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小保姆的故事

刘醒龙

小时候住在山里，每当黄昏来临，我就会出神地望着远处山腰上的那棵大樟树。传说这是一天当中灵魂开始出没的时候，月光落地，清风入夜，这些都是它的背景。一棵独立山中的大樟树，是这片大山灵魂的旗帜。大约是在十三四岁时，我终于如愿，到达这棵大樟树下。很奇怪，出发时自己还激动不已，可真的用手搂抱着醇香醉人的树干时，心里却平静得如同刚刚在路边用手掬起来喝得痛快的泉水。

女儿尚小的那几年，家里前后请过几位小保姆。之所以做不长，大都因为她们思家心切。但也有两位例外。早来的那位女孩，初中毕业。朋友们特地介绍说，她家离大樟树只有两里路。一见面我就问她，那棵大樟树还在不在。女孩回答说，在，已被列为重点保护的古树了。

女孩一来就表示自己最多只做半年。开始还不太在意，以为是想家的另一种说法。后来才发现女孩是当真的。她之所以愿意出来，是想挣钱给父亲治病。她父亲患了食道癌。所以，女孩连一分钱都舍不得花，只要有空就看报纸，而且特别喜欢看各类广告。开始我们还以为是各种招工和招聘信息，直到有一回清理床铺时，发现她的枕头下面压着许多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各类治疗食道癌的信息，我们才有所明白。

正好半年的那天晚上，女孩突然对我们说，她要去汉口的某个地方买能治食道癌的药。这之前我们带女孩到过汉口几次，每次都是乘出租车。这时候的女孩却连乘几路车，哪一站上，哪一站下，甚至中途如何换乘都能倒背如流。女孩要买的那种灵芝做成的药，媒体上已不止一次披露，其治癌的功效是假的。但女孩言辞切切，让我们不好直接提出告诫，只好答应说，我先去看看情况，然后再带她去。同时费尽心机地将披露相关情况的文章找出来，放到她的房间里，希望她看过后，能有所转变。可接下来的几天里，女孩反而更加迫切地反复催问我们，何时让她去汉口买药。

我是真的不想让女孩去。这种近乎天价的所谓灵芝提取物，分明是被一些人当作汉正街上的小商品在卖。在女孩用最后通牒的方式表示要自己去之后，我不得不陪着她去了那个卖药的地方。女孩从汉口回来后，从床底下拖出早已悄然整理好的全部行李，包括她亲手制作的那些关于食道癌的报纸剪贴，当即就要去车站。她说：“我要给父亲送药回去！”

上了车后，她回头默默看我的那一眼，突然让人心酸极了。

那天晚上，女孩离开后的家里格外冷清。妻子只说了一句，如果那药真的有效，我都愿意多买些送她。包括我们，其实都害怕真相。一直不敢对女孩说，凡是做广告说成是癌症克星的肯定是假药。对女孩来说，重要的不是这类虚假的广告，谁也承受不起失去的打击。

乡村的大樟树是一个活生生的哲理。在远处遥望樟树的人，内心比每天都能享受樟树荫蔽的人还要丰富。明白真相的时候，倒让我们的内心变得格外无助。正像有一阵子社会舆论竭尽全力地反对灵魂的存在，失去灵魂支撑后，同一时期的社会发生了近百年来最大的动荡。

之后来家带孩子的第二个女孩，心地十分善良，女儿和妻子十分满意，过年时，还专门开连送她到离家最近的小路口。说好过完年她就回来，并将回程的车票钱都给了她。女孩穿着妻子送给她的那件红色呢绒大衣，在冬日的原野上一路走走停停。

我们一直等她到正月底，仍没有任何音讯。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小小的打击，于是我们决定，不再找小保姆了，孩子则由自己来带。这样过了半年之后才听说，女孩非常想再来，却没有钱搭车，连同我们给的返程车票钱，她都给了母亲。得到消息的时候，女孩已再次来到武汉，在离我们家不远的长江二桥附近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做零工。

