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童蒙教育与前朝相比，最明显的特征是突破了门阀士族严格的等级制度，呈现出大众化的趋势。其原因主要在于：宋代土地私有制的进一步强化，促进了庶族地主阶级与小农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为宋代童蒙教育的大众化趋势的形成奠定了广泛的社会阶级基础；宋代最高统治者提倡的“兴文教，用文人”，改革科举制度的文教政策和神童举的设置，为宋代童蒙教育大众化趋势的形成开辟了现实途径。

宋代童蒙教育对象，除了赵宋宗室子孙和一般官僚地主家庭的子弟以外，相当一部分是出身于平民的农家子弟。此外，历来位居四民之末的商人也非常重视对其子弟的教育。“农工商各教子读书”成为宋代社会的一道独特风景。

宋代社会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童蒙教育目的多元化趋向的形成。宋代童蒙教育除了以理学为核心的道德教化目的进一步彰显，以及为科举之预备目的进一步强化以外，为生计和职业准备的目的初步显现。由于科举考试竞争十分激烈，能及第者毕竟是少数，当人数众多的农工商子弟的科举之梦在屡试屡败中破灭时，其读书目的往往也随之发生变化。袁采在《袁氏世范》中明确指出：“如不能为儒，则巫医、僧道、农圃、商贾、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

宋代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促使童蒙教育重心下移至民间，出现了事实上的双轨制，即一是包括专为皇室、贵族子弟设立的宗学、诸王公学等在内的官学教育系统，二是包括专门为广大中下层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子弟设立的私塾、义学、家塾以及其他民间教化形式在内的私学教育系统。私学教育系统中接受教育的主要是人数众多的田夫牧子和工商小民，他们的天职无非“辟土殖谷”“作巧成器”“通财鬻货”，因此，他们所读之书系“杂字”、《百家姓》之类。广大中下层平民及其子弟在“常读熟记”中了解五谷杂粮、农什器具、日用家什以及生产、生活方面的基本技能，进而达到“上账不难”等基本技能的掌握的目的。

此外，宋代许多著名学者如朱熹、吕祖谦等，在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对蒙童进行一些自然、科学常识的教育，以培养博学、广闻的儿童。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宋代童蒙教育内容中不仅有“云维何兴，以水之升。雨维何降，以云之烝”等自然常识，也出现了以欧阳修的《州名急就章》、方逢辰的《名物蒙求》等为代表的专讲名物制度、自然常识及科技知识的童蒙教材。

宋代童蒙教育凭借其大众化的特点，不仅促进了整个宋代社会文化的相对普及和下层民众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上层精英文化向下层大众文化的传播和转变，对维护封建宗法社会的稳固和延续封建统治发挥了独有的文化效应。同时，宋代童蒙教育的大众化，也开启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童蒙教育社会化普及化发展的先河。

(摘自郭娅《试论宋代童蒙教育的大众化》，有删改)

20年代初期，整个诗坛处在旧的规范被打乱后，新的规范又没有建立起来的一种散漫失范状态。新诗完成了新旧的初步转换后，要尽快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就必须建立新的艺术规范，这成了当时紧迫的诗学课题，闻一多20年代上半期关于创建新体格律诗的诗学思考，应该说是最具有诗学意义的。其中，有关新诗意象的探讨，是他自觉建构新体格律诗的重要诗学内容。首先，他主张新诗意象的本土性。他的意象论的思考是围绕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是现代诗歌的民族化，二是现代诗歌的艺术化。他针对五四初期诗歌欧化倾向说：“现在的一般新诗人——新是作时髦解的新——似乎有一种欧化的狂癖，他们的创造原来就是要把新诗作成完全的西文诗。”他认为：“新诗径直是‘新’的，不但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换言之，他不但要作纯粹的本地诗，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他不要作纯粹的外洋诗，但又尽量地吸收外洋诗的长处，他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他批评《女神》中所用的典故，西方的比中国的多多了。“《女神》中的西洋的事物名词处处都是，数都不知从哪里数起。地球的自转公转，在他看来，‘就好像一个跳舞着的女郎’。”闻一多不是一般意义上反对郭沫若采用了西方化的意象，他批评的是郭沫若过于“欧化的毛病”，对当时诗坛“盲从欧化”的不满。

闻一多并不是要求简单地回到中国意象诗的传统，他是肯定西方现代诗歌的精神与西方诗歌的艺术传统的。他在《女神之时代精神》一文中，高度地评价了《女神》的意象所体现的现代气息与时代精神。他说：“二十世纪是个动的世纪。这种精神映射于《女神》最为明显。”“恐怕没有别的东西比火车的飞跑、同轮船的鼓进再能叫出郭君那种压不平的活动之欲罢？”他还充分地肯定了《女神》意象的“富于科学”的精神，这也就是对诗歌意象现代性的要求。他说“真艺术与真科学本是携手同行的。”在闻一多眼里，意象不论是用古还是翻新，应该是有生命的幻象，有情感的渗透。“至于那讴歌机械的地方更当发源于一种内在的科学精神”，闻一多在这里肯定的科学精神，也就是要求于诗人的现代意识，对诗歌表现对象的了解、亲近、同情，要求现代的诗情对意象的渗透。郭沫若的《女神》的力量，与其说来源于他的诗才，毋宁说来源于他那敏锐地感应于时代精神的诗魂。应该说，闻一多从这里真正把握了《女神》意象及其艺术的精髓。这也是闻一多对意象诗学的最富创见性的贡献。

闻一多另一值得我们重视的意象论诗学观，便是关于新诗的幻象论。闻一多在《〈冬夜〉评论》一文中，分析了五四白话新诗的单调、浅露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弱于幻想力的结果”。他说：“幻象在中国文学里素来似乎很薄弱。新文学——新诗里尤其缺乏这种素质，所以读起来，总是淡而寡味，而且有时野俗得不堪。”他没有正面阐述幻象，从他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概括出它的基本内涵。其一，他认为意象的浓丽繁密、具体的表现是幻象的基本特征。其二，他把幻象同幻想并提。其三，幻象具有玄秘性特点（玄秘性特征是一个与幻象性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意象范畴）。在闻一多看来，诗的玄秘性是与诗同在的，是诗的灵魂。他不赞成俞平伯的诗学观点，把诗当作“民众化的艺术”，他认为“诗是诗人作的”，诗本来是个抬高的东西，诗永远是一个创造庄严的动作。其四，新诗意象应该具有幻象力。幻象力他指的是幻象的新异的表现力。白话新诗不可“依赖重叠抽象的声音去表示他们的意象”。闻一多的幻象论诗学观，强调诗人的想象力在意象表现中的意义，把意象的玄秘性体现的神秘美作为诗的审美追求。他的新诗意象境既有西方意象派与象征派的影响，又打上了中国传统诗学的鲜明的烙印。

（摘编自王泽龙《中国现代诗歌意象论》）

古代人名中的“之”

孟昭连

《光明日报》(2017年05月07日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