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奥运赛事已经结束，中国健儿载誉归来。在东京奥运会上，我国体育健儿克服了因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种种挑战，以顽强的意志品质为党和人民在体育赛场上建立了新的功勋，夺得38枚金牌、32枚银牌、18枚铜牌。奥运赛场上，鲜艳的国旗一次次升起，雄壮的国歌一遍遍奏响，赢得全世界关注和尊重。我国体育健儿的出色表现，生动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生动展现了为祖国争光、为民族争气、为奥运增辉、为人生添彩的奋斗志向，激发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全世界中华儿女的民族自豪感，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自信心，是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

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伟大精神成就伟大事业。我国体育健儿的出色表现，展示了强大正能量，展示了“人生能有几回搏”的拼搏精神。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需要这样的精神。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我国体育健儿展现的拼搏精神，使之化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体育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重要目标。”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要牢牢把握我国体育工作“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根本任务，进一步提升我国竞技体育综合实力，把竞技体育搞得更好、更快、更高、更强，提高在重大国际赛事中为国争光的能力；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动全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广泛开展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的建设；加快推进体育改革创新步伐，更好发挥举国体制在攀登顶峰中的重要作用，更好发挥群众性体育在厚植体育基础中的重要作用，不断为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注入新的生机活力。

体育强则国家强，国家强则体育强。体育对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也具有重要意义。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要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加快体育强国建设，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团结一心，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体大前程不断前进！

（摘编自《书写奥运华章，创造新的辉煌》）

材料二：

面对中国代表团的优异表现，国际舆论多有赞美、钦佩，但尖酸刻薄的杂音也从未间断。一些西方媒体无中生有大谈中国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可能性，羞辱中国夺金运动员是“只会训练的机器人”，含沙射影大谈“精英体育”的成功意味着“道德的沦丧”……种种奇谈怪论的背后，不只是傲慢与偏见，甚至有恶毒的中伤。就连英国《每日电讯报》也不能不指出，一些观察人士以“一种混杂着嫉妒和无知的丑陋心态”看待中国人。

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体育的非议由来已久。随着中国代表团取得越来越好的成绩，伦敦奥运会期间刺耳的声音也随之增加；中国快速发展进步，影响力渐大，则是更深层的背景。

从本质上讲，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与现行国际贸易、经济、政治体系一样，都是西方主导下的产物。多年来，奥运规则的话语权和赛场上的主导地位一直是西方国家的专利。时代在变，奥运会同样在变。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打破了传统垄断，由少数西方国家型垄断奥运规则话语权和赛场主导地位的时代渐行渐远。对中国代表团的无端指责恰恰说明，中国已经成为与其实力相当的对手，甚至在某些方而走到了前面。

围绕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杂音，已经超越体育范畴。“偏执”乃至“歇斯底里”是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和不适应的迸发，是“输不起心态”的暴露。近年来，每逢中国在经济、科技上取得重大突破，就有人站出来大讲“怪话”。这或许可以让一些人谋得些许心理平衡，但“麻醉剂”药效过去后，心态是否会更加平衡呢？

在竞争中进步，在竞争中提高，这是奥运精髓，更是奥运魅力所在。对广义的“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精神的追求，会推动人类社会全面进步。在这一进程中，世界必定会经历力量对比的变化。对某些习惯于高高在上的人来说，从感知时代的变迁到顺应时代要求，的确需要一段痛苦的心路历程。但是，中国不会因为别人的心情如何而放慢自己的脚步。

有容乃大。我们还是平心静气地欣赏奥运会，为中国和其他国家展示人类“更快、更高、更强”魅力的运动健儿加油喝彩吧。阔步行走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我们需要学会承受挫折，更需要坚韧不拔的意志。

（摘编自《奥运会锤炼中国的自信》）

材料三：

一百多年来，人们在奥运会上寄托了关于和平和奇迹的梦想，奥运也经历了战争的戕害、冷战的对垒，承载了众多体育所无法承载的东西，比如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随着奥运经济模式的转变，高科技的发展，在不断向“更快、更高、更强”发起冲击的同时，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也出现了与自身精神相背离的情况，继续承载着超过体育本身的诉求，比如追求财富、展示国力。

奥林匹克运动寻求的是一种在努力中发现快乐的生活方式，是良好价值观的典范，能够使人们尊重普世的基本道德观念。然而，现在人们离奥林匹克所倡导的价值观越来越运。

（摘编自《奥林匹克精神的背离》）

中国传统服装在设计上整体呈现出内敛、含蓄、优雅的美学特点，与中国文化倡导的美学思想是一致的。唐代因为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文化兼容并蓄、风气自由开放，服装风格也变得奔放华美，但总体而言，最具中国文化特征的传统服装风格是端庄典雅的。这也体现了沉稳儒雅的民族性情，以及崇尚自然、含蓄的审美情趣。

孔子曾说：“吾闻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他认为一种材质如果自身已经很美，就不需要任何装饰了。最高境界的美应该是本色的美，在这种纯粹之美上增加装饰反而会破坏美。孔子还提出了“绘事后素”的观点，认为最美的境界是五色之后至于纯白的“素”的灿烂。绘饰虽然华美，但却是后添加的、外在的，素才是本体，体现的才是物的本质之美。老子则认为“大巧若拙”，对“自然天成”的“大巧之美”高度推崇。庄子也说“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把自然朴素看成是一种理想之美，强调自然高于人工、天然高于工巧。