到这一步我们才有所明白，那一次女孩在踏上小路后，不断地回头看我们，是心有纠结难以启齿。女孩来后不到一个星期就收到一封信，收到信时女孩先是灿烂地笑，说是弟弟写来的，然后马上躲进房间。信很薄，女孩却要看上至少半个小时，再露面时，身上总是怀着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忧郁。事后曾经猜想，女孩最后看我们一眼时，也许还在犹豫是否开口预支两三个月的工资。那样，她就可以将家里的事情全部安顿好，只要余下三十八元钱，她就可以在那处小路口上招招手，拦住一辆来武汉的长途客车。几年之后，妻子还在提起这个女孩，长江二桥离家如此近，她到武汉后，怎么就不肯来打个招呼呢？或许，是那张返程车票梗在中间，成了打不通的大岭关山。女孩一定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好，拿了车票钱，人却不来。

其实，真正惭愧的是我们，是我们在衣食无忧的生活中过得久了，用以体察周围的智慧锈蚀了。

灵魂出现在我们身边，并非总是伴随命运的起承转合。有时候，它宁可成为一张车票，或者干脆就是一包借灵芝之名的药。

（有删改）

材料一

德国现有的3000万个工作岗位中，至少有1800万个都可以被智能机器以及软件取代。最基层的操作工种中有86%的工作岗位可以被机器人替代；坐办公室及从事文秘工作者最为危险约190万个工作岗位将受到威胁；受影响严重的行业还有仓储、邮政以及快递业（150万）、零售业（120万）以及保洁行业（120万）等。

早在20世纪70年代，德国就开始了“机器换人”的过程。时至今日，德国工业领域每万名工人配备机器人292台，仅次于韩国和日本，排名全球第三。在此期间，德国通过政府长期资助、产学研结合的方式扶植起了自己的机器人产业和人才梯队。德国还引领欧盟成立了专门机构，对欧洲机器人技术的发展进行长期研究，并实施了规模庞大的民用机器人研发计划，投入大量资金研发可用于医疗、护理、家务、农业和运输等领域的机器人。

（摘编自《德国工业4.0全面布局人工智能机器人会抢走谁的饭碗》）

材料二

2017年8月22日晚间消息，世界机器人大会2017论坛环节开幕，展会部门将在8月23-2日对民众开放。活动现场，新浪科技等媒体对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曲道奎进行了采访。

新松公司隶属中国科学院，是一家以机器人技术为核心的高科技上市公司，其产品线涵盖工业机器人、洁净（真空）机器人、移动机器人、特种机器人及智能服务机器人五大系列，其中工业机器人产品填补多项国内空白。

公开数据显示，在2015年，我国的机器人替代率只有0.23%，国际平均替代率是0.58%，这意味着中国有99.77%的工作还不能被机器人替代。谈到近两年的机器人发展成果，曲道奎表示，替代率低的一个影响因素是我国的人口基数大，但保有量的增速有了明显的提升，2016年同比增长30.9%。市场需求空间还很大，机器人密度低说明了市场空间的潜力巨大。

机器人产业发展将促进制造业发展，但双刃剑的另一面可能是失业率的提升。曲道奎认为，由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驱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前三次工业革命存在一个明显差异——机器的功能。前三次革命中，机器取代的都是“人类的肌肉”，但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是对智能的取代。在数字领域、服务领域、媒体行业，传统的、低智能的工作将会被机器取代。

（摘编自《新松机器人曲道奎：机器人会取代人就业将重新定义》）

材料三

“我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产业规模稳定增长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工业机器人领域，今年上半年生产完成5.9万台，同比增长了52%。我国占全球工业机器人市场的比例将从25%提升到30%以上。”辛国斌说。

这样快速发展的市场，显然极具潜力。而对于机器人这样一个没有先例的新兴产业来说，要充分释放其潜力，必须建立开放共赢的全球合作新体系，这已成为本届机器人大会嘉宾们的共识。

以色列机器人协会主席Zvi shiller表示，非常期待“一带一路”背景下中以两国在机器人领域加强合作，“机器人行业现在还比较小，很多投资者都喜欢去投那些很快就可以看到成果的东西，但是不能所有人都去摘已经成熟的果子，必须要有人种树。以色列和中国的机器人行业应该相互合作一起种树”。

