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儿童本位论的确立是中国儿童文学走向现代的标志,作为现代儿童观的核心理念,儿童本位论以儿童学、进化论、文化人类学等为理论依据,指出儿童不是“缩小的成人”和“成人的预备”,儿童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有他自己内外两面的生活。我们不仅要把儿童当作完全的个人,而且要把儿童当作“儿童”,尊重其不同于成人的身心特点。这不仅颠覆了传统社会父为子纲的旧式儿童观,而且奠定了一个世纪以来现代儿童文学的理论基调。直到今天仍具有无可置疑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效用。然而如果将其推向极端,就可能产生悖离初衷的负面效应。

儿童本位论之于中国儿童文学影响深远且意义重大,然而,承认儿童本位论今天仍有实践效用,并不妨碍对这一理论作更深入的学理性反思。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适用的范围和程度,只有辩证地认识到其局限,才能在实践中更好地规避其潜在的负面效应。

从前现代社会的“荒野文化”过渡到现代社会的“园艺文化”,儿童才被视为与成人具有本质差异的独立存在,是需要“园丁”为其“立法”并进行塑造的个体。因此儿童本位论建立在成人和儿童具有本质差异的二分式假设之上。若片面强调其特殊性而淡化二者的共性,将导致儿重文学成为儿重唯一能够阅读的文学以及只有儿童才阅读的文学。把儿童与成人相分离,确保儿童待在“适合”他们的地方,做“适合”他们的事,包括读“适合”他们的书,“这种把童年从成人中分离出来的思想既是导致童年成为特殊研究领域的可能条件,同时也是后者所产生的结果”,确实如此,与包括儿童学在内的童年研究一样,儿童本位的文学也参与了表现、制造、合理化甚至加剧成人与儿童“二分”的话语实践。

儿童本位论有一个基本假设,即儿童复演了人类进化史上的早期阶段,是不同于文明化成人的“小野蛮”。儿童本位的文学不过是这种“二分法”在文学领域的产物。当成人发明出“儿童文学”这个概念时,就意味着它是区别于“成人文学”的,其区别就在于其“儿童性”。当且仅当文学对儿童性有足够的理解和关注时,它才成其为儿童文学。然而,以什么作为儿童与成人相区分的标准,或者到底怎样界定“儿童性”,却是更复杂更困难的问题。这关乎儿童的本质,也关乎儿童文学的本质。比如,究竟应以儿童的认识德性还是审美感受力为本位?儿童究竟是天真无知胞弱的还是也包含相反特质?儿童的无知非理性是纯真美德还是需要去除的不成熟?在现代性话语体系中,无论“儿童性”的内涵如何定义,都必然是迥异于“成人性”的,二者的“异质性”构成儿童本位论的基础。

超越儿童本位论的理论意义在于超越本位论。儿童本位论批判的实质不是立场批判,不是批判“以谁”为本位,而是思维方式的批判,儿童文学需要突破二元对立的现代性话语框架,尊重差异也认同共性,从本位主义的思维方式里走出来,走向问题,走向实践。

(摘编自杜传坤《儿童文学的“儿童本位论”反思》)

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在世界版图上延伸，诉说着沿途各国人民友好往来、互利互惠的动人故事。如今，一个新的战略构想在世界政经版图从容铺展。 

习近平主席在去年9月和10月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这一构想赋予古老丝绸之路以崭新的时代内涵。

（摘编自2014年8月11日中国经济网）

5月14日至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北京举行。

连接历史与未来，沟通中国和世界。“一带一路”被誉为“几十年来由一个国家发起的最广泛、最全面的国际性经济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三年多来由官方主办的最高规格的论坛活动。

（摘编自2017年5月3日南方网）

5月5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抛出颇有意味的一个问题：西方有一种声音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并非“共赢”，而是中国在“掌控”。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再过几天，中国就将迎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时提出此问题，实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小伙伴们莫生气，我们机智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耿爽掷地有声回击了此问题。

总结耿爽发言，主要有三句话：

一是“这完全是出于定式思维的误解”。

西方文明的扩张史以“征服”为基本模式。赤裸裸的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者，以传播文明之名肆意掠夺与奴役。

回首中国近代史，对一国将自己意志强加给别国的行为，中国有切肤之痛，怎会己所不欲，施于他人？

用西方定式思维去解释中国兼容并包的“交流”实践，实则谬以千里。

二是“中国无意唱独角戏也不搞一言堂”。

西方惯用的强权思维不符合我们的逻辑；“共商、共建、共享”才是中国的逻辑。

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响应支持，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合作协议。本次论坛，与会国家将共同达成一份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成果性文件，很可能将起到类似“宪法”的作用。而此“共商”产物的权威性，就来自百余国家的共同协商和支持。

