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节日大都与月亮的运动有关，其设定以月的弦、望、晦、朔为基准。在春节、端午、中秋三大传统节日中，中秋节形成最晚，但其所包含的节俗因素，大都有着古老的渊源。

日月崇拜是原始宗教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古代很早就有祭祀日月的宗教礼俗。殷人将日月称东母与西母，周代依据日月的时间属性行朝日夕月的祭礼，“夕月”即秋分日的晚上在西门外祭月。春秋战国时，日月神被称为东皇公、西王母。沂南汉画像石中东王公、西王母分坐在柱收物（昆仑山）上，西王母两旁跪有捣药的玉兔，由此可知，晋代郭璞《<山海经>图赞》中“昆仑月精”的说法言之有据，而后世的月神嫦娥即由西王母演变而来。秦汉时期日月祭祀仍为皇家礼制，此后直至明清历代都有秋分祭月的礼仪。

上古时期祭月列入皇家祀典而例行祭祀后，民间缺少了祭月的消息，这可能与古代社会的神权控制有关，像日月这样的代表阴阳的天地大神，只有皇家才能与之沟通，一般百姓无缘祭享。隋唐以后，随着天文知识的丰富与文化观念的进步，人们对月亮有了较理性的认识，月亮的神圣色彩明显消褪。这时皇家也逐渐失去了对月神祭祀的独占权。对一般平民来说，月亮不再是那样“高不可及”。唐朝虽没有中秋节，但唐人精神浪漫，亲近自然，中秋赏月已成为文人的时尚，吟咏中秋明月的华章丽句寻常可见，如许浑《鹤林寺中秋夜玩月》云：“中秋云尽出沧海，半夜露寒当碧天。轮彩渐移金殿外，镜光犹挂玉楼前。”

在宋代，中秋节已成为民俗节日。文人沿袭赏月古风，但其情趣大异于唐人。唐人大多由月亮的清辉联想到河山的壮美，友朋千里，邀赏明月，诗酒风流，如白居易《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直，对月忆元九》“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就借秋月抒发了感物怀人的情思。宋人常以月之阴晴圆缺，喻人生变化无常，苏轼《中秋月》“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就寄托着这种浩叹。似乎中秋明月的清光，也难掩宋人的感伤。不过对于宋人来说，中秋还有另一种形态，即世俗的欢愉。北宋东京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东京梦华录》）。南宋杭州中秋夜更是热闹，在银蟾光满之时，王孙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楼，临轩玩月，酌酒高歌；中小商户也登上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以酬佳节”（《梦粱录》）；市井贫民“解衣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

团圆是中秋节俗的中心意义。宋人的团圆意识已与中秋节令发生关联，宋代城市居民阖家共赏圆月，就体现了这一伦理因素。明清时期，由于理学的浸染，民间社会乡族观念增强，人们对家庭更为依恋，中秋节正是加强亲族联系的良机。“中秋民间以月饼相连，取团圆之义”（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奈》），月饼在宋代已经出现，但以月饼为中秋特色食品及祭月供品的风俗大概始于明朝，小小的月饼在民间生活中作为团圆的象征与联系亲族情感的信物互相馈送。

节日是日常生活的亮点，节俗文化是时代精神的聚焦。中秋经历了文人赏月的雅趣，民间拜月的情趣，以及有心吃月饼而无心看月的俗趣，节俗形态从古至今发生了重大变化。一部中秋节俗形态演变史，也是一部中国民众心态的变迁史。

（摘编自萧放《团圆饼与月亮节——中秋节俗形态的变迁》）

“轴心时代”的概念是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及目标》-书中提出的，指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这600年间，印度、中国、古希腊、伊朗和以色列地区不约而同出现了一大批伟大的哲学家或宗教家，由他们提出或在其手中成形的思想观念，奠定了各大文明之后2000多年的走势。按照这一论说，“轴心时代”的思维方式一直在深刻地影响我们，或者说我们的精神生命一直为其所塑造。

这种论说虽提供了学术话语上的一些便利，却不乏局限性和束缚性。因为它很可能遮蔽或淡化了“轴心时代”之前人类文明的漫长发展。例如埃及文明崛起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3500年，两河流域文明大约也在同一时期兴起。不仅有大量文献，而且有大量的出土文物和遗址来证明这两个文明的存在和演进以及当时文化之高度发达。中国文明的诞生相对较晚，但也早在公元前8世纪之前就相当发达了。夏出现在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黄河中下游一带存在过的商，有大量青铜器传下来，也有不少相关文献流传至今；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之间的周是一个更伟大的历史发展阶段。

历史上的“西方”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并非现在欧洲和北美等地所能涵盖。现代西方文明有两个源头，即古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都属于“轴心期”文明。但西方文明最终的起源还可往前追溯到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这两个文明都是古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的祖先。

古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均非原生文明，而是因毗邻埃及和两河流域这两个原生文明，利用其技术、理念成果崛起的后发或次生的文明。众所周知，亚非大陆产生了四大原生文明，即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黄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四大文明”有一个共同特点，都诞生于大河流域的大平原或水网密布的大河中下游及三角洲地区，而非诞生在希腊或巴勒斯坦那样的干旱、贫瘠且交通不便的土地上。

古希腊曾是一片荒蛮之地，只是在大量引进东方元素，在宗教、哲学、文学、艺术和技术等方面发生“东方化革命”以后，才发展壮大起来。同样的，希伯来人的先祖在两河流域学到了很多东西，《圣经》中的创世纪、大洪水、诺亚方舟等故事便是最明显的例子。再后来，游牧的希伯来人又客居埃及几百年，学会了农业和定居。

完全可以说，没有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明，便没有古希腊和希伯来文明；同样地，中国文明在“轴心时代”之前，已有夏商周的丰厚积累。我们不能因为一个时兴的学术概念，便有意无意夸大其重要性。那几百年里产生了老子、孔子、佛陀、以色列先知和希腊哲学家，的确非常重要，但之前的文明历程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同样居功至伟。“轴心时代”概念的确给学术界提供了丰富的话题，但我们不能受其束缚，跟在西方学者后面亦步亦趋，过分夸大“轴心时代”的重要性，仿佛之前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

（阮炜《如何看待“轴心时代”？》，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