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但这个成就的取得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②从文学史上说，西方很早就出现了史诗，而中国却没有史诗。既然是诗的国度，为什么没有史诗呢？是不是缺少史诗的素材呢？不是。《诗经》的《大雅》中就有反映周民族历史的 诗歌，《生民》《公刘》大明》等记载了周民族源起、发展的重要事件。但它们是祭歌，属于赞美歌的性质，叙事、描写只是粗陈梗概。如，周武王伐殷攻取天下，其中战争场面在史诗中正是 可以写得有声有色的，但在《大明》中只用了短短的十四句就结束了。这就是说，中国虽有史诗的素材，但它们却只构成了诗歌的背景，真正写出来的是抒情的赞歌。这表明中国的诗歌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抒情的道路，而不是叙事的道路。

③同样的缘故，中国的戏剧也产生得很晚，西方在古希腊时代就出现了戏剧，而中国直到元代才出现。其实，戏剧的素材很早就有，只是没有发展成戏剧，如《楚辞》中的《九歌》是富有神话性的祭神乐歌，《湘君》《湘夫人》就是两幕歌舞场面，暗含着湘君、湘夫人悲欢离合的—段过程。这两首诗都用抒情的笔法，成为《九歌》中最富于抒情性的作品。那么，有神话，有故事，有表演，为什么没有发展为戏剧呢？欧洲的戏剧就是从酒神节的赞歌中逐渐发展成为戏剧的，而《九歌》却将可以写成戏剧的素材写成了抒情的诗章。这同样是因为中国诗歌一开始就走上了抒情的道路。

④就文学史而言，这的确是很大的损失，并且没有含有神话的悲剧和史诗，古代神话保留下来的自然也就较少。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得到是什么呢？那就是以十五国风为代表的抒情传统。

⑤中国长篇叙事诗因此也出现得很晚，而且数量不多。即便有一些叙事诗，篇幅也不算长。西方的叙事诗动辄千行、几卷，而在中国，《长恨歌》就算是长的了，也不过一百二十行而已：中国真正可算是长篇叙事诗的作品到了明代才有，那就是鼓词和弹词。鼓词大多叙述历史兴亡、战争之事，弹词写爱情故事的多一些，也有写历史故事的，如《二十一史弹词》。鼓词、弹词都采用弹唱的形式。可是这类长篇叙事诗，篇幅越长，故事情节越多，诗意也就越少，只是具备了诗的形式而已，其实质是小说。可见中国的故事多是在小说发达以后才大量成长起来的。唐人的传奇几乎不入戏曲的，这说明小说发展了叙事的特长，才带来了丰富的人物故事情节，于是才有了戏剧和长篇叙事诗。而小说又总是晚出的，中国如此，欧洲也是如此。不同之处在于，西方的诗歌在小说出现之前承担了 一部分叙事的使命，而中国的诗歌一开始就以抒情为中心，等到小说发达时，抒情诗的传统早已充分发展，诗的国度也早已形成。

⑥从这里，可以得出怎样的结论呢？这就是：中国的诗歌是依靠抒情的特长而存在和发展的，并不因为缺少叙事诗，诗坛就不繁荣，相反，正因为为走了抒情的道路，中国才成为诗的国度。从文学史来说，付出的代价是无法补偿的，但就诗歌来说，这个路子走对了。

（摘编自林庚《漫谈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借鉴》）

中国的官印为何由方变圆？

在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圆形官印出现之前，方形印章是不二之选。但是，方形印章在当代中国却有了不同命运，仅存的硕果是人民币背面的“行长之章”和“副行长章”，而圆形公章已通行于世。

中国最早的印章出现于春秋时期，当时文字写在竹简上，印章主要是用来钤印封泥，起到保密作用。《周礼•地官•司市》有“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的记录，当时公私印章都可以称为“玺”。秦始皇规定玺为天子专用，臣民印章只能称为“印”。

中国印章图案最初完全由文字组成，字形的形体美对印章布局之美起决定作用，最常见的是篆书，宋元以后隶书、楷书和各种宋体书也开始出现在印章中。由于汉字本身结构，无论采用何种文字入印，汉字整体形状都呈方块状，为体现对称之美，从秦代到明清，皇帝、王侯、官署的正式印章都是方形的。

