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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大爆炸的火球有些像核爆炸的火球，但核爆炸的火球热量在一小时、一天或一周内就会消散开来。相比之下，大爆炸的热量就无处消散了，只能在宇宙中徘徊。事实上，宇宙里也只有大爆炸的产物。时至今日，大爆炸遗留的热量仍充满宇宙，围绕着我们。在过去约140亿年的膨胀中，温度已然冷却下来，大爆炸再也无法发出可见光，只能释放出一种不可见的光，即微波辐射。

微波对你而言一定不陌生，它被应用于加热食品、手机通信、传播电视节目等领域。如果你用过老式电视，当你切换频道时，中间会有画面停顿现象或者雪花出现在屏幕上，约1%的画面停顿和雪花可能来自大爆炸产生的微波辐射。这些微波在被你家电视天线捕获之前，已经在宇宙中飘荡了约140亿年，上次它们接触到的其他事物是宇宙开端的那个火球。

事实让人震惊，宇宙中99.9%的“光”，也就是光子都来源于大爆炸，仅0.1%的光子源于恒星以及星系。这就是宇宙最为惊人的特征：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如果你有双能看见微波的眼睛，那么你眼前的世界，包括空空如也的空间都会发出白亮的光。你就像住在一个大灯泡里。科学家直到1965年才发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而且完全出于意外。

但是，我们周围的所有事物都会发出微波，我们难以分辨哪些是大爆炸发出的。这正是1964年新泽西州霍姆德尔的两位科学家阿尔诺·彭齐亚斯和罗伯特·威尔逊碰上的难题。这两个人被巨型喇叭状的微波探测器吸引到贝尔实验室工作。他们想用探测器研究天文学，探测疑似围绕银河系的超冷氢气。由于他们预测该气体微波十分微弱，所以首先他们要测量其他微波源，如近处的树木、建筑、天空，甚至是探测器本身。然后他们再将这些干扰源剔除，剩下的可能就是需要的微波信号。

但当他们把所有干扰源都剔除后，仍有稳定背景噪声。这样的微波应当是由一种温度比绝对零度约高3摄氏度，即约零下270摄氏度的物质辐射产生的。最开始，他们认为这是纽约市发出的微波。但是，当他们将探测器的喇叭口对着天空或者背对纽约市时，噪声依旧存在。然后他们又猜测微波源应该是太阳系中的一些会发出无线电波的天体，如木星。但几个月过去了，地球沿轨道绕太阳运转，噪声依旧稳定不变。他们甚至想过这是不是附近核弹试验产生的高速电子飞入大气产生的背景噪声。然而，这种背景噪声一直很稳定，不随时间改变，这并不符合任何猜测的特征。

最后，两位天文学家将目光锁定在两只鸽子上。它们在探测器狭窄的底部建了个鸟巢。因为探测微波用的电子设备也固定在“喇叭”的底部，而这些设备会散发热量，所以鸽子们选择了这个舒适温暖的住处，这是在新泽西州度过严冬的最佳住所。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发现鸽子们在微波探测器的表面覆盖了一层白色的电介质，即大家熟知的鸟粪。那么，是不是鸟粪发出的微波造成了这稳定的背景噪声呢？

两位天文学家捕获了鸽子，还附上推荐信把鸽子送往别处安家。然后他们穿上长筒靴，拿着扫帚钻进“喇叭口”里收拾干净鸟粪。但是结果与他们的预期相反，稳定的背景噪声仍旧存在。

