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姓氏，最早可以追溯到母系氏族时代。当时出于族际间识别的需要，每个氏族都会有一个本氏族的专用名称，这个名称事实上就是全体氏族成员共同的姓，如姬、姜、姒、妫、姚、好等。这些姓皆从“女”字旁，从一个方面表明姓最初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

与现今的观念不同，在先秦时期，姓、氏是互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姓是氏族组织的名称，氏是氏族内部家族组织的名号。出现姓、氏上下两级结构，是因为当一个氏族由于世代久远、人口增殖而规模越来越大时，氏族内一些成员间的血缘关系就会越来越淡，有些成员甚至可能已经找不到与另一些成员间的血缘联系了。这时，氏族内一部分血缘关系较近的人便会结成次一级的血缘组织，而次一级的血缘组织也会有相互识别的符号，这就是“氏”。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的祖先只能出自想象；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较晚，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清楚，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加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都是如此。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三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至今。

（摘编自张淑一《古代姓氏浅谈》）

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人才培养水平是衡量高校办学水平的根本标准。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高校人才培养工作，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并明确提出“提高高校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使若干高校和一批学科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凸显了党和政府对加强高校人才培养工作、提高教学水平的高度重视和殷切希望，凸显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在“双一流”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本科教育在人才培养工作中占据基础地位，是大学教育的主体组成部分。本科教育质量是大学办学声誉的重要载体。因此，一流的本科教育是一流大学的重要基础和基本特征，建设一流大学必须建设一流本科。坚持“本科为本”，是我国一流大学建设的必然选择。

纵观国外一流大学，普遍将本科人才培养和本科教育质量放在学校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世纪之交，美国提出“重建以学生为中心的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推动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教学改革。近年来，美国一些研究型大学持续深入推进本科教学改革，斯坦福大学2012年出台了《本科教育研究报告》，开启了新一轮大规模本科教学改革。国外高水平大学对本科教育的办学定位和做法，对我们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高水平大学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建设一流本科教育，是适应新形势、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我国高等教育正面临新形势、新要求。从世界形势看，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进行，综合国力竞争越发激烈。从我国改革发展形势看，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央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一系列区域、产业发展战略举措；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动力转换、结构调整、方式转变、产业升级任务紧迫。从教育对象特点看，90后大学生是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他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学习方式、交往方式与上一代学生相比有了很大变化，我们以往熟悉的教育理念、教学内容和方式、管理手段等，迫切需要作出相应调整。

“985工程”“211工程”高校拥有最好的生源，担负着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支撑和引领未来发展的领军人才和骨干人才的重要使命。这些高校要深入研究新形势新变化，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生健康成长提出的新要求，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加快改革创新，加快推动人才培养链与国家创新链、产业链有机衔接，大力提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能力。

(摘编自林蕙青《一流大学要办好一流本科教育》)

日前，文化部在其官网首页发布《各地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情况评估报告》。报告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颁布五年来，各地落实情况喜忧参半。2011年6月1日，《非遗法》正式实施。为掌握法律实施五年来的落实情况，总结经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文化部于2016年组织开展了《非遗法》贯彻落实情况检查，并委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对贯彻落实情况进行评估。       

评估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8月31日，全国有24个省（区、市）颁布了非遗的地方性法规共72部。其中，17个省（区、市）的省级法规是在《非遗法》实施后制定的。但是，从全国范围看，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完善，北京市、天津市、内蒙古自治区、吉林省、海南省、四川省、青海省7省（区、市）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性法规尚未出台，立法工作亟待推进。

评估报告显示，2011年至2015年底，全国各省级财政累计投入163731万元，有10省（市）累计投入5000万元以上。尽管五年来，各省财政投入逐年增加，但是依然不能满足实陈工作的需要，各省普遍存在保护经费不足的问题。

截至2016年，文化部命名了四批共1986名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各省（区、市）批准公布了14928名省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评估报告显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老龄化问题较为突出，在世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中超过70周岁的已达50%以上，开展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迫在眉睫。有些传承人在擒救性记录过程中，就已经离开人世；一些传承人年事已高，无法完全展现技艺。部分艺术院团改制后，面临着经营压力，有的传承人待遇因此受到影响，出现了无人肯学、后继乏人的状况。

                                                                                          （摘编自《光明日报》）

“我们就是要把非遗文化传承作为工作、作为职业，通过现代工作室的打造和经营，希望能够找到一条非遗文化传承的职业化道路，避免目前入不敷出、生活难以为继而面临失传的窘境。”糖画传承人高光耀说。虽然近两年商业演出市场机会增多，但是相比于其他演出形式，他们的收入不算高，由此可以看出大众对于传统文代的接受度还有待提高，而这其中，既需要传承人自身的坚持与创新，也需要更多社会力量投入。       

（摘编自《大众日报》）

《中国诗词大会》的成功形象地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借鉴现代模式，激发出人们的兴趣，就能打造成现代时尚，就能成为网红，就能很好地圈粉。我们应该做好“非遗十互联网”这个加法，让非遗的文化魅力在互联网靓丽起来，普及起来，传播起来。可以采用动画开发、趣味知识比拼、全国非遗知识接龙等方式，非遗在互联网火了，关注的人就多了。

                                                         （摘编自南方网《落实“非遗法”还需做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