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往事

侯德云

下乡，一行四人，坐在吉普车里。吉普车是老朱的。老朱当过多年乡镇领导，年前才调入瓦城。

路过一个叫八里的村子，这个村子以种桃出名。春天的时候，村子还张罗过一场“桃花节”，可以想见，桃树的种植规模有多大。现在是夏天，正是收桃季节。人、桃、车挤在公路两边，道路一下子窄了很多。

四个人的话题里自然而然就有了桃。说桃的价格、桃的味道，说桃的其他种种。

吉普车拧拧巴巴终于离开了八里村，这时话题已经转到樱桃上。

不管是说桃还是说樱桃，老朱都是主讲。后来才知道，老朱是内行，农大毕业生。

老朱不光说桃说樱桃，还说了些扶贫往事。

老朱说，他在三台乡当农业助理那会儿，搞扶贫，动员农民栽樱桃。乡干部一拨拨挨村动员，大会小会，可村民一个个都木着脸，袖着手，似听非听。白给的樱桃树苗没人要。乡长气得拍桌子，说：“他们不栽，我们栽！把树苗栽到老百姓的地里去，非逼着他们富起来不可！”

车内一阵哄笑。

我说：“真去栽啊？”

老朱说：“可不是！那个春天，我们天天栽树，灰头土脸的。”

我在心里感慨，没想到乡镇干部还得上劳动课。

老朱继续说：“你说可气不可气，有的村民，就站在地头上，叼着烟，看你给他栽树，好像这事跟他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后来呢？”

“后来，”老朱说，“四五年后，樱桃结果，市价居高不下，老百姓尝到了甜头，不少人跑到乡政府要樱桃树苗。乡政府又不是苗圃，哪有苗啊？”

我们三个听众都感慨：“扶贫这事儿，真是不容易。”

老朱又说起他当副乡长期间发生的事儿。“我们在一个村里搞试点，原计划只扶持十户，结果二十多户报名，那个吵啊。没办法，乡里咬咬牙，决定扶持二十户，每户提供一定的资金和技术，还挖了沼气窖，干净，也节省能源。忙了一秋天。快到过年的时候，一天，我们正在开会，突然听到一阵农用车的轰隆声进了政府大院。走到窗前一瞅，我吓了一跳，心说这是谁要闹事啊？一溜三辆农用车，装满青黄的蔬菜，挤在政府小楼门口。每辆车的车斗边沿，还都坐着两三位壮汉。我赶紧下楼，仔细一瞅，乐了，这不是种植大棚蔬菜的那些人吗？大伙儿见了我，也乐，说：‘第一批蔬菜下来了，我们不能忘本，给政府送些来，让领导尝尝。’”

我故意问老朱一句：“三车蔬菜，怎么处理的？”

老朱说：“我指挥他们送食堂里了。”

三个听众都笑。

老朱说：“笑什么笑？没白吃！我们哪能占老百姓的便宜？不光没白吃，我随后还给他们联系了几个蔬菜批发商，定期到村里收购。现在那个村，已经是蔬菜大棚专业村了。”

“噢，干得不赖。”三个听众都感慨。

四个人都笑。

老朱沉默了一瞬，又说：“还是我当副乡长的时候，遇到过一个怪人。那年乡政府决定，为水稻种植区内的贫困户补助一些稻种和化肥。挺好的事儿，大伙儿都高兴。第二年春，一天我正在办公，突然‘砰’的一声，门被踢开，一个老农冲进来，敲着我的桌子说：‘你是不是庄稼人啊？什么时候了，还不送稻种和化肥？’”

三个听众忍不住，还是笑。

老朱说：“我抬头一看，认识，就是前一年我的贫困户，老李头。老李头气得浑身发抖，他腋下还夹了两只蛇皮口袋。”

老朱说：“你说那老李头，那么蛮横，为什么呢？”

我给老朱的三个故事加以概括，得出的结论是：“扶贫这事儿，难心，开心，偶尔也闹心。”老朱听罢，连连点头：“对对对，就这意思。”               

（选自《百花园》，有删改）

“孟子道性善”，以孟子人性思想为性善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性善只是孟子对人性的具体认识，只是他整个人性思想的一个结论。只说到性善，不对孟子提出这一结论的理依据做深入的研寻探讨，就不可能全面认识孟子人性思想的丰富内容及其深刻意义。

中国文化中没有人间和天国两个世界的分别，只有一个天人合一的世界。中国人不追求死后进入天堂或极乐世界，而是“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留取丹心照汗青”，追求在人间、在历史中的不朽。生和死是统一的生命过程。死是生的继续。人的物质生命是短暂的，人死后，躯体腐烂，物质生活方面的一切失去意义；而人的精神生命则可以长留人间，在历史发展中永垂不朽。不朽不在于生前物质生活之所得，而在于立德、立功、立言之“虽久不废”。

中国人又讲“畏天命”，讲“天理”，把“天理良心”合提。尽心知性和事天立命合一，人生和天命合一，道德良心的自我约束和对天命的敬畏合一。

（选自钱逊《孟子人性思想的核心理念》，有删改）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这不仅培养了中国人民高尚文雅、彬彬有礼的精神风貌，而且使中国赢得了“礼仪之邦”的美称。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上自朝廷的军国大政，下至民间的日常饮食，无不是在礼的规范下进行。礼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权威的制约因素。

《礼记•礼运》中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杯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这就是说，礼，最初产生于人们的饮食活动中。中国先民把黍米放在火上烧熟，把剖开的小猪放在火上烤熟，在地上挖个坑贮存水，用双手捧着水来喝，用草扎成的槌子敲打地面当作鼓乐，好像用这种简陋的生活方式便可以向鬼神表示敬意，从而得到神的庇护和赐福。这样，最原始的祭礼也就由此产生了。《礼记》中认为原始的礼仪行为就是从人们的饮食活动中产生的。这便是所谓的“夫礼之初，始诸饮食”。

人要吃喝，以为神也离不开食物，所以要将自己的食物也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中国的先民们想通过这种简单的仪式向神灵表达虔诚的崇拜心情，而当这种纪念仪式逐渐定型化，并取得较为固定的社会意义时，原始的礼便有了自己的雏形。这里，我们将“污尊而杯饮”之类的仪式称为“原始的礼”，主要是肯定了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这种源于饮食的祭礼，是中国先民顺应自然生活的文化创造。中国先民是按照人要吃饭穿衣的观念来构想诸神灵的生活的，以为祭祀就是让神吃喝，神吃好喝好以后才能保证大家平安。所以，“礼”与解为甜酒的“醴”字，音既相同，意义也有相通之处，亦非巧合。人们通过饮食来祭祀神，表现了中国先民重视现实和生命的原初心理。

关于礼的起源，国外的一些学者也有浓厚的兴趣，其中以英国学者史密斯的观点影响最大。史密斯认为，图腾制是由一种叫“图腾餐”的祭祀仪式发展而来的；“图腾餐”是神与神的崇拜者之间“共餐”，“共餐”的意思就是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进餐。共餐本身就是一种礼貌的表现。世界上许多民族礼的起源大都与饮食有关。可以说，《礼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与史密斯的“共餐”制的说法有相似之处。他们都认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亲密莫过于“吃的是同一锅饭”，如中国先民们就将那种分立门户、自成一体的做法，视为另起炉灶、感情淡薄的表现，因而饮食筵宴就成了中国人联络感情、增进友谊的主要手段。在此基础上，各种饮食礼节也就产生了。

（摘编自姚伟钧《食与礼》，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