直到1965年的春天，他们在天文学上仍一无所获。一次彭齐亚斯给他一个科学家朋友打电话，忍不住向朋友抱怨他和威尔逊在霍姆德尔遇到的倒霉事，结果他朋友一听这事，立马来了精神。他朋友先前听过理论家詹姆斯·皮布尔斯的演讲，演讲中提到普林斯顿大学正在进行一项实验，旨在探测大爆炸余晖的热量。普林斯顿大学离霍姆德尔只有30英里的距离，彭齐亚斯一放下电话，立刻就给皮布尔斯的导师、普林斯顿大学的罗伯特·迪克打了个电话。迪克当时正在办公室里吃便餐，研究小组成员都和他坐在一起。迪克刚放下电话，他扭头对他的同事们说道：“啊哈，咱们有料啦！”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由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发现的微波辐射与绝对零度以上2.726摄氏度发出的辐射相匹配。“大爆炸余晖发出的微波辐射与你家的微波炉发出的微波一样，只是能量低得多，”史蒂芬·霍金这么解释道，“不过，用它来加热比萨的话，只能加热到约零下270摄氏度。呃，这连解冻都不行，更别提烹饪了！”

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因发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证明宇宙起源于大爆炸，从而荣获197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有人问，那两只鸽子后来怎样了呢？鸽子有归巢的习性，所以它们又飞回霍姆德尔探测器了。没办法，就只能把它们处理了。但是，它们的鸟粪却名垂科学史，广泛流传在各种天文学著作中。这个乌龙事件应该是科学史上对鸟粪最大的一次误会。

（摘编自（英〕马库斯·乔恩《宇宙大爆炸的余晖》，孔令稚译）

儒家教化移人性情观与德国现象学移情说对人格构造的重视有相似之处。比如，学者施泰因就非常强调移情对人格构造的重要作用，她承认，“‘我’是在感受行为中被构造的，这是一个古老的心理学传统”，她没有否认人格构造论源于心理学传统，同时又认为，人格构造是一种“陌生人格”，而“陌生人格是通过移情在被体验到的行为中构造的”。

儒家教化“移人性情”观最早体现在儒家人性论当中，有去欲复性和移情去恶两种不同的人格建构方式。儒家对教化移人性情功能的认识，因其人性论基础的不同呈现出复杂的状态。追索教化移情观念的演变，无论哪种方式均体现接受教化的主体内在的异己性感知，从总体上体现出“性待教而为善”的伦理价值取向。

孔子的人性论较为接近性朴论，即性本无善无恶。他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要求以人先天的质朴之性为基础，实施教化，从而建构起“君子”的人格精神。孟子持性善论，强调吾善养吾之浩然正气，由此建构起“有赤子之心”的“大人”“大丈夫”的人格内涵。荀子虽并未明言人性本恶，然则更为重视人性中的恶，强调移情去恶。西汉董仲舒从性有善有恶的角度出发，申明教化移情的必要性。在他看来，上天施放阴阳二气，而人天生亦有贪婪和仁爱二性；阴阳二气应当互不相犯，人身亦须控制情欲的作用。只有“损其欲而辍其情”，才能顺应自然天道；董仲舒亦是以“善”为人格构造的核心内涵。淮南王刘安的思想儒道杂糅，他对移人性情持否定性态度。《淮南子·精神训》有云：“衰世凑学，不知原心反本，直雕琢其性，矫拂其情，以与世交。”高诱注曰：“雕琢其天性，拂戾其本情，以合流俗，与世人交接也。”而刘勰“雕琢性情”“陶铸性情”之说，虽受刘安思想影响，然其内涵却转为肯定性的价值判断，更接近荀子移情去恶的观点。

中唐以后，孟子地位逐渐上升，至宋代，孟学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宋真宗非常推崇《孟子》一书，王安石亦明确将《孟子》与《论语》相提并论，将其列为儒家第十三种经典著作。王安石认为尽性的关键是去情却欲，“去情却欲”，即是一个“移情”的过程，移情的目的在于养人之本性，从而使人达到“趋圣人之域”的理想人格境界。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学，与王安石的学说虽有很大差别，但在尊孟这个问题上颇为一致。这对朱熹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而“朱熹的学生们在确认了二程是孟子的继承者之后，又进而申明朱熹是二程道统的继承者”。可以说，宋明理学，谈“克己、正心”，皆以孟子性善论为基础，并亦可向上追溯到孔子的学说。而“克己、正心”，亦即移人性情，其目的正在于建构理想的人格精神。