这样广泛的国际民主，在强调“掌控”的西方思维下，根本不可能实现。

三是“天下大同，中华文明古已有之”。

回溯历史，无论何时代对何国家，中国从不曾扮演掠夺者和欺凌者的角色。

深层原因是，中华文化古已有之的“天下大同”理念，包容共享的价值观，及对“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高度尊崇。中华文明崇尚的是不施刀兵，自使人心悦诚服，乃有“万国来朝”的胜景！

君不见：“一带一路”计划将给相关国家带来超过1万亿美元的基建资金，很多国家都会因此受益。这条共赢之路已获得中国投资超过185亿美元，为多个沿线国家创造近11亿美元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中国还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合作提供融资支持。

而这些的根本出发点，源于中国对全球局势深刻的洞察之一：人类的未来，在于融入“命运共同体”。

在国际社会处于全球化最不确定之时，中国提出“命运共同体”概念，及具操作性的“一带一路”中国方案，无疑给世界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通过打造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我们可以为人类奉献一个更多繁荣、更少冲突的世界！

我们坚信，新丝绸之路，必将是“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摘编自2017年5月7日新浪国内新闻）

材料一：

2008—2017年中国65岁以上者年人口统计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图片来源：2018《中国养老前景调查报告》）

材料二：

经过十多年的积累和发展，当前中国老龄产业的发展环境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年人特别是城镇老年人及其子女的市场经济意识日益增任，购买老龄用品和老龄服务的观念开始形成，社会舆论也越来越关注老龄用品和老龄服务的生产与纠纷，越来越多的生产服务商积极参与发展老龄产北。中央明确做出了大力发展老龄产业的战略部署，有关部门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地方政府自觉发展区域老龄产业的积圾性也越来越高，积极贯彻落实老龄产业的具体部署。

预计到2020年前后初步形成发展老龄产业政策体系的基本框架，涵盖国家专项产业目录、土地、金融、税收、产业组织、物流、人员。

未来，中国老龄产业的市场供给将更加充裕。当前，由于只有部分刚性有效需求，老龄产业的供给冲动被大量无效需求压抑。随着刚性有效需求的快速增长，预计在2020年前后，大量市场供给将得到释放，老龄产业市场供求矛盾将得到缓解，但仍然潜伏大量供给冲动，并在2025年前后随着黄金井喷期的到来得到充分释放。需要关注的焦点是，要跟踪有效刚性需求的变化态势设计产业的发展战略和运营策略，尤为重要的是在刚性有效需求战略的导向下发展有效产业链、培育成熟业态，为迎接黄金井喷期到来做好充分准备。到2020年前后，相关金融产品大部分可以面世，部分金融产品如保险类金融产品将取得较好业绩，到2025年前后初步建成中国老龄金融业产业体系。老龄金融业是整个国家金融业的核心之一。中国的老龄金融业将是未来全球最大的老龄金融市场。随着金融体制改革步伐的加快和全社会养老金融准备意识的快速增强，保险类、信托类和房地产类老龄金融市场将会优先发展。

2020年前后，发达国家现有老龄用品的替代品在国内都会看到，部分用品产业规模将无可限量，到2025年初步形成中国老龄用品产业体系。未来，老年保健、老年医药市场还将进一步快速发展，市场容量将会进一步提升，与此同时，老年电子、康复、护理、丧葬等用品市场也将大量增长，老年日用品、老年医疗器械等市场将会成为新的增长版块。

（摘编自《2018年中国养老产业市场研究报告》）

材料三：

社区提供“嵌入式”“小型化”“多功能”的养老服务设施，离家近、收费低、环境熟悉，老年人既能生活在家庭和社区环境中，又能得到就近、便捷、低成本的社会化、专业化服务和照护，满足大多数老年人安土重迁的习惯和与家人团圆的情感需求，“既享受专业服务，又享受天伦之乐”，普遍受到老人们的欢迎。社区养老服务借助于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网络支撑，以少量资金投入即可启动，不必花费大量资金兴建养老院、购置养老设施，是一种经济实用型的养老方式。社区养老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服务人员。我国现有养老服务队伍不足30万人，面对日益增加的养老服务需求，要达到《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中的1000万养老服务人员的目标，社区养老服务对促进就业和养老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产业角度看，社区养老服务作为联系养老服务业、老年用品和老人需求之间的“平台纽带”，拓展和带动了相关产业和服务的供需对接，成为老人生活需求和文化交流的平台。社区养老服务引入社会组织、家政和物业等企业提升了为老人服务的质量；企业可以通过持续服务发现一些新需求，挖掘服务和产品市场。

（摘编自《中国社区发展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