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园中人”谭元寿：江河不择细流

2014年12月20日，纪念叶盛兰诞生100周年演唱会，谭元寿、谭孝曾、谭正岩，三代谭派传人同台演绎经典剧目《定军山》。那应该是谭元寿最近一次登台，那一年他已经86岁，孙子谭正岩35岁。

直到2017年春节，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角儿来了之百年谭派》节目中，更多的谭迷才再一次见到谭元寿，听到他的声音。

“父亲总想把最好的形象留在观众心里。"谭元寿的儿子谭立曾悄悄对我们说。

真正的艺术家难免爱惜羽毛。尽管谭元寿是当之无愧的当代京剧大师，但他一辈子都反对别人称呼他为“艺术家”。他常挂在嘴边的是，“我只是一名普通演员”。20多年前，谭元寿在上海电视台录制节目，现场有青年演员问他，何时成的名？他的回答是，“我一辈子也没有成名”。那是先生的谦虚，却有着“梨园世家”的自信与旷达。

作为京剧创始人之一谭鑫培的玄孙、“四大须生”之一谭富英的儿子，谭元寿的降生给这个家族带来一份重重的期待。谭元寿在幼年时就经常看京剧大师杨小楼的表演。每次见面，杨小楼都会把他高高举起，放在肩上，逗着说，快长大，把戏唱，成好角，名天下。“杨小楼是我一生中第一个崇拜者。”谭元寿说。

童年时，谭元寿就常随父亲去余叔岩家里学戏，看余叔岩先生向他父亲传授余派唱腔。听着听着，他就在余老夫人的怀抱里睡着了，睡梦里都是余派唱腔。所以，“直到现在，我最喜欢的还是余派唱腔。”

后来，谭小培仿照当年谭鑫培将谭富英送到富连成坐科，把谭元寿送到富连成第六科“元”字科。入富连成科班学艺的第一天，肖长华先生给他取名元寿，从此戏班里就有了个谭元寿，在富连成学了7年，谭元寿学演了近百出戏。60多年后，谭元寿回忆起这难忘的7年，总结了富连成的“三件法宝”：一是严格教学，不分亲疏；二是注重舞台实践，全年只休息两天，没有一天不上课，没有一天不练功，没有一天不演出；三是教学中“文武昆乱”并重，“文武昆乱”兼学。

谭先生讲的一件事让人印象极为深刻。出科之后，他崇拜李少春，想拜李少春为师。父亲谭富英不仅十分支持，还对他说：江河不择细流，泰山不弃细壤。谭派哪里来的？就是吸取各家之长才形成的。“我的曾祖、祖父、父亲和我的儿孙六代人，都是科班或者戏校坐科才出道的。没有一个是全靠家学，每一代人都拜有好多老师，这就是转益多师。”

京剧成为国剧的初期，谭鑫培创下了“无腔不学谭”的历史，这一方面源于谭派的声腔之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谭派没有门户之见，能够采众家之长，后学们也饮水思源，以艺为大。

一个家族，七代人从事同一门艺术。即便放在全世界，也是鲜见而宝贵的，在京剧自身的魅力之外，一定有一条强韧的精神纽带将他们联结在一起。我们去求证，谭先生笑笑说： “父亲谭富英的人品对我一生影响最大。他总教育我做人要忠厚，唱戏要高调门，做人要低调门。要学会吃亏、让人。对别人厚才有自己的道，才有后代子孙的道。”

家族的巨大声望，戏曲界乃至国家的厚望，在谭元寿的人生里是一种无形的推动力。创业难，守业更难。作为谭派第五代的谭元寿，全面继承谭派表演艺术，守本纳新，拓宽戏路，“做了谭派艺术忠诚而富有成效的守护者”。

因为这样的梨园人生，谭元寿才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京剧，关心京剧的未来。

他常说，“艺术家是唱出来的，不是任何人可以馈赠的”。尽管他唱过演过的戏有二百多出，在今天看来已经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数字，但他一直强调自己与前辈的差距。他几乎能唱各种老生戏与武生戏，他说程砚秋先生花旦、刀马旦、泼辣旦、昆腔戏什么都唱，所以希望人们不要狭隘地理解流派艺术，希望青年演员在继承流派的同时，一定要多学、多演、多看，不断拓宽自己的戏路。

