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出于《论语·为政》，原文是“人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古代用牛力的车叫大车，用马力的车叫小车。两者都要把牲口套在车辕前面的横木上。车子没有它们，自然无法套住牲口，也就不能行走。孔子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信德，就好比大车小车没有车辕前面的横木一样，如何能立身处世呢？孔子用这个比喻说明了信德的重要。

从字形构造上看，“信”字左边是“人”字，右边为“言”字，“人言为信”表明“信”依赖于人的言语来表达。所以关于信的论述有“一诺千金”“言必信，行必果”等，由言语真实、守信进而建立起信誉、信赖、信任、信心等含义。

信德是维系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准则，人一失信，必然害及他人，危及社会。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这说明“忠信”是立人之本，是人生路上的“通行证”。信德也是朋友交往的基本道德规范。《论语·学而》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友情是建立在言而有信的基础之上的，推心置腹才能够成为真正的朋友。孟子提出“五伦”说，将“朋友有信”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一起，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五种基本道德规范。汉儒把“信”列入“五常”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在汉武帝的第一次策问中，董仲舒就指出：“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不仅直接决定着生民百姓的命运，也决定着国家政治的兴衰。

信德不仅是个人道德，更是政治道德，不仅是一个人立世之本、立业之根，更是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基础。一个国家、政府如果缺乏信用、丧失公信力，则权威不立，必将祸及国家天下。所以，个人要讲信，社团要讲信，为政者更要讲信。《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说：“信，国之宝也。”《论语·颜渊篇》载子贡问孔子如何从政，孔子回答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又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孔子的选择是先去食后去兵，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在足食、足兵、民信三者中，宁肯去兵、去食，也要坚持保留民信。因为他认为如果老百姓丧失了对为政者的信任，国家政治的根本就没有了。

《吕氏春秋·贵信》说得很好：“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稷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可见信德对一个社会是如此重要。王安石在《商鞅》一诗中所言：“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也说：“夫信者，人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信德是人的法宝，因为国家靠人民来保卫，人民靠信誉来保护。可见，“信”在齐家治国中是何等重要。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减）

可是，我真爱北平。 甲 。我爱我的母亲。怎样爱？我说不出。在我想作一件①（令/讨）她老人家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我独自微微的笑着；在我想到她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时候，我欲落泪。 乙 ，只有独自微笑或落泪才足以把内心揭露在外面一些来。我之爱北平也近乎这个。夸奖这个古城的某一点是容易的，可是那就把北平看得太小了。

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黏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的玉泉山的塔影，都积凑到一块，每一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个北平，这只有说不出而已。

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②（融/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③（啼/唱）出北平的俊伟。啊！我不是诗人！ 丙 ，一种像由音乐与图画所引起的爱。这不但是（gū） 负了北平，也对不住我自己，因为我的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我不能爱上海与天津，因为我心中有个北平。可是我说不出来！

人们常说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其中有三千年与运河有关。中国运河作为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运河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以运河的延伸长度而言，在秦代，运河已经连通了五大水系。曹魏时代，运河的北端已向北延伸至今河北省北部的滦河下游。隋唐时代，大运河全长约2300公里。元明清时代，运河全长2000余公里，如果将浙东运河计算在内，为世界之最。以运河维持时间之久而言，公元前5世纪开凿的邗沟运河，至今仍然是江淮之间的水运干道，历时2500余年。以运河工程之伟大和艰巨而言，灵渠是世界上最早的越岭运河。京杭大运河的山东运河段，所经的地势是中间高、南北低，全线最多时建50余闸；又因水源缺乏，将沿运地区数百眼泉水，开挖明渠输送入运河，并建四大水库以供蓄泄。其工程之浩大、艰巨堪称世界运河工程之最。

漕运制度成为我国秦朝以后历史上特有的国家基本制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军事征伐和政治、经济交流的需要，出现了沟通南北的人工运河。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清朝所建立的统一王朝占了我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全国的首都，大都建立在黄河流域，此后统一王朝的政治中心和国防前线所需要的各种物资，都需要从经济重心地区缴纳、输送。因此，作为运送各种物资供应京师和边防的漕运制度，成为我国秦朝以后历史上特有的国家基本制度。漕运自产生之日起，便是一项社会性很强的经济活动，触及社会的许多领域，尤其是封建社会中期以后，漕运实则已经转变为统治者手中的调节器。此外，漕运还起着十分积极的社会作用，诸如促进商品的流通，刺激商业城市区的繁荣，促进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加强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等。

运河不仅仅是一种交通载体，还在客观上巩固和维护了国家的统一。隋炀帝敕穿江南河，为的是加强中原与南方地区的联系，进一步巩固新建的统一政权。隋炀帝大业四年开永济渠至涿郡，将从全国征集来的兵员、军械、粮食及有关物资，运送集中于北方重镇涿郡，是为了保卫北方的边陲。唐代首都长安地处关中平原，唐朝人对运河的社会功能有不同看法，但认为运河对唐王朝的重要性却是一致的。明代永乐年间定都北平后，朝廷对其依赖更甚于前代。几乎江南所产的各种物品都通过大运河输送至京师，可见大运河是明代京师的生命线。清代对漕粮的需要超过历朝历代。

自秦汉以来，中华文明能久盛不衰，没有统一巩固的政治局面和发展，是不行的。而这种局面的巩固和发展，运河曾起了很大的作用，故其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厥功至伟。

(摘编自邹逸麟《运河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厥功至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