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纷呈，人才辈出。儒释道三家，各有时代的代表人物，风格秀出，商酌辩难而不失其雅量。政治派分、权力攘夺，致使“名士少有全者”，但那个时代有残酷，有杀戮，也有热情，有声音。

那个时代礼赞人才，尊重对手。南朝佛教鼎盛，反佛的声音也能表达。于是辟佛勇士范缜出现了。毕生向往佛门、多次舍身出家的梁武帝带头和范缜辩论，亲撰《敕答臣下〈神灭论〉》，不失风度地据理力辩。梁武帝的《敕答》，经王公大臣会览，六十余人群起诘难范缜，但范缜毫无退缩。而之所以这样，也和梁武帝能够守持思想辩论的规则，不以政治权力剿灭异端有关。诚如钱锺书先生所说：“缜实在大勇，倘亦有恃梁武之大度而无所恐欤？皆难能可贵者矣。”由此可知，在当时能形成我国历史上的人文鼎盛、著述宏富的一代文化景观，不是偶然所至，而是自有渊源。

那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才闸门是如何打开的？寻根索源起来，关键人物不是别人，乃是千秋万世骂名不绝于耳的魏武帝曹操。曹操其人，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是一个活脱脱的奸雄形象，但后世的文史研究者，欲还曹阿瞒历史本真的也不在少数。郭沫若写过《替曹操翻案》；早在郭老之前，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文章里，就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对曹操给予特殊评价的还有大史学家陈寅恪。陈寅恪在研究魏晋思想的一篇文字里也说：“夫曹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肯定曹操对“转移数百年世局”起了作用。

这个“转移数百年世局”的历史作用，得从曹操的“求才三令”说起。所谓“求才三令”，指的是曹操在建安年间接连颁布的三道广招人才的诏令。

第一令主要表明思贤若渴、求贤之急，迫切希望与贤人君子“共治天下”，因此提出了“唯才是举”的鲜明口号。等于说，只要是人才就好，其他条件均可暂置而不提。

第二令是补充第一令所不够具体者，特别说明，不要怕用有缺点的人才，尤其不必处处都以德行来限人。所以如是，道理在于：“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如果由于人才的某些“偏短”，而废弃这个人才，那么苏秦、陈平都不必用了。

第三令网开更大，提出用人不要讲究出身，不要在乎有没有“污辱之名”。此令词赫然写道：“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甚至即使“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也并非不可以起用。

此三令一出，各类人才、各种人物，河满江泻矣。陈寅恪先生认为，曹氏颁此三令，目的是破除汉以来既有的吏治结构，其打破陈规的作用自必可观，并最终酿成汉魏六朝的人才鼎盛之局。

（摘编自刘梦溪《魏晋的人才闸门是如何打开的》，有删节）

①作为高速发展的新兴国家，中国一脚踏着过去，一脚踏进未来，新老问题同时存在于过去和未来的两个时空中。于是，中国不得不同时操作两种游戏：现代游戏和全球游戏。就是说，中国的现代性到今天仍然在建构过程中，可中国同时又已经深深加入了全球游戏，参与建构世界的未来。双重游戏造成了今天复杂疑难的中国的问题。

②为什么对于今天的问题，思维容易受挫？思维失效的典型表现在经济学、政治学、哲学以及历史学等领域的话语变得非常可疑。比如说，十年前经济学是很受信任的，但是最近几年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学声誉大挫。人们发现经济学家并不那么可信。这不是经济学家的错误，而是长期以来一直使用的那些现代思维框架、概念和方法论可能不再适用新游戏，至少不足以反思新游戏。有个反潮流的经济学家纳西姆·塔勒布指出：现代知识论的追求本身就非常可疑，现代试图预知未来，确定一切情况，然后建立坚不可摧的秩序或系统，以便应对一切挑战。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一旦遇到未知的挑战，这秩序就变得非常脆弱。塔勒布说，真正能够保证有效生存的思维必须是“反脆弱的”，能够在不断受挫中受益，能够不确定地应对不确定性。塔勒布的反脆弱思维几乎就是老子那种行道如水的方法论的当代回声。在一个充满变数的时代，这种思维应该是更有效的。

③为什么人们总是忘记应该像一个灵活多变的生命那样去思考？关键在于一个时代都有其既定利益的受益者，于是时代的主流观念总是拒绝思想，总是希望人们不要去思想，而去遵循既定观念。每个时代的既定收益主体希望人们不要去想新的问题，不要去颠覆秩序，以便维持自己的收益。因此，在一个时代终结的时候，人们总是迅速捍卫某一个对自己有利的立场，回避反思、回避新思想、回避新问题，而直接把立场当成结论。这就是今天在微博或其他言论空间所看到的那种无思想状态。只有立场，缺乏理性论证、分析，这就是一个时代正在终结的不思症状。

