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哲学家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既是先贤圣道，亦隐喻家国太义，因此，家国情怀也是中国古典诗词从未缺席的主题，诗词中的家国，既有“边塞况味”，也有“忧国忧民”。

“边塞况味”，莫如盛唐四大边塞诗人王昌龄、王之涣、岑参、高适，他们开启了中国边塞诗词巅峰之门。王昌龄有感于汉将李广的英雄气概而作的《出塞》，句句宣誓，字字慷慨，尽显盛唐人保家卫国的决心，王之涣留存于文学史的诗作已不多，但《凉州词》的余响不绝于耳，尤其是那两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羌笛与杨柳，春风与玉门关，离家已经平添几分忧思，而更为堪忧的是，面对这茫茫荒漠，连表达思念的杨柳枝都找不到。玉门关，自古就隐喻着边塞情绪，诗人把它放在这里，更显回乡之路漫长悠远。忧愁虽然有，但比忧愁更强烈的是慷慨，乡愁之上，还有家国荣誉，这远远高于个人悲情。边塞将士们的坦荡着实令人叹服。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王之涣的《凉州词》为何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悲壮却不凄凉了。

“忧国忧民”诗词所体现的则是国与民在战争中的苦难。忧国，既有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又有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更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捐躯赴国难”这面旗下，辛弃族一腔热血奔赴《破阵子》，陆游逝前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殷切期待。忧民，最深情的则非杜甫莫属了。朱熹论杜甫人格，将他与颜真卿、诸葛亮、韩愈、范仲淹并举为“君子”，意为“品格高尚”的人。朱熹认为他们“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杜甫的“磊磊落落”是他对民众生命的人道关怀。他的“三吏”、“三别”像一部史诗，记录着战争中百姓的艰辛。“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的年轻人，“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的老人，“存者无消息，死者为沉泥”的受难者，这些形象直指人心，杜甫爱民之情丹心耿耿，情义相照。

家国情怀，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积淀于文化中的审美基因，它深隐于华夏灵魂深处，昂而不傲，光而不妖。它内敛、融达，成就了中华文化昂扬的自信：“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种文化自信与古典诗词偕隐同行，玲珑剔透，流光溢彩，超越了空间，点亮了时代，烛照千秋，辉映未来。

（摘自2018年2月12日光明网《古典诗调与文化自信》）

古希腊是哲学的发源地，哲学从泰勒斯起便开始了它的历程。当泰勒斯说：“水是原则”时，就开启了哲学家对“世界本原的追问”，这也是古希腊哲学所探讨的核心问题。在这里，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这种对世界终极存在的追问所做的哲学思考绝不是偶然的、外在的，而是哲学家本身自觉的、内在的精神生活。

苏格拉底之前，也就是古希腊的早期哲学是只考察自然的。而从苏格拉底开始，“认识你自己”造成了整个哲学史的转变，他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了地上，把伦理道德加进了哲学，并试图给行为找出合理的依据。苏格拉底最关心的就是知识问题，知识是关于自己的知识，是至善，只有正确的思才能指导正确的行动。过一种有德性的生活是苏格拉底一生的追求，而能使我们产生崇高感的，不正是我们对于内心道德力量的感受吗？对于苏格拉底来说，生命的价值就在于获得至善的知识，知识是使生命有价值从而也是使生命值得珍惜的唯一理由。

如果说苏格拉底用生命见证了崇高，那么他的弟子柏图则跟随着老师的脚步前行。对于苏格拉底所开始的工作，所提出的问题，由柏拉图来完成了。他在哲学史上划时代的贡献就是把哲学指向了另一个世界一理智的。超感性的世界。在柏拉图看来，理念是万事万物的本原，它是超越于感性事物的实体性存在。是个别感性事物的范型，而感性的个别事物则是它的摹本。理念是真实的、永恒的、绝对的、神圣的存在，同时理念还具有伦理价值。服从于一种善或“好”的目的。哲学的任务和目的就在于认识理念，对理念的认识是一种回忆，一种深入自身，而对于理念的考察是与绝对幸福或幸福生活本身相同一的，这就使纯粹的理论生活具有了神圣的意义。我们看到，哲学知识的崇高性完全浸没了柏拉图，“哲学是人的本质，他随处表示了他对于哲学的尊严之最崇高的看法：惟有哲学才是人应当寻求的东西，他对哲学具有最深刻的情感和最坚决的意识而对于一切别的东西都表示漠视。他以很大兴奋和热情谈到哲学。在他看来，哲学是最高的财富”。