明初理学家胡居仁论人格建构亦以性善论为基础。认为教化正情养性、节欲成德，意在回归人的善良天性。“情性一体”则是王夫之人格建构的基本框架。王夫之论情性之关系曰：“喜怒哀乐之发，情也。情者，性之绪也。以喜怒哀乐为性，固不可矣，而直斥之为非性，则情与性判然为二，将必矫情而后能复性。”矫情、逆情皆为移情之义，王夫之亦强调移情“复性”的人格建构内涵。

综上所述，儒家教化的人格构造必然通过移人性情才能得以实现。

（摘编自汪群红《“移人性情”与“移情”——现象学视域下的儒家教化观》）

儒家文化体系中的“家国天下”意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之一。如今，制度化儒家已然解体，社会形态、家庭结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如此，汲取“家国天下”意识传统，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家国天下”意识作为积极的入世精神，将个人发展的诉求与社会进步的诉求结合在一起，基于这一道德自觉，社会成员才具有了责任担当、价值共识。

首先，在今天，家作为基本情感纽带对我们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应弘扬传统孝道，强化纽带作用和责任意识。家族观念基于血缘的原初信赖关系，而安土重迁的中国农耕文明进一步充实了家族的机能。人伦情感亦因血缘而来，在情感依托的层面上，家的意义超越任何经济的成本——收益分析。现代社会主张的公共精神与家庭伦理的建设并不矛盾。正如搬用熟人社会的伦理原则到陌生人社会是不合理的，反过来，将陌生人社会的规则搬用到家庭也是不合理的。关键是如何能够在不同的关系中正确切换。在现代化生产和协作中，依照公共理性、法治精神；在家庭与私人领域中，弘扬孝悌之道，忠恕相待，爱敬相与。这要求对家庭伦理和孝道进行理性的阐发和合理的引导，使得家庭伦理与公共理性彼此呼应。

其次，“家国天下”意识是现代中国伦理的重要维度，它既连接传统的“修齐治平”，也连接社会、民族、国家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家与国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家是社会的细胞，国是维护家的外部屏障，家国的良性互动与发展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协调。儒家“家国天下”的教化传统历史地塑造了中国人的内在人格与精神世界，《大学》中的“修齐治平”深入到一代代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内化为热爱祖国与家园的担当精神。在今天，心怀家国天下便是个体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与忧患意识，是主动追求民族统一、国富民强的精神，也是国家认同感和责任意识的来源。

最后，支撑和实现“家国天下”精神的是仁爱的“生生”之德。中国人内心的“天人合德”实际指向更为广阔的世界中的相生相与，它肯定世界是交感的，自然规律和人世伦理是可以相互推演的，也是相互一致的。仁爱原则是动态原则，原始儒家主张根据内在的“生生”之德，在矛盾的转化中主张“穷达以时”“与时偕行”。宋儒也以“生生”释“仁”，把原始儒家的“仁”的范畴与《易》之“生生”相结合，使“仁”升格为表示天人合一的本体范畴，把“相生”当作自然万物蕴含的内在目的。仁爱原则也是“相生”的凝合原则，这在伦理意识上表现为中正平和、诚实无欺、敬爱相与，虽有竞争，但在竞争中能够冷静达观、互利互惠，实现“里仁”之美，建构互助型社会。

由此可见，儒家教化传统中的“家国天下”意识体现了传统时期的“中国智慧”。它成为“大一统”的重要思想基础与施政方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传统的“家国同构”早已超越了其原始意义，从社会结构升华为精神结构，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时代已变，儒家教化论内秉的优秀文化部分也将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家国天下”意识，以其温柔敦厚的底色、生生不息的活力、和合共生的包容心，不仅能为个体生命提供精神关怀，而且有助于维系各民族的和睦共存，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积极的精神动力，值得我们倍加珍惜和大力弘扬。

（摘编自《“家国天下”观念的历史形成及现代意义》，2019年10月28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