孔子一方面提倡着装整洁规矩，另一方面更看重人品人格等内在美。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他认为追求知识的“士”如果以粗衣淡饭为耻，也是不值得与之谈论相交的。这说明，在表明君子德行方面，服饰是值得考量的一个部分，但对比于外在形式美，他更为看重内在美。礼乐文化体现在个体修养方面是内外兼修、相辅相成的。礼用以治外，旨在规范人的行为举止；乐用以治内，重在引导人的性情心志。乐主要是一个人内心德行的体现，只有在内心建立起德行的根基，外在的言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礼。因此，如果具备了内在的修为，也可以“大乐必易，大礼必简”。这些注重内在美的观点，也是提倡服饰朴素简洁的思想基础。

在中国文人的服饰美学观念里，因为对雅的推崇，其对立面就成了俗。在文人雅士的观念里，服饰的美主要体现为“与人相称”的素朴、儒雅的风格，雍容繁琐、争奇斗艳常被认为是庸俗的体现。一些追求精神清逸的文人，常常穿着裁剪简单的长袍，鲜有文采，不加装饰，以体现清朗飘逸的形象、潇洒大方的气度。虽然传统宽松的袍服掩盖了个人的身体特征，但他们的行为举止和身体语言更能彰显脱俗的精神气度。在明代文人著作里，记载了对于服饰审美的主张，最具代表性的是明末李渔所写的《闲情偶寄》。在谈到服装的色彩时，李渔认为青色是一种适合男女老少的色彩。“贫贱者衣之，是为贫贱之本等，富贵者衣之，又觉脱去繁华之习，但存雅素之风。”素以为雅的服饰观成为传统服饰设计美学观念的重要内容。

服饰是生活美学中最具魅力的呈现。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是古代物质和精神文明的集中体现，是技术和艺术结合的产物。从服饰的发展过程来看，当前服饰生产的工业化、标准化带来了服饰上的西化倾向。这固然为服饰生产和日常生活都带来了便利，但也带来了美学设计上的同质化倾向。因此，了解中国传统服饰设计中的美学思想，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中国文化的成就，也可以借由服饰之美，使我们在国际上更好地塑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形象。

（摘编自梁梅《中国传统服饰设计的美学思想》）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从“小地方”看到“大世界”，看到社会和人类的问题，看到共通的人性，是新世纪以来优秀的文学作品普遍具有的特点。尽管当前世界文化、地域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广泛，但从文学意义上谈论“地方性”仍然很重要。

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尽管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但就文学的审美性而言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技术化和观念化是当下小说创作中的两个常见问题，它们都与地方性经验的弱化有关。

小说需要技术化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没有对小说结构、叙述方式、故事情节方面的精心设置，也就不可能有好的小说。但仅仅有技术就能有好小说吗？显然不是。因为技术更多的是属于形式方面的范畴，离开了内容，再好的形式也是空的。观念化是先有一个观念，然后去演绎小说的人物、情节。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界曾反思过“主题先行”的观念化小说存在的问题。这种观念化小说在当下的创作中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削弱了文学进入生活的能力。

技术化、观念化的写作倾向在当下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文学陶醉在自我的营造和幻想之中，与日益变化的社会现实脱离了联系，这是文学的技术化和观念化倾向产生的文化逻辑之一。缺少切实的地方性经验也应该引起特别注意。地方性经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作为“地之子”融入土地和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的生命中，获取富有生活质感和生命热情的生活经验；二是要体现出独具特色的地方色彩。

“地之子”的生命体验与人的精神、情感、命运相关联，也联系着地方色彩。闻一多说过：“真要建设一个好的世界文学，只有各国文学充分发展其地方色彩。”在当下的文化背景下，包含着地方色彩的地方生活经验，对文学创作有着重要的意义。那么，怎样理解地方色彩呢？地方色彩可以理解为地方文化形式，它包含地方的语言表达形式、特有的风土人情、人际交往方式、审美形式等。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我们重点讨论“地方语言”和“地方风土人情”这两个问题。

地方语言或者说方言是体现地方色彩最为直接的呈现形式。刘半农认为方言是文学创作中最感动人的一种语言。优秀的作品不能没有地方语言的韵味和特点。王安忆小说中的上海韵致，张炜小说中的胶东风情，贾平凹小说中的西北味道，都在证明着地方语言的审美力量。张炜曾对语言充满敬意地写道：“我所追求的语言是能够通行四方、源发于山脉和土壤的某种东西，它活泼如生命，坚硬如磐石，有形无形，有声无声。它就撒落在野地上，潜隐在万物间。”这种与野地、山脉、泥土息息相关的语言，自然含有地方的文化经验。这是富有生命力和表现力的语言，也是我们强调文学语言地方特点的原因所在。

地方风土人情是构成地方文化经验、体现地方特色的重要文学内容。地方风土人情包含自然景观、礼仪习惯、民间故事、民歌民谣等内容。这些带有鲜明地域特点的民间文化，对于作家创作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其所包含的生动的、鲜活的地方文化经验往往给文学带来审美活力，并且启示当下的文学创作应避免过分技术化和观念化的倾向，重视切实的地方生活经验和文化形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时代的变化中把握生活的变化、文化的变化，才能在世界文化背景下讲好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故事。

（摘编自王光东《小说家要善于从“小地方”看到“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