作为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人类思想的最大权威。亚里士多德把古希腊理性精神推上了巅峰。他概括总结了古希腊哲学和科学的成就，首次明确提出了科学分类说，并建立了庞大的知识理论体系。为此，恩格斯曾赞誉他为“最博学的人物”。在平常人眼中，哲学被看做是不以实用为目的，纯粹的为自身而存在的自由的学术，而哲学也只应该是这样的，才配得上被称之为“科学的科学”，一切的科学可能都比它更为实用，给人带来更多的好处，但却没有一种科学比它更使人高尚，因为它是对智慧的趋向，对真理的把握，它体现了一种精神的东西。精神虽然是一种无形的东西，但当精神的因素占到足够多的时候。它必然体现为一种崇高，一种高尚。此外，这种对理论的希求是出自人的本性，并非仅仅为了现世生活的需要，人就是“理论的动物”。

阳台上的遗憾

韩少功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建筑是人心的外化和物化。南方在古代为蛮，化外之地，建筑上也就多有蛮风的留影。尤其到海口一看，     这里地势平坦并无重庆式的山峦起伏，      前人留下的老街几乎很少有直的、正的，这些随意和即兴的作品，呈礼崩乐坏纲纪不存之象，总是令初来的北方人吃惊。可以想象，种种偏门和曲道，很合适隐藏神话、巫术和反叛，要展示天子威仪和官府阵仗，却不那么方便。留存在这些破壁残阶上的，是一种天高皇帝远的自由和活泼，是一种封建正统文化的稀疏和涣散。虽然免不了给人一点混乱之虞，却也生机勃勃。它们不像北方的四合院，俨然规规矩矩的顺民和良仆，一栋一檐的定向，都严格遵循天理和祖制，不越雷池。

当然，南北文化一直在悄悄融汇。建筑外观上的南北差异，并不妨碍南方的宅院，尤其是一些富宅，其实与北方的四合院一样，也是很见等级的，有一些耳房或偏间，可供主人安置侍卫和女佣；很讲究家庭封闭和合和的，有东西两厢，甚至有前后几进，可供主人安排儿孙及其宝眷，包容儿孙满堂笑语喧哗的节日大团圆。在那正厅大堂里正襟入坐，上下分明，主次分明，三纲五常的感觉油然而生。倘若在庭院中春日观花，夏日听蝉，箫吹秋月，酒饮冬霜，也就免不了生出一种陶潜式的冲淡和曹雪芹式的伤感，汉文化也就一直在这样的南国庭院里咳血和低吟。

这一类宅院，在现代化的潮流面前一一倾颓，当然是无可避免的结局。金钱成了比血缘更为强有力的社会纽带，个人成了比家庭更重要的社会单元，大家庭开始向小家庭解体，小家庭正在被独身风气蚕食，加上都市生育一胎化，已使旧式宅院的三进两厢之类十分多余。要多家合住一院，又不大方便保护现代人的隐私，谁愿意起居出入喜怒哀乐都在邻居的众目睽睽之下？

更为重要的是，都市化使地价狂升，尤其中国突然冒出十二亿人，很难容忍旧式宅院那样奢侈的建筑容积率，稍微明了国情的人，就不难理解高楼大厦是我们唯一现实的选择。看到某些洋人对四合院之类津津乐道,不必去过分地凑热闹。

如今高楼大厦正在显现着新的社会结构，展拓着新的心理空间，但一般来说缺少个性，以其水泥和玻璃，正在统一着每一个城市的面容和表情，正在不分南北地制定出彼此相似的生活图景。人们走入同样的电梯，推开同样的窗户，坐上同样的马桶，在同一时刻关闭电视并在同一时刻打出呵欠。长此下去，环境也可以反过来侵染人心，会不会使它的居民产生同样流行的话题，同样的购物计划，同样的恋爱经历以及同样的怀旧情绪？以前有一些人说，儒家造成文化的大一统，其实现代工业对文化趋同的推动作用，来得更加猛烈和广泛，行将把世界上任何一个天涯海角，都制作成建筑的仿纽约，服装的假巴黎，家用电器的赝品东京——所有的城市，越来越成为一个城市。

这种高楼大厦的新神话拔地升天，也正在把我们的天空挤压和分割得狭窄零碎，正在使四季在隔热玻璃外变得暧昧不清，正在使田野和鸟语变得十分稀罕和遥远。清代张潮说“因雪想高士，因花想美人，因酒想侠客，因月想好友，因山水而想得意诗文。”如此清新和雅趣，似乎连同产生它的旧式宅院，已经永远被高楼大厦埋葬在地基下面了。全球的高楼居民和大厦房客们，相当多已习惯于一边吃快餐食品，一边因雪想堵车，因花想开业，因酒想公关，因月想星球大战，因山水想开发区批文。当然，在某一天，我们也可以步入阳台，在铁笼般的防盗网里，或者在汽车疾驰的沙沙声里，一如既往地观花或听蝉，月下吹箫或霜中饮酒，但那毕竟有点像勉勉强强的代用品，有点像用二胡拉贝多芬，或者是在泳池里远航，少了一点真趣。这不能不使人遗憾。这遗憾常常是历史进步身后寂寞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