他说，京剧这门艺术就是口传心授，看录像谁都能看明白，但里面的内涵是看不会的，很多诀窍必须口传心授，“京剧都是这么传下来的”。所以，他从来没有门户观念，一直对登门请教的戏曲界人士敞开大门，年届九十还亲手指导中国戏曲学院的研究生。他最担心的也是京剧，“最怕走样了，失传了。梅先生有句话富有哲理，'移步不换形’。我们要跟着时代，但不能为了追时代就丢了本来的样子。”

人们说，有人才有戏，有戏才有派。因为一代代戏曲人的砥砺前行，才有京剧两百年的辉煌。无数个体的追求最会塑造出时代的模样。但如果我们都习惯了追随时尚，在新奇芜杂的各种话语中摇摆不定，而无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我们时代文化的准星和标尺又在哪里？

（有删改）

谭鑫培是我国著名京剧老生表演艺术家，其创建的谭派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个京剧艺术流派。他亲手培育了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三位京剧大师。此外，他还主演了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北京青年报》）

材料一：

《纽约时报》1月2日报道，中国的嫦娥四号在月球背面着陆，此前从没有航天器曾在此着陆过。布朗大学的行星科学家詹姆斯·黑德说：“这是国际上对月球进行科学探索的历史性一步，首次对月球背面的‘未知区’进行地表探测。”

报道称，如果任务成功，就可以回答有关地球唯一一颗天然卫星的基本问题。例如，关于月球的形成和早期演化目前仍然存在一些谜团，而这些谜团反过来又为探究整个太阳系的历史提供了线索。太阳系的早期历史是激烈的，那时，大型天体撞击岩石行星并留下陨石坑，有些陨石坑直径超过600英里。但是，能证实这个动荡的过去的大多数证据已经消失，被时间抹掉。月球背面保持着其年轻时的原始记录，尤其是古代天体撞击月球表面的次数。珀杜大学的行星科学家霍根博士说；“太阳系早期的历史被锁在月球背面的岩石中。”

（摘编自《参考消息》2019年1月3日，有删改）

材料二：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表示，嫦娥四号的成功落月，表明我们具备了全月球到达的能力，基本上可以到达月球任何一个地点。在科学任务方面，嫦娥四号将进行月球背面低频射电天文观测与研究，开展月球背面巡视区形貌、矿物组分及月表浅层结构探测与研究，试验性开展月球背面中子辐射剂量，中性原子等月球环境探测研究。

吴伟仁解释说：“着陆器、巡视器将会考察着陆地区的地形地貌、地质构造，我们会得到第一张月球地下的剖面图，还会探测着陆地区的物质成分、月壤组成等。与此同时，还将测出月球背面的准确温度。”

此外，在月球背面开展的低频射电天文观测也备受关注。“月球背面可以屏蔽电磁干扰，能够填补在地球和其他地方无法开展的100KHz—IMHz射电天文观测空白，有可能观察到40亿年前宇宙早期爆炸的暗黑地区的无线电波，将在行星际激波、日冕物质抛射和高能电子束产生机理等方面取得原创性成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嫦娥四号探测器系统总设计师孙泽洲说。

（摘编自冯华《翩然落月背，再赴广寒约》《人民日报》2019年1月4日〕

材料三：

嫦娥四号搭载了各式各样、功能各异的有效载荷，将为人类科学研究和空间探测发挥重要作用。围绕一些主要科学载荷，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月表中子与辐射剂量探测仪

对于月表中子与辐射剂量的测量在国际上属于首次，这是中国、德国合作的有效载荷，中方首席专家张珅毅研究员介绍，该载荷安装在着陆器上，核心目标是测量月球表面粒子基本辐射情况和危害程度。

张坤毅告诉记者：“月球表面没有大气，因此深空中宇宙粒子时时刻刻会打在月球表面。如果航天器在月球上登陆，会受到粒子的损伤和影响。那么载人登月之前，进行辐射环境的测量和辐射风险度的评估，能够为月球的开发和载人登月做好前期准备。

月表中子与辐射剂量探测仪的另一个附加功能是进行水资源的信息获取。张珅毅表示，这个载荷具有中子测量的功能，因而能够推断行星表面或者内部是否含有氢资源。此外，该载荷还可以对日地间太阳风暴粒子加速和传播机制进行研究，也能测量月球表面的氧化铁含量，分析月球形成和演化过程。

