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笛

南京乐团招考民族器乐演奏员，其中招收一名木笛手。

应试者人头攒动，石头城气氛热烈--这是一个国际级乐团，它的指挥是丹麦音乐大师，这位卡拉扬的朋友长期指挥过伦敦爱乐乐团。

考试分初试、复试和终试三轮。两轮过后，每一种乐器只留两名乐手，两名再砍一半，二比一。终试在艺术学院阶梯教室进行。

“木笛。有请朱丹先生。”

声音未落，从一排腊梅盆景之间站起一个人来。修长，纤弱，一身黑色云锦衣衫仿佛把他也紧束成一棵梅树。衣衫上的梅花，仿佛开在树枝上。走进屋门，朱丹站定，小心谨慎地从绒套中取出他的木笛。之后，抬起头，他看见空蒙广阔之中，居高临下排着一列主考官。主考席的正中，就是那位声名远播的丹麦音乐大师。大师什么也不说，只是默默打量朱丹。半晌，大师随手从面前的一叠卡片中抽出一张，助手谦恭地拿过卡片，把它递到朱丹手中。接过卡片，只见上面写着--在以下两首乐曲中任选一首以表现欢乐：1．贝多芬的《欢乐颂》；2．柴可夫斯基的《四小天鹅舞》。

看过卡片，朱丹眼睛里闪过一丝隐忍的悲戚。之后，他向主考官深深鞠了一躬。抬起眼睛，踌躇歉疚地说：“请原谅，能更换一组曲目吗？”这一句轻声的话语，却产生沉雷爆裂的效果。主考官有些茫然失措起来。

片刻，大师冷峻发问：“为什么？”

朱丹答：“因为今天我不能演奏欢乐曲。”

大师问：“为什么？”

朱丹说：“因为今天是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纪念日。”

久久，久久，一片沉寂。

大师问：“你没有忘记今天是什么考试吗？”

朱丹答：“没有忘记。”

大师说：“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艺术前途应当懂得珍惜。”

朱丹说：“请原谅……”

没等朱丹说完，大师便向朱丹挥了挥手，果断而又深感惋惜地说：“那么，你现在可以回去了。”

听到这句话，朱丹顿时涌出苦涩的泪。他流着泪向主考席鞠了一躬，再把抽出的木笛轻轻放回绒套，转过身，走了。

入夜，石头城开始落雪。朱丹披着雪花不知不觉走到鼓楼广场，穿过广场，他又走向坐落在鸡鸣寺下的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碑。

临近石碑是一片莹莹辉光，像曙色萌动，像蓓蕾初绽，像彩墨在宣纸上的无声晕染。走近一看，竟然是一支孩子方阵。有大孩子，有小孩子；有男孩子，有女孩子。他们高矮不一，衣着不一，明显是自发聚集起来的。他们的头上、肩上积着一层白雪，仿佛一座雪松森林。每个孩子手擎一支红烛，一片红烛流淌着红宝石般的泪。

顷刻之间，雪下大了。雪片密集而又急促，仿佛纷纷丝巾在为记忆擦拭锈迹。

伫立雪中，朱丹小心谨慎地从绒套中取出木笛，轻轻吹奏起来。声音悲凉隐忍，犹如脉管滴血。寒冷凝冻这个声音，火焰温暖这个声音。坠落的雪片纷纷扬起，托着笛声在天地之间翩然回旋。

孩子们没有出声，孩子们在倾听，他们懂得，对于心语只能报以倾听。

吹奏完毕，有人在朱丹肩上轻轻拍了一下。回头一望，竟然是那位丹麦音乐大师。朱丹十分意外，他回身向大师鞠躬。大师说：“感谢你的出色演奏，应该是我向你鞠躬。现在我该告诉你的是，虽然没有参加终试，但你已经被乐团正式录取了。”朱丹问：“为什么？”大师略作沉默，才庄重虔敬地说：“为了一种精神，一种人类正在流失的民族精神。”

说完，大师紧紧握住朱丹的手。朱丹的手中，握着木笛。

材料一

本报评论(评论员钟声)　韩国企业乐天集团近日同意就“萨德”反导系统部署用地与韩国军方签署协议,意味着主动挤入东北亚战略博弈的复杂局面。不少抗议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韩国民众对此表示极大愤怒。但是,韩国一些媒体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本国民意上,更没有顾及本国及地区安全的大局,而是忙不迭地揣测中国是否“封杀”乐天。他们心里装着鬼,所以心很慌。其实他们很清楚,中国人民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

众所周知,美韩推进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严重破坏地区战略平衡,严重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本地区有关国家的战略安全利益,不利于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安全利益关乎一国根本。韩方一方面破坏邻国的安全利益,另一方面还指望同邻国正常做生意,这样的如意算盘怎么可能打出名堂?在整个国际关系史上都找不出先例。

中国欢迎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依法保障有关企业在华合法权益,这是一贯的政策立场。然而,外国企业在华经营成功与否,最终却要由中国的市场和中国的消费者来决定。乐天集团主动选择配合“萨德”部署,就是把韩国政府往损害邻国战略安全利益、恶化地区局势的错误方向推,就是一心一意要为自己的错误讨一颗苦果吃。相应而来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中国消费者自发地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乐天做出坚决回应,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显然,乐天给“萨德”入韩铺路的决定,是典型的误国之举。此举不仅无助于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还制造了新的冲突点,令整个半岛局势进一步恶化。况且,绑上美国反导“战车”的韩国,很多事情将由不得自己做主了。一旦爆发激烈冲突,韩国不可能不受重创。

