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内忧外患的挤压之下、在东西文化的碰擅与融合之中开启了近代化的进程。中国人在认识世界的同时，也开始反省自身，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更新文化传统。在这个过程中，深厚锦长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在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中互相支撑，互相影响，均生出新的内容，可以称为“近代互构”。

鸦片战争以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高呼“自强”“求富”，主张学习先进技术来富国强兵，都是在复活经邦济世的士人精神以求民族自批；甲午战争之后士人们在“保国、保种、保教”的理念中，提出制度革新的要求，清政府被迫在军事、教育、

工业政策等方面做出调整。随着新的知识分子、了解西方的官吏、新兴工业资本家群体的扩大，人们有了大量关于富强、进化、民主、自由等话题的思考，与传统基于道德而言的忧患意识相较，增加了对于科学技术和民主制度的向往，具有更加鲜明的近代特征。

忧患意识的近代转变，对家国情怀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一方面，人们的民族情感的自发作用，产生了一系列反侵略的自卫本能，如三元里抗英运动、义和团运动等等；进而，知识精英们把对外御辱与对内改革结合在一起，发展为对民族前途的理性思考，如“公车上书”、新文化运动等等。另一方面，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保守性观念也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刺激和民族情感的自发作用下，愈发顽固，逐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变与不变”之争始终存在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导致社会变革困难重重，往往不够彻底。尽管如此，忧患意识整体上推动了家国情怀的近代转型，这集中表现为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传统家国情怀从“天人合一”直觉式的初级共同意识，逐渐转变为以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基本价值为基础的理性共同体意识，在传统的情感认同中加入了对国家强大、民族振兴的真诚向往。

忧患意识促使中国的现代国家观念兴起。在内忧外患之中，民族意识、民族精神、国家理论成为人们从理论探讨与救亡实践来更新传统的家国情怀的资源，并使之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主线。民族危机→民族救亡→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家国情怀演变的逻辑线索，而忧患意识则始终贯穿其中。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就是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中的一次自救。这也是中国近代国家的开端，中国人以此为争取独立的主体，进而在国际秩序中确立自己的合法性。

通过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的近代互构，两者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社会稳定时期，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共同发挥着稳定社会秩序、支持国家社会建设的作用。在民族危难之际；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激发起个体以身报国的态度和担当，释放出巨大的凝聚カ，鼓舞全体民众共赴国难。在利益格局多元化，社会阶层多级化，全球党争白热化的今天，社会公平、资本的负面效应等问题对家国情怀、国家认同产生了一定的冲击，这需要以更加深沉的忧患意识、清晰的责任意识与远见来凝聚共识，为国家进步、社会发展提供动力支撑。

（摘编自《光明日报》张倩《家国情怀与忧患意识》）

何谓“精神”？就字源来讲，“精”是细微之义，“神”是能动的作用之义。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精微的内在动力，也就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一定文化创造出来，并成为该文化思想基础的东西。

中国文化丰富多彩，思想博大精深，因而中国文化的基本思想也不是单纯的，而是一个包括诸多要素的统一体系。这个体系的要素主要有四点：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其中"天人协调"思想主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崇德利用"思想主要解决人自身的关系，即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系；"和与中"的思想主要解决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君臣、父子、朋友等人伦关系；而"刚健有为"思想则是处理各种关系的人生总原则．四者以"刚健有为"思想为纲，形成中国文化基本思想的体系。

"刚健有为"思想源于孔子，到战国时期的《周易大传》已见成熟。《周易大传》提出来的“刚健有为”思想包括“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两个方面。《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运行，永无已时，故称为“健”。君子法天，故应“自强不息”。“自强不息”也就是努力向上，绝不停止。《周易大传》所说的“刚健”，还有“独立不惧”、“立不易方”之义，也就是孟子所说 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独立人格。

《象传》又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即顺，“载物”就是包容许多物类。君子应效法大地的胸怀，包容各个方面的人，容纳不同的意见，使他人和万物都得以各遂其生。《周易大传》认为，健是阳气的本性，顺是阴气的本性，在二者之中，阳健是居于主导地位的。而从上述两句话的关系来看，自强不息是自立之道，厚德载物是立人之道；自立是立人的前提，立人是自立的引申。可见，刚健有为的思想以自强不息为主，同时包含厚德载物的系统。