红外成像光谱仪

红外成像光谱仪载荷副主任设计师徐睿介绍，该载荷由上海技物所研制生产。红外光谱仪是将颜色更加细分之后对每个很窄的带宽颜色进行成像，因而观测的尺度更加微观，可以看到月面0.1米分辨率的月表矿物特征，同时，还能够在红外波段对目标的光谱成分进行有效探测。

徐睿告诉记者，红外光谱仪是唯一一台器上可以进行化学成分分析的设备。使用该载荷，利用太阳的被动光源获取太阳光照下的反射光谱，可识别已获取光谱与何种物质匹配。

（摘编自刘诗瑶《嫦娥袖里揣了哪些宝》，《人民日报》2019年1月4日）

笃厚蕴藉       朴拙平淡

--陈半丁的人生和艺术

朱京生

陈半丁（1876-1970），名年，号半丁，绍兴柯桥人，世代以行医务农为业。他6岁丧母，9岁时父亲和外祖母又相继去世，转由叔婶收养，学业中断。14岁被赶出家门，先后在大来商店和一家钱庄做学徒，虽饱受人间苦难，但“嗜书画入骨，饥饿犹不顾也”。19岁被表叔吴隐带到上海小长芦馆做伙计，他工作之余一心学画，后深受吴昌硕、蒲华等海派著名书画家的影响。十年间，陈半丁既全面继承了吴昌硕书画印的衣钵，又得任伯年人物、翎毛的真传，还有转益多师的博取，打下了坚实的美术基础。1906年，他应邀在宁波会馆作画，与金城偶遇，金城甚为叹服，遂力邀陈半丁北上。

清末民初，陈半丁先后成为无声诗社、宣南画社、冰社、造型美术研究会成员，中国画学研究会评议委员，国立北平艺专教授，成为“南风北渐”的重要画家，又为“南风北渐”以及“京派”的形成做出贡献。1927年当选为中国画学研究会副会长。这标志着他开始跻身“京派”的领军人物行列。他与会长周肇祥一同改组画会，继续倡导精研古法，博采新知，先求根本之稳固，然后发展本能，保国画之精神，形成了与海派、岭南派鼎足而立的“京派”。

北平沦陷后，他辞去了国立北平艺专教授之职，刻“强其骨”“不使孽钱”二印为座右铭，坚持以卖画刻印为生。抗战胜利，目睹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腐败和给黎民百姓造成的痛苦后，陈半丁常用作品给予抨击，他刻“只见江山不见人”一印，在边款中指出“胜利尚非实，更何况人乎？一群无耻（之徒），禽兽不如也”，并对国民党政府希望他去南京举办展览的邀请予以拒绝。北平解放前夕，陈半丁选择留下，他与邓宝珊、马占山差不多每晚在马家为解决和平问题，热诚参加活动。可见陈半丁为北平的和平解放，也尽了自己的一份心力。

新中国成立后，陈半丁迎来了艺术创作的春天，也迎来了人生中最为辉煌的阶段。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1956年2月第二次全国政协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陈半丁提出《拟请专设研究中国画机关案》的提案，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最终北京中国画院得以在1957年5月14日正式成立，这对新中国的国画创作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之后，广东、上海、江苏等地相继成立了画院。

诚如陈半丁自己所言：“我也算是国画界一个关心国事的。”他的地位和影响，他率真的性格和对国画的感情，使他成为北京画坛有着重大担当的领军人物。

陈半丁秉持儒家“中道”观念，晚年的艺术更是充分地体现了温柔敦厚、中和平正的美学原则，在艺术创作上表现为蕴藉含蓄、深郁笃厚、朴拙平淡、生动自然。

陈半丁的书法由缶翁入，复师诸多明清文人画家之书，完成了由碑入帖的转换；再溯源“二王”，笔笔中锋，点画精整而内敛；后由米芾出，使笔锋收、放、聚、散自如，书风一变为流润放纵、意趣横生。陈半丁的篆刻，在缶翁的基础上上溯吴让之，复更加广泛深入地师法秦汉及先秦古玺，极富变化。

纵观陈半丁的艺术世界，无论是花卉、山水、翎毛、人物，还是书法、篆刻，都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且合辙于中华文化“雅正”“中和”的正脉，他是“深造求通”道路上辛勤的跋涉者和探索者，一方面心仪传统的文人笔墨，另一方面又深谙大众的审美心理，将文人之雅与市民之俗相融合，因而获得了各个阶层的喜爱，堪称20世纪不可多得的诗、书、画、印兼擅的艺术大家。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