韩国媒体现在用“坐立不安”“战战兢兢”来形容乐天当下的心境,恐怕一方面是看准了乐天在中国规模达8万亿韩元的各种项目和业务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也明白韩国的“苦日子”将随之而来。去年7月美韩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以来,中韩合作的民意基础明显受到了损害,中韩不仅政治关系遇冷,而且经贸、人文等各领域交往也受到了影响。可以预见的是,随着韩国继续执意推进“萨德”部署,两国间各领域合作势将遭遇更大困难。

中国反对在韩部署“萨德”系统的意志是坚定的,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安全利益也不会有丝毫含糊。韩国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否则注定要为此承担责任。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3月4日)

材料二

本报记者 倪浩 魏辉　中韩经贸关系倒退10年是有可能的,辽宁社科院副院长对《环球时报》表示,在涉及国家重大利益问题上中国不会让步。如果韩国继续一意孤行,结果只能是作茧自缚。2016年韩国经济受到国际市场波动和国内政治动荡双重打击,呈现严重低迷状态。寻求与中国合作,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但“萨德”入韩,引发中韩关系大倒退。10年前的2006年中韩双边贸易额是1 300亿美元。如果韩国不改弦更张,中韩经贸关系肯定受损,甚至会出现“硬着陆”。也就是说,减少1 000亿美元是很有可能的,那就是“一夜之间回到10年前”。

(选自《环球时报》2017年3月4日)

材料三

湖北日报讯　韩国民众与民间组织分别在韩国国会以及乐天百货商场门前举行示威,抗议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要求乐天集团拒绝提供部署“萨德”用地。

参加示威的金泉市民对策委员会共同委员长刘先喆说,“萨德”系统不能保护韩国安全,部署“萨德”只会使韩国成为半岛“火药桶”和冲突“前沿”。“这是‘假安保’,真的安保政策应该是通过六方会谈要求朝鲜弃核。”

刘先喆认为,乐天集团这次是否提供“萨德”用地,将成为判断其是否真正属于国民企业的标准。“如果乐天屈服于韩国国防部的压力,将犯下卖国罪行,乐天应该做出明智的决定。”

(选自《湖北日报》2017年2月23日)

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

长沙第一师范对毛泽东的成长无疑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在这里，毛泽东度过了他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

青年人求学，大多喜欢谈立志。毛泽东认为，离开真理来谈立志，只是对前人中有成就者的简单模仿。真正的立志，首先是寻找真理。1915年9月，在给好朋友萧子升的信中，他提出有“为人之学”“为国人之学”“为世界人之学”。看来，心系社会，苦学砺志，是这位师范生当时最基本的自我设计。

在一师，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教伦理学的杨昌济。杨昌济，长沙板仓人，1903年留学日本，六年学成后又赴英国修学三年，然后游历德国、瑞士。归国后，数次辞谢做官而从学，把教书育人看作自己的天职。他在一师讲修身课时，要求学生“高尚其理想”，鼓励他们要“奋斗”，“有朝气”，“有独立心”，能“立定脚跟”，而办事又要“精细”，“小不谨，大事败矣”。对学问，他认为要“贯通今古，融合中西”，自己要有分析的批判的精神。毛泽东很喜欢杨昌济的课，还时常去他的家里讨论问题。他自称：“近年来有所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除杨昌济外，毛泽东还常到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等老师那里去求学解疑。这在黎锦熙1915年的日记中有多处记载，所谈内容有“读书方法”，“在校研究科学之术”，也有“改造社会事”。

在学校的课程中，毛泽东把重点放在修身、哲学、国文、历史和地理等几门上，对数学、图画不花很多精力。他给朋友的信中说：“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绪……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他每天总是在天色微明时就起身，晚上熄灯后还借外面一点微弱的灯光苦读，从不肯浪费半点时间，而且持之以恒。从先秦诸子到本省的县志，他都认真地研读。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开列了77种古代经、史、子、集的著作，说“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

作为湖南人，毛泽东这个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选择，深受湘学士风的影响。湖南历来注重兴办书院，许多著名学者曾在岳麓和城南等书院讲过学。学子们历代相传，不断阐发，到了晚清，形成以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在这种风气熏陶下，湖南学人大多关心世事，热衷于投身政治活动，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从而使湖南成为近代以来最有朝气的省份之一。年轻的毛泽东，自然受到这一浓厚的文化土壤的强烈感染。湖南一师规定的《教养学生之要旨》里，专列一条：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事，察社会之情状。毛泽东在《讲堂录》里记下不少这方面的言语，如：“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

耳濡目染，手写心记，强化了毛泽东对社会实际的重要性的认识。他常对同学们讲，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这无字之书，就是实际的社会。1917年暑期，他邀了当时已从一师毕业、在楚怡小学教书的萧子升，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装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和文房四宝，外出“游学”。毛泽东他们没带分文，历时一个多月，走了九百多里路，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不少乡镇。途中，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各色人等，写了许多笔记。这样的“游学”，毛泽东在校期间还进行过几次。第二年春天，他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了半个多月。他日后养成的调查研究作风，从这里已可看出些端倪。

中国社会这时正处在剧烈的动荡中。在一师期间，毛泽东总共花了160块钱左右，大约有三分之一用在订阅报刊上面。和同学们谈起时事，他总是有条有理，了如指掌，并且往往充满着激情。于是就有了“时事通”的外号。这更加深了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1918年，毛泽东从长沙一师毕业，结束了五年半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此时的中国，一场急风暴雨就要来临。

（节选自金冲《毛泽东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