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9年1月3日，我国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东经177.6度、南纬45.5度附近的预选着陆区，并通过“鹊桥”中继星传回了世界第一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像图，揭开了古老月背的神秘面纱。国家航天局称，此次任务实现了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首次月背与地球的中继通信，开启了人类月球探测的新篇章。

科学家认为，月球背面是一片难得的宁静之地，屏蔽了来自地球的无线电信号干扰。在此开展低频射电天文观测可以填补射电天文领域在低频观测段的空白，为研究太阳、行星及太阳系外天体提供可能，也将为研究恒星起源和星云演化提供重要资料。

嫦娥四号探测器由着陆器和巡视器组成，共配置包括两台国际合作载荷在内的8台有效载荷，其中着陆器上安装了地形地貌相机、降落相机、低频射电频谱仪、与德国合作的月表中子及辐射剂量探测仪等4台载荷；巡视器上安装了全景相机、测月雷达、红外成像光谱仪和与瑞典合作的中性原子探测仪。来自国家航天局的消息显示，这些仪器将在月球背面通过就位和巡视探测，开展低频射电天文观测与研究，巡视区形貌、矿物组份及月表浅层结构研究，并试验性开展月球背面中子辐射剂量、中性原子等月球环境研究。此外，着陆器还搭载了月表生物科普试验载荷。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2019年1月04日）

材料二：

国家航天局、中国科学院和国际天文学联合会2月15日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全世界发布嫦娥四号着陆区域月球地理实体命名。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批准，嫦娥四号着陆点命名为天河基地；着陆点周围呈三角形排列的3个环形坑，分别命名为织女、河鼓和天津；着陆点所在冯·卡门坑内的中央峰命名为泰山。探月工程副总指挥刘继忠表示，月球地理实体命名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一个国家在月球探测及其科学研究工作上所取得的成绩，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

“我国利用探月工程嫦娥二号和嫦娥四号高分辨月面影像数据申报嫦娥四号月球地理实体的命名获得批准，是对嫦娥四号任务开创人类先河伟大壮举的纪念，也是开展嫦娥四号科学研究与应用所取得的又一项重要原创性成果。同时还是我国对世界月球探测的又一贡献，为国内外科学家开展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提供了位置标准及基础数据。”刘继忠说。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9年2月16日）

材料三：

坚持对外开放合作是中国航天的一贯宗旨。嫦娥四号任务亦是如此，嫦娥四号配置了13台载荷，其中包括与德国、瑞典、荷兰、沙特合作的4台科学载荷。中国将与这些载荷的研制单位一起组建国际科学家团队，共同开展对这些载荷所获取数据的科学研究工作。此外，嫦娥四号还配置了9台中国自主研制的科学载荷。

除了数据共享、共同研究，嫦娥四号任务还有不少国际合作的元素。我国在南美建设的阿根廷深空站参加了测控任务，与俄罗斯合作的同位素热源将保障嫦娥四号探测器安全度过月夜，与欧空局在深空测控方面相互支持。中美双方也开展了积极合作，利用正在月球轨道上运行的美国月球观测卫星(LRO)对嫦娥四号探测器进行了观测。

国家航天局秘书长、新闻发言人李国平表示，中国国家航天局欢迎各国同行参与到中国后续的探月工程和深空探测工程，包括联合研制、载荷搭载、共同开展科学研究等多种方式。特别是即将启动的在月球南极着陆任务，我们将向国际社会在轨道器和着陆器上分别提供10千克的载荷搭载机会。另外，我们的“鹊桥号”中继卫星，后续还有3到5年的寿命，欢迎国际社会利用“鹊桥号”继续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9年1月15日）

荀子认为礼是治国的纲领，所谓“国之命在礼”，其价值不可小觑。荀子提出，在治理国家进程中，礼犹如称量轻重、衡量曲直、描绘方圆的工具。礼的制度体系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保障，缺少礼的引导，国家的运行就难以走上正轨。没有礼的规约，社会的治理将难以实施。治理国家必须首先在礼的调控下满足人的欲望与合理要求。然而，如果一味纵容人类无限的贪欲，掠夺有限财富，将会导致社会混乱、道德无序，因此需要“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通过礼的调控既养人之欲，又制人之欲。如此一来，人们的欲望不会由于物资短缺而得不到满足，物资也不会因为人们欲求无度而枯竭，物资和欲望两者得以在互相制约中增长。荀子认为，“礼”是修身为学的最高境界。“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个体的礼仪修养、道德品行关系事业的成败、家庭的兴旺、国家的兴盛。因此，个体要严格律己，端正身心。此外，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礼崩乐坏，社会混乱。荀子认为，礼具有“明分”的社会管理职能，只有明确道德秩序，才能使人们各安其位、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促进社会群体的和谐共生。

虽然荀子主张“礼主刑辅”，但是他在隆礼的同时也重法。荀子强调，人生来本性自私，若无老师教诲、无法律约束，只能是唯利是图之辈。对于社会治理而言，礼治与法治缺一不可。孔孟强调礼源于人的天然属性，具有道德性与神圣性，荀子则提出礼首先是制欲的工具，目的在于彰显法的功效。在社会管理过程中，针对不同对象，应采取不同措施。对于屡教不改的“奸民”与“元恶”，运用法律，严肃处理；对于其他普通百姓则应重视教育与引导。相对于礼的柔性教化，法则强调强制性的管理，重在发挥治理社会的职能。荀子提出在法治过程中要重视两个问题：其一，执法者的执法能力与道德水平。法治是治理国家的开始，君子是法治的本源，有了德才兼备的执法者，才能做到有法可依、执法有力、执法有度，杜绝法不责众或者过度执法。其二，执法过程中的公平与公正。要根据罪行轻重，量以不同等级刑罚。只有以法律治国，以刑法来威慑各类型的不法分子，有错必纠，有罪必罚，执法有据，执法公正，才能保障国家的安定祥和，秩序井然。

荀子主张礼制与法律刚柔相济的管理手段，预设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赋予儒家社会治理思想新的内涵，为构建德治与法治并举的“群居和一”的社会共同体提供了理论准备。不过，任何思想都不可能摆脱历史的局限，他的社会治理思想体系立足于统治阶级立场，将治国安邦的责任赋予圣王明君，却未能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推动作用，不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摘编自金妍妍《荀子重构早期儒家社会治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