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算法的传统通常有两个：一是符号认知主义，主张智能行为依赖于符号操作，通过基于符号表征的计算可实现推理、决策，甚至情感活动，如早期的专家系统； 二是联结主义，认为通过大量底层简单的“激活单元”相互交织可在高层自发涌现出复杂的智能行为，这一传统以神经网络为代表。阿尔法围棋的研究主要得益于这一种传统，基于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实现算法的突破。

以复杂性视角观之，目前的智能算法有一个突出特质——涌现性，即智能是一种由算法底层的简单规则生成的复杂行为，智能并不由预定的算法前提所决定。游戏棋局的最终输赢是一种涌现，不是依靠单次行为的累加，而是算法演化系列的整体取胜。阿尔法围棋有一些令顶尖职业棋手难以理解的“昏招”，可这些“昏招”最终成了取胜的“神之一手”，这表明“招数系列”比“某一招”更有意义。在伦理上，涌现性特质揭示出智能算法具有不同于传统的行为特征：智能算法行为不是边界清晰的单个行为而是集体行为的演化，其行为效果既不由“某一”行为所决定，亦不由其前提完全决定。

智能算法的另一个特质是算法的自主性。阿尔法围棋一代曾依据人类历史上的优秀棋谱，对弈了3000万盘棋，二代强化了自我增强学习。如果智能算法的自主性意味着机器是某类主动的、自我进化的“生命”，那么我们是否能说人工智能就是一个具有自我意识、能够自我决定的“主体”？以算法的观念来看，理性传统所认可的“主体”是一个能够协调个体自身复杂行为的中心控制单元，它担负该个体所有信息的整合和全部行为的控制。目前得到广泛应用的弱人工智能，则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主体观念。弱人工智能的自主性是智能行为的自组织性，机器算法会在没有人类程序员的干预下自发学习，自动处理问题。

2015年，有人在使用“自动驾驶”模式时遭遇车祸，历经十个多月的调查，最终归责为驾驶员过于信任人工智能，手没握住方向盘，人工智能得以免责。不久的将来，人工智能必会让我们完全摆脱方向盘。智能驾驶系统由厂商的机器人制造，其算法不断自我进化，无缝嵌入庞大的物联网中，行进于更多智能体交互的开放环境，并与它们共同形成了一个不断自我演化的复杂算法整体。在这一整体中，厂商、机器人、使用者、众多智能体等都是造就整体的个体，但并不存在对整体负责的“主体”，此时我们在伦理上可能面临根本的挑战：智能行为既不遵循行为与效果之间的直接对应，也不遵循行为与主体之间的必然联系，那么我们该如何做出一个恰当的道德判定？

（摘编自刘劲杨《人工智能算法的复杂性特质及伦理挑战 》）

丑行不“丑”

我国戏剧中的“丑行”或者“丑角”，其相貌或许丑陋些，但表现的人物类型非常广泛，有忠厚老实的，也有尖刁促狭的类型。其容貌最显著的特点是白鼻梁，由此区别于俊扮的生、旦行当。

诚然，容貌丑陋比较适合表现心术不正的类型人物。但是，现实生活中也有相貌平平而业绩非凡者，所以也有厚道本分的丑角。如《豆汁计》中的心地善良的好人金松、《盗甲》中的行侠仗义的绿林好汉时迁、《九龙杯》中的杨香武等。

多数的丑角是表现容貌与品行都不好的人物形象。丑陋的类型人物之中有的属于值得表彰的好人，也有基本属于好人，但有某些缺点或缺陷的人物，如《卖马》中的王老好、《甘露寺》中的乔福等。也有纯粹是幽默调笑的角色，如《回龙阁》中的马达、江海，《小上坟》中的刘禄景等。从外貌到内心都是不好的反面人物，是丑角中塑造最多的类型人物。如《乌盆记》中阴险凶残的小人赵大，《审头刺汤》中卖主求荣的汤勒、《活捉》中的风流淫棍张文远、《野猪林》中狗仗人势的恶少高衙内等等。

按社会阶层来分，丑行可以从最高的帝王到社会最底层的贩夫走卒、旗、锣、伞、报等零碎角儿。《赵氏孤儿》中的晋灵公，《淮河营》中的侯爷栾布，《选元戎》中的大将程咬金，其他诸如官员、解差、江湖术士、太监、师爷、酒保、家丁、脚夫、轿夫、店家、船夫、车夫、龟头等零碎，丑行几乎无所不包。所以丑行是戏曲中表现面最为广泛的行当，需要积累全方位的社会生活理念才能从容胜任。

我国的戏曲是一种唯美的艺术形态。美始终是其一贯追求的目标。但是，美与丑是对立统一的，美的表现也必须以丑进行衬托。所以丑行在戏曲领域中具有特殊的功能。在我国戏剧发展史上，丑行的表演艺术具有深远的历史传统。从古老的《踏摇娘》中就已经具备丑行的表演，参军戏基本上就是丑角戏。元曲与明清传奇中丑行占有相当比重，昆曲基本是由“三小”(生、旦、丑)角色组成。昆丑、川丑以及高甲丑等各剧种的丑角表演艺术，是我国戏曲传统中的宝贵财富。

