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在一篇小品文《摄影小史》中曾经为我们讲述了早期摄影作品的独特属性：由于达盖尔摄影术需要长时间的曝光，使得照片产生了如同古典绘画一般富有“灵韵”的艺术性。被拍摄的人，因为“在经受了长时间的曝光后，好像走入了影像”。本雅明这样说。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化，拍照不再是一种艺术创造，它是对我们生活瞬间的随时捕捉。相比于此前达盖尔摄影术中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底版，如今的拍照恰恰陷入到了一切皆为复制品的任意狂欢。人的生存方式也因为这种数字摄影技术的发展而产生了一种新的生存方式：镜像化生存。

也就是说，如果你愿意，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可随时被记录在镜头之下。人们已经失去了本雅明所描述的面对镜头时候的恐惧感，在经历了无数次镜头体验之后，已经懂得如何以独属于其个人的标志性的表情展现自身：严肃的人在镜头前一贯严肃，搞怪的人在镜头前一贯搞怪。原因很简单。因为镜头已经变成了社会中他人的眼光，它的存在约束着我们，它让我们在镜头前不能放纵自我，相反，我们要呈现一个我们想让他人如何来看待我的那个面向。

智能手机的迅速发展贼予这种镜像式生存更多的丰富性。它一方面通过不断提高像素，让照片的清晰度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却豢养出各色美颜的APP，给原本极度清晰的照片加上滤镜，从而让原本照出的细部纹理再一次变得柔和与模糊，降低了的清晰度，让照片生长出了本雅明式的“灵韵”光泽，这原本也算是现代人用技术来抵抗技术的一种手段：用技术来弥合那些因技术而被毁掉的“灵韵”。但由于拍照已经成为了一个他者的眼光，无处不在，这种滤镜化的存在所赋予照片的灵韵失去了自然性，多了诸多人为性。经过滤镜的照片不再真实地记录人物与世界，而是为了按照拍摄者的意图来展现被拍摄者。

如果仅仅如此，事情还不算太糟糕，更为糟糕的是，对于今天早已习惯于镜像化生存的拍摄者们而言，拍照的目的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绝非为了艺术创造，当然也不仅是为了记录自己和生活，而是要“照出”一个经过他者的眼光过滤之后的自己和生活。网络红人的面孔正在成为一个个面孔的范本，左右着深陷滤镜化存在的人们。各种美颜APP让我们的肤色亮白，让我们的下巴变尖，让我们的眼睛变大，每一张被滤镜美颜修饰过了的照片，都有着千篇一律的五官和笑容，其所显示出的与其说是现实中的自己，倒不如说是被社会审美趋向所扭曲了的肤浅的表象，这一表象与被拍摄者可以毫无关系。滤镜化自拍正在让我们逐渐不敢直视镜子中真实的自己。

本雅明说，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照片的人都曾感到惊愕，因为不敢直视照片中人那犀利的眼光，我将这视为是第一次有能力反观他人眼光中的自己的人应有的一种抵抗，而今天，在习惯了滤镜化生存的我们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们也近乎不愿看到没有滤镜化的照片中的自己，而更愿意将自己转变为他者眼光中的那个虚假的我，并在那个虚假的我中找子到一种不该有的自信。

这能说明什么呢？我们只能叹于现代技术将我们的生活不断推向表层所带来的一种肤浅。当我们只能在滤镜化的照片当中辨识自己的时候，我们早已失去了追问我们自己究竟是谁的冲动，而乐此不疲地活在他人的眼光之下，在其中获得一种自欺又欺人的假面舞会般的狂欢。

