力兴办日托(0-2岁),让普通家庭能够享受便利、平价而优质的日托和学前教育服务,以缓解二孩家庭的压力。另外,抚育二孩所增加的家庭支出,对于中低收入家庭将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在对生育进行财政补贴、奖励之外,政府还应采取适当的措施,如实行税前扣除、按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税等办法,增加生育二孩家庭的收入。总之,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考虑做好相关配套工作,才能把好事办好。

材料四:

对全面放开二孩,也有一些学者持不同意见或表示担忧。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就固执地认为,中国应该推行更为严厉的“独生子女政策”,即“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并认为用放开二孩来解决老龄化问题不可取。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曾给出数据:我国现有独生子女家庭1.5亿多户,按照70%将生育两孩计算,未来有近一亿的孩子出生,且多数家庭会选择在四五年之内生二孩。这样的结果是,一年新增约2500万人口,原来还有每年1600万,这就是每年有4000多万人口出生。“这比上世纪60年代出生率最高的时候每年出生2900万还要多。这会导致人口到2030年后突破15亿,而我国的人口战略目标是不超过15亿。”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全面放开二孩虽有可能带来人口红利,但也必然意味着国家要面对人口增长带来的诸多问题,我国的环境承受能力、财务支出、公共福利体系都将面临挑战。

而且,人口不足也不一定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放眼发达国家,人口增长基本为负的不在少数,而靠人口去带动国家发展的情况屈指可数。因此,提高国民素质,提高社会生产力,完善社会服务和保障体系,真正实现“幼有所养,壮有所用,劳有所得,老有所依”,解除劳动力人群的后顾之忧,以激发个人和社会创造价值的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益,可能是比增加人口更有效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