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能施舍给我翅膀

在蛾子的世界里，有一种蛾子名叫“帝王蛾”。

以“帝王”来命名一只蛾子，你也许会说，这未免太夸张了吧？不错，如果它仅仅是以其长达几十厘米的双翅赢得了这样的名号，那的确是有夸张之嫌。但是，当你知道了它是怎样冲破命运的苛刻设定，艰难地走出恒久的死寂，从而拥有飞翔的快乐时，你就一定会觉得那一顶“帝王”的冠冕真的是非它莫属。

帝王蛾的幼虫时期是在一个洞口极狭小的茧中度过的。当它的生命要发生质的飞跃时，这天定的狭小通道对它来说无疑成了鬼门关。那娇嫩的身躯必须拼尽全力才可以破茧而出。太多太多的幼虫在往外冲杀的时候力竭身亡，不幸成了“飞翔”这个词的悲壮祭品。

有人怀了悲悯恻隐之心，企图将那幼虫的生命通道修得宽阔一些。他们拿来剪刀，把茧子的洞口剪大。这样一来，茧中的幼虫不必费多大的力气，轻易就从那个牢笼里钻了出来。

但是，所有因得到救助而见到天日的蛾子都不是真正的帝王蛾——它们无论如何也飞不起来，只能拖着丧失了飞翔功能的累赘的双翅在地上笨拙地爬行！原来，那“鬼门关”般的狭小茧洞恰是帮助帝王蛾幼虫两翼成长的关键所在，穿越的时刻，通过用力积压，血液才能顺利送到蛾翼的组织中去；唯有两翼充血，帝王蛾才能振翅飞翔。人为地将茧洞剪大，蛾子的翼翅就失去充血的机会，生出来的帝王蛾便永远与飞翔绝缘。

没有谁能施舍给帝王蛾一双奋飞的翅膀。

我们不可能成为统辖他人的帝王，但是我们可以做自己的帝王！不惧怕独身越狭长墨黑的隧道，不指望一双怜悯的手送来廉价的资助，将血肉之躯铸成一支英勇无畏的箭镞，带着呼啸的风声，携着永不坠落的梦想，拼尽全力去穿透命运设置的重重险阻，义无反顾地射向那寥廓美丽的长天。

方汉奇：冷门做出热学问

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方汉奇常常被人们称为新闻史学界的“泰斗”，他却说，如果将中国新闻史比作一条浩瀚的长河，我只不过是一个在这条长河之中溯流探源、艰辛跋涉的旅人。

1946年，方汉奇考上了校址设在南京、苏州两地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夙愿既偿，他全身心投入了大学四年的专业学习中。学习之余，他继续搜集报纸，上大二时，他把苦心搜集的1500余种报纸拿出来办了个报纸展览。伴随着集报活动的开展，方汉奇在报史研究方面的才华也逐渐展露，引起了系主任马荫良先生的注意。

1950年，方汉奇大学毕业，已调任上海新闻图书馆馆长的马荫良慧眼识珠，邀请方汉奇到该馆担任研究馆员，负责《申报》史的整理工作。方汉奇感于师恩，应邀而往，从此他就一头扎进了《申报》的故纸堆，从1872年的创刊号一直看到《申报》停刊，一干就是三年。“我那时住在图书馆，白天晚上都与这些旧报为伴。新闻是历史的记录，通过这些报纸我好像把清末民初的社会历史经历了一遍，心里非常有底，对我后来从事中国新闻史的教学、研究，一辈子受用。”“真没想到，我的记者梦没做成，最后搞上了新闻史，坐了一辈子的‘冷板凳’。”

1953年8月，应北大中文系副主任罗列之邀，方汉奇来到未名湖畔，在北大中文系主讲新闻史。当时的新闻史研究在我国还是一片尚待开垦的领地，全国从事新闻史教学的只有复旦大学的曹亨闻先生和方汉奇两人。“那个时候连一本通用教材都没有，涉及现当代部分的内容更是一片空白。往往是下个礼拜要讲的课，这个礼拜还没有备出来，没米下锅啊，要找米！没办法啊，只好到图书馆、档案馆去查，连暑假也不闲着。就这么紧张。”方汉奇一边讲课，一边扎进图书馆、资料室，从浩如烟海的故纸堆里精心选择资料，为新闻史的研究奠定了一块块基石。寒暑易节，燕园中风光无限，但一心治学的他连午休时间都抽不出来，哪里有心思野游骋怀。由于长期伏案工作，他上衣两肘总被磨得由光而破，由破到烂，他倒好，干脆准备了无数套袖备用。经过五年的积累，讲课步入正轨。1958年，方汉奇随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入人大新闻系。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方汉奇不仅丝毫没有想过放弃，反而自得其乐地沉浸在自己的精神家园里。他说：“我不怕坐冷板凳。一个人甘于坐冷板凳，不争名于朝，不争利于市，才能安下心来做学问。不怕慢，就怕站。这些年来，应该说，我没闲着。”1983年1月，他发表论文《从大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振聋发聩地提出：“中国报纸始于唐代”；“《进奏院状》是现存的中国最早的报纸和现存的世界上最早的报纸”。