④在没有准备好如何思考剧变世界的时候，现代既有的那些观念就是话语的救命稻草，所有想维持现代游戏的人，都拼命抓住和捍卫那些其实已经步履蹒跚的现代观念和价值观，那些观念成为不思考的借口，被毫不犹豫的宣布为不可置疑的。如果只能遵循政治正确的观念，那人们还能思考吗？安迪·沃霍尔可以无节制地复制世俗形象，从而使世俗形象从习以为常的无意识状况变成一种对象化的反思，可是，复述政治正确的观念却没有那样幸运，恐怕不可能变成艺术，而只能把被强加的宣传变成主动接受的专制。

⑤现代观念本身并不是错的，它们都是现代的伟大成就，对于现代游戏很有效。然而现代观念未必能够解决全球时代的新问题。所以用现代概念来回避、掩盖或对付新问题是不对口的且无效的。如果坚持用现代性去理解全球性，思维和行动必定受挫。

（选自《现代性的终结与全球性的未来》，有删改）

红叶归处是秋风

查干

①自古至今，红叶有着无尽的话题。每每读到有关红叶的文字，我便心动，不由自已地沉浸于哲理的思考，这一思考也带一些禅的意味。

②有一年在京郊红螺寺，我真真切切地读到了一片元宝枫叶内心的独白。那正是十月末的一天，天空一片高蓝，远山近岭到处是燃烧的红叶在秋风中静默，使人不由想起禅气这个词。我仰头去读高岩上的一树红叶，猛然，其中一片硕大的从高处安然飘落，不带一丝忧伤，仿佛是一位远游的行僧，在欣欣然归来。枫叶红透，似一袭袈裟，在秋阳下闪着奇异的光芒。我想到了去西天取经的那位高僧，和他的白马。这样的时刻，恰有一声声晚钟从红螺寺高墙里传了出来，像是迎宾曲。叶落归根，就该是这样的氛围，叶落，是一种美好庄严的过程，是一种天律，不可违背，也不可抵触。

③有时，人不如红叶。对于自然规律，人总是明知故违，不去顺从。古代帝王去炼长生不老丹就是典型。而植物则不，尤其红叶。它们那种面对凛冽秋风时的坦然和睿智，不能不叫人深思。

④在岁月漫漫中，甚至连小小动物都去勇敢地面对生与死。我不是动物学家，不谙鸟类的生死规律，但我观察多年，从来没有见到一只自然死亡的鸟。我说的是自然死亡、弃身明眼处。连麻雀都如是，我甚疑惑，它们是怎样处理自己后事的呢？或者说生死更替的呢？

⑤而人类就有些不同，首先想的是长命百岁，甚或万岁。就是到了百年之后，也要讲阔气讲排场。我每到兵马俑发掘处，就感到浑身不自在，替那些帝王将相脸红。他们活着时作威作福，死后也不叫百姓安宁。人是万物之灵，却不知顺从自然规律，一见死神就乱了方寸，这是一种很是可悲的心态。

⑥有一年深秋，我们到二郎山深处的喇叭河风景区采风游览，这里还没有柏油路，天然小路曲曲弯弯，一直沿着山下的河流，伸向旷野和原始。河水清澈，似一条玉液在静静地流。作家毕淑敏动情地对我说，她从未见到如此美妙的河水，这哪里是什么河水，简直就是流动中的碧玉。

⑦爬上一处高地，远眺近目，夕阳依依，诸峰相衔，山上山下都是斑斓的梦境。金黄和火红，已是这里的主色调，尤其变红的槭树漫山遍野地灿烂在那里，使人目不暇接神魂颠倒。是夜，山月当空，金黄和火红都退到了一山的朦胧里。一阵山风拂过，树木花草夺人魂魄的清香，不但醉倒了山客，也引来了一大群高大的水鹿，它们如约而至，来舔喇叭河宾馆为它们准备的硝，离我们只有百米之距，它们仍有些许警觉，但很安静，以它们发蓝的眸子，看着我们。我一时兴起，给这些不速之客唱起一首又一首的蒙古民歌，其中一只，顾不得舔硝，竖耳聆听，同游者笑着说，你终于在这蛮野之地遇上知音了。没错，它一定听懂了我的歌声，并且体会了其中的内涵。天人合一，绝非仅仅是理想，只要人类怀有一腔慈悲之心。

⑧不料，这一天的后半夜猛然间刮起了山风，气势逼人，似排山倒海。我心中起忧，担心红叶的命运，久久不能入睡。晨五时，梦中有了幻听，听到了钟声由远而近，轰然而优雅。我披衣而起，抓起相机便匆匆出得门去，山风有些冷，但安静了许多，俯仰之间，满眼都是落叶，像一地微微挪动的落霞。它们落得安然飘得富有诗意，竟无半点忧伤，躺成了一山的哲思，忧郁的我，却成了多余。惊愕之余，我终于有了一些禅悟。自然万物，原本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是人类给自己戴上了一副有色眼镜，读不到事物的本色罢了。

⑨淡淡的山雾中，我站在秋风中的山野，终于明白，人，或者说我自己是弱智者，而非万物之灵。眼下，躺了一山的红红落叶，正在完成一种交接仪式，生与死，在这里只是一个概念而非实质。我有幸列席这样的一次仪式，不知不觉中提升了自己的一点点高度，并且读到自己灵魂的色泽，也正在由灰变红。

⑩红叶归处是秋风，拥有秋风的万物有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