作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刚健有为”精神，其具体表现或凝结的文物、制度、风俗可谓无处不有、无时不有、俯拾皆是、不胜枚举。以文学人物形象而言，《列子•汤问》中每日挖山不止的愚公、鲁迅笔下“每日孳孳”的大禹，都体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以文学艺术题材而言，从古至今无数骚人墨客所吟咏、所描绘的青松、翠竹、红梅之类，也都体现着这种精神。以制度风俗而言，只要翻一翻历史，人们就不难发现中国的农民起义、变法革新何其多，而把“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当做变革和革命的理论根据的又何其多。

厚德载物精神和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一样，也是中国文学艺术的重要主题。北宋哲学家程颢说：“万物之生意最可观”，可以说为中国的以山水花鸟虫鱼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的一般主题做了诠释。汉唐时期，中华民族对域外和少数民族的文化产生极浓厚的兴趣，大力搜求，广泛吸收。从名马到美酒，从音乐到舞蹈，从科学到宗教，无不兼容并包，其气度之闳放、魄力之雄大确实令人赞叹。这是厚德载物精神在对待外来文化方面的表现。

                                                                      （摘编自张岱年《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甲骨卜辞是商周时期人们占卜时把与该次占卜有关的信息刻写在甲骨背面而产生的。由于甲骨上的书写空间极为有限，卜辞不可能长篇大论，因此其“文学性”和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是极有限的。但无论如何，甲骨卜辞确实已体现出很高的书写水准。青铜器铭文与甲骨卜辞皆为中国早期特种书写的经典范本，但二者又有不同。青铜器尤其是青铜礼器在当时异常贵重，因此铜器上的书写就需有特殊价值。后世的铭文篇幅很长，而且一些标记性文字，如主人称谓等出现在显眼位置，说明它已具备特殊的功能与价值。

铭文的这种功能应与书写者的创作意图密切相关。如果我们只关注文本层面，会发现商代铭文与甲骨卜辞有很多相似性。例如，它们的典型格式都以干支开头，都有配合某种仪式的叙述模式，内容多具宗教神秘性等。但若深入探讨其创作意图，就会发现二者的本质区别。卜辞的创作实际是不自由的，它必须完全依附于占卜仪式，仪式有什么，卜辞就写什么，只能删减不能增多，也不能变换顺序或进行夸张、虚构，更不能记不相关的内容。铭文最初也依附于铜器，比如要说明铜器的主人、用途等，但从商晚期开始，这类内容所占篇幅减少，有时候还可省略，再后来，铭文重心便完全集中到叙事上。与甲骨卜辞不同，铭文体现出多种创作意图，这些意图可由多种事件引发，比如战功、封赏、嘉奖、宴饮等，甚至还有单纯出于炫耀或追念祖先的目的。西周时期的铭文具有很高的叙事独立性，其内容确已大大丰富。这种变化给铭文书写带来了多种可供选择的样式，包括可以融入复杂的书写技巧或丰富的情感。如著名的《史墙盘》，采用双线对比叙事，极具史诗感。

随着铭文的不断发展成熟，创作者开始探索更多书写的美感。在物质层面，他们讲究文字精美、行款整齐，在内容和形式上也更追求新变。《虢季子白盘》中倒叙的使用就是对叙事变换之美的追求，其倒叙部分又将原本平淡的散文句转化为句式齐整、气势宏大的颂歌。而西周早中期的《毛公旅方鼎》在这方面表现得更极端，其句式为整齐的七七、四四、四四，且句句押韵，呈现出更明显的诗化倾向。与一般书写不同，铭文的书写可能是多人合作的过程。比如文章可能由铜器的主人授意创作，而它真正的作者或许是某位具备相当学识的史官，但最终将它呈现在铜器上的又是某位工匠。这一过程可能产生许多铭文独有的特征，比如不同家族的铭文呈现出近似的语言风格等。此外，部分铭文可能存在“二次书写”，即它并非完全原创，而是以相关典册档案为参考，甚至进行迻录。而之所以要进行二次书写，又与铭文“传遗后世子孙”这一重要功能密切相关。

铭文的发展对于我们研究古代书写来说是十分理想的对象，它所确立的词汇、句法、篇章与修辞体系，已深入人心，并最终被归结为一种经典文体。刘勰《文心雕龙》说：“铭题于器……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这段概括基本准确。

（摘编自姚苏杰《青铜器铭文与“特种书写”》，《光明日报》2018年10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