这一论断不仅澄清了中国报纸究竟起源于何时这样一个命题，而且订正了戈公振率先提出的汉朝起源说。否定别人也许不难，否定权威则太不容易。关于这一点，方汉奇有自己的原则，他说：“做学问要有胡适‘于不疑处有疑’的独立思考精神，更要有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从事新闻史的教学与研究，对新闻史中的人物也好，报刊也好，事件也好，在叙述和评价时，都应该力争做到实事求是，做到一切都有根据，做到‘言必有征，无征不信’。”

“我有一句座右铭‘人之彦圣，若已有之’，就是说别人学术上有了成就，就如同自己拥有一样，对年轻人要多扶持，对同辈人要多借鉴，不要得红眼病，不要嫉妒人家，应该有这样的襟怀。我希望年轻人能超过自己，超过自己的学生才是好学生。”正是基于方汉奇的薪火相传，半个世纪以来，方汉奇的学生中新闻名家辈出，其中不仅有范敬宜、郭超人、陈锡添等新中国新闻事业的杰出代表，更有一大批走上教学岗位的优秀新闻教育工作者，他们已成为共和国新闻事业的脊梁。

（摘编自吴晓晶《方汉奇：冷门做出热学问》）

一带一路涉及的很多国家处在全球最为严重的争端地带。其中中东中亚段国家都不是单一民族或单一教派的伊斯兰国家，而是多民族多教派的国家，从古丝绸之路的地理分布看，沿线各个国家虽有自身的文明传统，但是以中巴经济走廊文明圈为核心的一带一路文明是一个没有太多异质文明的组合体。包括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在内的广大丝绸之路国家都是非西方文明国家，这些国家都更强调文化的亲缘性和共同的历史命运。

由于一带一路文明圈是一个独特的跨多种文化的文明体系，所以它需要一个具有包容性和普遍性的意识形态支撑，这里的包容性和普遍性指政治和文化多极化并莩重历史和传统，一带一路文明圈不从单一的意识形态和宗教出发，不鼓励引发冲突和暴力的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一带一路文明圈只有回归复兴古丝绸之路多样化的文化，才会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和平共处，才不会发生文明的冲突，从而保证一带一路的安全畅通。

中国需要通过一带一路文化的建设，造就一个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规划和贸易大道规划相适应的文化共同体，在这个文明圆内，最大限度地激发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部落的认同感、凝聚力、自尊心和创造力，整合丝绸之路文明圏内的无限资源，让一带一路的建设成果惠及丝绸之路文明圈的全体人民。未来由中国这样一个以多元性为特征的文化强国主导的一带一路文明圈应该是文化交融共生的，即既保持文化差异，又能在文化多样性中和谐相处。

在一带一路文明圈建设中，中国要自觉防止搞新殖民主义文化，避免引发新的文明冲突。一带一路的核心区是伊斯兰文明带、中国要慎用西方的黑白分明敌我分明的一神教思想意识形态，避免重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伊斯兰世界文明冲突的覆辙。中国要用一种平等和包容的态度跟一带一路国家进行近似或共性文化图的探索，挖掘和讲述中国与文化圈内国家在文化宗教上的密切交往和相互学习的故事，让中华文化与沿线国家近似的共生的或共性的文化创造性地进行大融通，共同营遗一带一路文明圈。

做一带一路的文化项目，政策制定者一定要接地气，不能只依教科书和体所给的角度来看世界，要学习站在当地人的立场来了解他们所看到的世界。中国媒体在宣传报道一带一路时，需要一个谦卑的态度，中国长久以来总是以世界大国自居，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然而我们需要学习古人法显、玄奘的精神，怀着谦卑的心态，去尊重传播各地文明，不是盲目的自信自大。一带一路上的很多国家，历史上多次被其他民族征服和同化，近代被西方回家殖民或半殖民，这些国家对外来民族在经济上文化上的突然涌入很敏感。因此在一带一路文化传播中，我们一定要让当地人看到一带一路不是来征服的、不是来殖民的，而是伟大的丝绸之路精神的复兴。

节选自李希光《建设一带一路上的文化强国》，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