“俄罗斯非常愿意和中国进一步在机器人领域开展合作，我们可以共同开发全球机器人市场。”俄罗斯机器人协会主席Vitaly Nedelskiy说，机器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对人类来说安全易用的协作机器人。这个领域需要使用人工智能和深度机器学习技术，俄罗斯的科学家和中国的机器人公司可以携起手来，一起在这个领域进行更多突破。

（摘编自《世界机器人大会展示中国机器人产业新突破》）

梁启超的寂寞身后事

刘再复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告别了这个曾给他带来许多烦恼又让他恋恋不舍的世界，享年五十六岁。

古人云“盖棺论定，入土为安”。但梁启超却是例外。

梁启超对国民政府侧目而视，国民政府对梁启超自然也不肯放过，北平市党部做了一个针对“三一八”惨案的议决案，认为梁启超与此案曾有牵连。当时，梁启超正在协和医院治病，为说明真相，以正视听，梁启超的侄子梁廷灿指出：“家叔自民国十五年〔1926年）入春以后，忽罹重病，于三月八日入协和医院，……（十六日手术〕十七、十八两日皆昏迷，不省人事，十八日下午五六时始渐苏醒……以十六日正受麻药剖腹卧病之人，是否可以参与十八日上午发生之任何事件，此真不值一辩矣。”

梁启超逝世后，京沪两地公祭现场，都见不到国民党方面的人，也少有他们送的挽联。当时，杨杏佛曾对徐志摩说，国府对于梁启超不能没有表示，并准备去南京找蔡元培等人商议，要在国府会议上正式提出。但是，由于国民党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等人的坚决反对，此案也只能不了了之。直到梁启超去世13年之后，国民政府才颁布了褒杨梁启超的明令。

这是因党见、政见分歧而导致的对于梁启超的轻视和冷落，虽然涉及到很少一部分人，但其影响却是长久深远的，尤其当国民党本握话语权之 后，在以叙事建构晚清民国历史时，故意贬低梁的作用和贡献，甚至用忽 略和遗忘的方式，使他不存在，这些都是梁启超身后遭遇中最令人痛心的。

同为清华教授的吴宓对于梁氏身后的寂寞大为不解：“梁先生为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响最大之人物，其逝也，反若寂然无闻，未能比于王静安先生之受人哀悼。吁，可怪哉！”说怪其实不怪，王国维先生只在书斋里讨生活，与社会几乎不发生关系；梁启超则不同，几十年风雨进退，几度出入政治、学术间，无论人事还是国事，都牵扯到方方面面，各色人 等，说好说坏都不容易，很多人说他“善变”，也不是一点根据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要对梁启超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确实很难。

谭人凤是老同盟会员，他在《石叟牌词》中指责梁氏“惜乎反复无 常……人格、天良两均丧尽”。这是来自敌对阵营的看法。

湖南名士李肖聃曾是梁启超任司法总长时的秘书，他也认为梁氏“巨人长德，曲学阿世……不惜低首于群儿，逐响于众好。而中国之文气日衰，圣风愈塞矣”。他的意见大约代表了一部分人的看法。而胡适就从另一面指责他的“善变”，在一篇日记中胡适写道：“他晚年的见解颇为一般天资低下的人所误，竟走上卫道的路上去……此皆林宰平、张君劢一班庸人误了他。”

这种言人人殊、各持己见的情形，只能说明梁启超太庞大了，以至于人们站在各自的立场，从某一角度出发去认识他的时候，看到的可能都是一个侧面。郑振铎与上述几位就完全不同，他说：“梁任公最为人所恭维的——或者可以说，最为人所诟病的——一点是“善变”。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贡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郑振铎与梁启超不深，却可以说是梁的知音。

梁启超身后的寂寞寥落，又似乎和他的门生故旧往往早夭有关。蔡锷过早去世，已是很大损失；范源濂等亦先于他过世，徐志摩、丁文江、蒋百里更在其死后不久便陆续辞世。

梁启超身后所受冷遇的根本原因，就隐藏在这里。也可以这么说，他的思想和主张在那个时代让很多人感到隔膜，不可避免地采取疏离的态度，而且，他的救国方案也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不合时宜的。因此，与其说他受到某些人的冷落，不如说那个时代冷落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