（摘编自《滤镜下生存：我是谁？》）

生命之剧的导演

郭礼和

“垃圾DNA”这个名字出自上世纪70年代。在这之前已经发现真核细胞(有细胞核结构的细胞)染色体上的基因之间是不连续的，也就是说，基因之间存在着很大的间隔，就像上海到北京的铁路有许多火车站，但这些火车站只占据铁路总长的1.5%(也就是基因只占DNA总长的1.5%)。故而，1972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大野乾把不编码蛋白的染色体片断称为“垃圾基因”。70年代后期，由于DNA测序技术的诞生和使用，证明不仅基因之间有很长的不编码DNA，就是基因内部也存在有许多不编码的间隔，说明一个完整的基因实际上是由许多不连续的DNA编码片断拼接起来的。因此，科学家把这些不编码蛋白信息的DNA统称为“垃圾DNA”。但是，对原核生物(没有细胞核的单细胞生物)DNA测序，发现它们的基因内部却是连续编码，基因之间的间隔也很短，说明它们的垃圾DNA很少。真核细胞与原核细胞的基因组和基因结构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差异，这使人们产生很多联想和推测。

真核细胞产生这么多的“垃圾DNA”究竟干什么？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DNA测序技术已经完全实现了自动化，故而人们提出将人类的基因组(人的细胞染色体全部DNA)序列进行分析，这就是所谓“人类基因组计划”。此计划从1990年启动到2003年完成，但是，这项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科学工程实际上只是完成了一个草图。因为，研究人员只是将人类基因组的序列测出一部分，还有很多空隙未测出，主要是涉及到一些重复序列，它们的序列用现有技术很难测出。根据已测出的序列和结构分析，基因只有2.6万个左右，占基因组总长度约1.5%，而98.5%的DNA为非编码区，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垃圾DNA”。这98.5%的“垃圾DNA”究竟有什么用处？于是，科学家们在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草图之后，启动了ENCODE研究计划，进一步对那些基因组空白处进行测序，并探索这些大量的“垃圾DNA”的功能，编纂DNA元件百科全书。上述两个研究计划可以分别称为“结构基因组计划”和“功能基因组计划”。

“结构基因组计划”的完成证明：人类和小鼠的基因组大小、基因种类和数量、甚至基因的结构都很相似，但在个体形态和智慧方面的差异却有天壤之别。他们的基因组最大的差异就是“垃圾DNA”，由此可见“垃圾DNA”并不“垃圾”，它可能与物种进化、胚胎发育、个体生长、疾病发生、机体衰老和死亡等生命现象都有着密切关系，也就是与控制基因的变异、突变、表达、调控等密切相关。

可以把生命活动简单地理解为一台电脑在进行一项工程设计，例如用电脑设计飞机。要完成这项任务需要两样东西，一个是“数据库”，另一个是“软件包”。有了这两项工具就可以设计出个各种类型的飞机。生命活动中的基因库可以把它理解为“数据库”，因为小鼠、猴子与人类的基因库大同小异，而且可以相互替代。“垃圾DNA”可以把它理解为“软件包”，利用不同物种的“软件包”(也就是不同物种的“垃圾DNA”)可以设计出小鼠、猴子或人的有机体。

可以把生命活动理解为拍一部电影，基因组就是电影的剧本，基因编码的蛋白质可以理解为演员，“垃圾DNA”就是导演。不同演员的出场和退场或再次出场都是导演根据剧本的情节来安排，这样就可以展现出一部有血有肉有情感的动人场面。导演不仅要指导演员的表演，而且要安排舞台灯光变幻和道具的变化来烘托舞台场景和故事情节。“垃圾DNA”在生命活动中的演绎也是像电影导演那样如此忙碌，故而需要大量的“垃圾DNA”，但它们不出场，也就是不编码蛋白在细胞的生命活动舞台上出现，可是不同蛋白何时出场何时退场或再出场却是由“垃圾DNA”来决定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物种相近的基因组主要差异不在基因(当然基因也可有差异)，而是“垃圾DNA”。例如，人和猴子；尤其人与人之间的遗传差异主要是“垃圾DNA”，这就造成人与人对疾病的发生和药物敏感性有差异，也就是为什么需要个体化医疗的原因。

(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