《大明会典》和《大清会典》对印章的规格和尺寸做了规定。皇帝、皇后、太后、太子、亲王的玺印称为“宝”或“玺”，用玉和金制作，印钮为龙或龟。正一品至九品官员的印章用银或铜铸造，印的边长从三寸四分到一寸九分、厚度从一寸到二分二厘不等。文官的印钮均为直钮，只有御史的印钮上面有穿孔，而总督、将军等高级武官的印钮为虎钮。

古代玺印中青玉地位高于白玉。明初六玺中，等级高的天子之宝、信宝、行宝是青玉制，次一级的皇帝之宝、信宝、行宝是白玉制。金玺再低一级，主要是皇后、太后、太子用。这些宝玺分别用于不同的场合。比如祭天时用“皇帝奉天之宝”，颁发诏书用“皇帝之宝”，祭享百神用“天子之宝”，调兵征伐用“皇帝信宝”，调发番兵用“天子信宝”，册赏赐劳用“皇帝行宝”，册封藩邦用“天子行宝”等。

《大明会典》中记载的明朝传国宝玺有二十四方。清朝的传国玺在乾隆时期最终完备，大体上仿照明朝，但增加了一颗“大清嗣天子宝”•变为二十五方宝玺。此外，乾隆帝传位嘉庆后，又用青玉制作了一方“太上皇帝之宝”，但这方宝玺只使用了一代。

1912年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制作了五方印玺。1927年国民政府完成北伐后，着手制作五方新国玺，其设计尺寸均大于袁世凯时期的旧玺。1949年以前中国普遍使用方形公章，例外情况:一是圆形的邮政印章（邮戳），一是中国海关日戳。目前收藏于国家博物馆的“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印应当可以算作中国最早的圆形官印。它与传统中国印章最大的区别是将图徽符号加入印章，打破了以往中国印章只有文字而无图徽符号的结构，为追求对称以及必须将镰刀锤子图案置于中央，只能选择圆形。

实际上在50年代前半期，新政权各级机关和地方政府所使用的印章都是方印，但是到1955年之后统一改成了圆形公章。等级最高的是国印，直径七公分，中央为国徽，国徽外刊印“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字，使用时由国务院报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钤用。

《左传》的叙事艺术

任何事件都发生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面。这是普通常识。但在文学叙事中，就出现了两个时间：一个是原本故事发生的时间，一个是讲故事人讲的时间。原本故事发生的时间就是故事发生的自然时间，可以称为“故事时间”；讲故事人可以根据讲故事人的需要，把时间打乱，把后面发生的事情放到前面讲，把前面发生的事情放到后面讲，这就是所谓的“文本时间”。

一般来说，中国古代叙事文学顺时序的演进多，而逆时序的演进少。《左传》中倒叙、插叙也有，但不是很多，“几大战役”的描写莫不按自然时间演进。可能受中国叙事文学的开篇《左传》的影响，后来的《史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莫不如此。为何《左传》和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多按自然时间顺叙呢？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古代“尚农”，崇尚的是一种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看重耕田种地，而耕田种地当然要对四时的更替特别敏感。因为春夏秋冬四时的变化直接影响农业的生产。守时、顺时，是中国古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对于那些在精神领域活动的人来说，也明白“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的道理。这种从农业文明滋长出来的文化观念，都不能不影响叙事文学对于事件演进时间的把握与运用。即从守时到顺时，折射到文学叙事上则是更重视顺叙，认为顺叙最为自然，也最能为大家所接受。

《左传》和其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即使有倒叙的逆时间演进，也与西方神话、小说的那种倒叙的功能有所不同。西方叙事作品擅长逆时的倒叙演进，把人带到一种震惊的、出乎意料的状态中，由此造成强烈的悬念，产生惊心动魄的效果。这就让人联想到西方人在大海上坐船来往做生意，此时还是风平浪静，突然风暴兴起，船只摇荡，甚至不幸沉没。因此西方小说的倒叙往往留下了海洋文明的印痕。中国古代叙事作品也有逆时的倒叙演进，但往往是激烈冲突过后的一种绵长的回忆，一般很少产生那种惊心动魄的效果。如《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以“初”开始叙述，所有的矛盾都已经结束，郑庄公已经打败了向他挑战的亲弟弟，他在颍考叔的帮助下，得以在“黄泉”下与母亲姜氏相见，挽回些许与母亲的感情。这种逆时倒叙演进，绝无惊心动魄的效果，也没有让读者有猝不及防的感受。

《左传》对中国文学叙事发展的影响很大，从叙事文学的角度来研究《左传》是有意义的。

（摘编自童庆炳《中国叙事文学的起点与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