戏剧表演中不可没有丑态的表演部分——形象的丑陋(包括动作的丑态)与心灵的丑恶(包括各种不文明的行为)。例如:斩首、自刎、上吊、僵尸、裸露、醉酒、疯癫等等。

诙谐幽默是丑角的表演特色，多在剧中往往起调节气氛的作用。丑行为维持舞台整体美的形象，在表演中切忌一个“脏”字。老艺术家们的台上表演，十分生动、风趣，但又非常严肃。他们决不以肮脏的语言或不堪入目的动作，来取悦于观众，骗取廉价的笑声或掌声。这与如今某些走红的“小品”演员不同，戏曲的丑角，决不可仿效那些哗众取宠的低级趣味来污染戏曲舞台，而应保持“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纯洁性。

(节选自《中国京剧》2012年第七期，有删改)

材料一：

豆瓣9.2分， Bilibili站单集点击量超过224万，央视制作的电视节目《国家宝藏》彻底火了。节目每集聚焦一家博物馆，每个博物馆推荐3件镇馆之室，交民众甄选。每件宝藏都拥有一位与之绑定的“国宝守护人”，他们将与各种不同的守护者一起，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倾情讲述这些“大国重器”的前世今生，解读中华文化的基因密码。

以国宝为题材的节目并不新鲜，《国宝档案》《鉴宝》等都是佳作，但与前作不同，《国家宝藏》首次将高冷的博物馆呈现于综艺舞台，一定程度打破了多年来博物馆与公众的距离感。它一改博物馆往日严肃权威的形象，引入诸多娱乐化的呈现方式，成功引起普通观众对博物馆、对文物、对节目背后延伸出来的传统文化的关注。

《国家宝藏》同样赶上了国家政的助力.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一则《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通知，强调要塑造民族的文化自信。《国家宝藏》成了央视和最具传统文化精神的博物馆的一场联姻。由文物抵达历史和文明，并转化为一种滋养现在和未来的“甘泉”，《国家宝藏》成功激起了观众对传统文化的潜在热情，以及一种文化自豪感。

（摘编自2017年12月7号《新京报》）

材料二：

《国家宝藏》难能可贵的一点，是打出“让国宝活起来”的口号。所谓“活起来”，就是让国宝与我们的生活发生关联。《国家宝藏》邀请了王凯、雷佳音等27位当红明星作为“国家守护人”，以“小剧场”的方式演绎文物的前世今生，“演活了”文物背后的故事，而9大博物馆馆长坐镇对文物进行讲解点评，更让节目凸显了话题性和专业性。

节目中的创新意识，将纪录片和综艺巧妙应用，采用了一种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话语体系、讲述方式，有着向国宝鞠躬、向匠人敬礼的谦卑姿势，以文化的内核，综艺的外壳，纪录片的气质，创造一种全新的表达，以精雕细刻的国宝精神，打开汗青、打开传统，让缄默沉静的国宝“说话”，给孤傲的匠人点赞，堪称一曲古今交响，一次远古穿越。

（摘编自2017年12月14日《北京日报》）

材料三：

在《国家宝藏》第一期节目中，王凯饰演乾隆一角，演绎了清代集中国瓷器之大成的瓷瓶——各种釉彩大瓶背后的故事，在剧中，穿越到清代的王羲之，黄公望以及雍正皇帝都用不同方式“吐槽”了乾隆皇帝的“农家乐”审美，但是，隆皇帝的一句“晶盛王朝就该海纳百用”又完美地回应了世人对该瓷瓶的怀疑；在第二期节目中，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曾侯乙编钟，是我国迄今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武汉音乐学院青年编钟乐团演奏的编钟古乐《茉莉花》，钟磬齐鸣，华夏正音流淌，仿佛让人穿越千年。正是这种鲜活、接地气的呈现方式，拉近了文物与普通观众之间的距离，使得观众更乐于去了解文物本身以及文物背后的故事。

不仅有明星助阵，《国家宝藏》还引入了一系列与文物有关的人物，向观众表现了他们对文物的情感与思考，才让这一节目更加打动人心，比如节目请到了74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画颜料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仇庆年现场演示，除了让观众更清楚地了解古代绘画颜料的制作难度以外，老人独自去深山老林里寻找能作为颜料的矿石等故事，更让人感受到了他对于中国文化的热爱；老中青三代故宫志愿者的亮相，让观众感受到了他们的虔诚和敬业。这让我想起曾让亿万人关注的《舌尖上的中国》，在展现食物的美味之余，也讲述了与之相关的人的故事：厨师对美味精益求精的追求、地方特色美食背后的人情故事、一场家宴中的亲情与乡愁，也许比食物本身更加打动人心。

《国家宝藏》的确是精品，但遗憾的是，普通观众更青睐的依旧是不用费脑费力、娱乐休闲的综艺节目，如何在保证文化品位的前提下，让文化真正走进千家万户，让普罗大众喜欢并接受？还任重道远。

（摘编自2017年12月13日《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