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家的火葬

夏衍

①半个月前，接到妻从上海寄来的信，说六月一日游击队打到杭州近郊，把我们的旧家放火烧了。因为那屋子被敌伪占领了之后，开了一所很大的茧厂，所以除屋子全烧之外，还烧毁了敌人已经收买了的几十万元的茧子。妻在后附加着说：“我们觉得很痛快，这最少对于你们沈家的那些不肖子弟，给了一个不小的教训。”在将信将疑中，昨天深夜看到了中央社金华发的一个电报，证实了这一消息——我出生的旧家，竟在这样的情形下火葬了。和妻子一样，我也只能喊出了一句痛快。

②四十年前我出生在这古旧的大屋子里。那是一所五开间，而又有七进深的庄院。这一百年前造的屋子，说得毫不夸张，至少可住五百人以上，我在这破旧而大得不得体的旧家，度过了十五个年头。辛亥革命之后，我的哥哥因为穷困，几次要把这屋子卖掉，但是在那时候竟找不着一个能够买下这大屋子的买主，哥哥瞒了母亲，从城里带一个人在估看，我只听见他们来回讨价还价，一会儿笑一会儿争之后，哥哥愤愤地说：“单卖这几千块尺半方的大方砖和五百几十块青石板，也非三千块钱不可！”

③我才知道了这些日常在那里翻掘起来捉灰鳖虫的方砖，也是这样值钱的东西。

④据母亲说，这屋子是我们祖上“全盛时代”在乡下建造了而不用的“别邸”，那高得可怕的粉墙，将里面住的“书香子弟”和外面矮屋子里的老百姓分开，所以不认识的人，只要一问沈家，那一带的人立刻就会知道：“啊，墙里。”“墙里”变了太平门外沈家的代名，据说已经是近百年以来的事了。

⑤但是，辛亥革命前后，我们的家衰落到无法生存的田地，这屋子周围的田地、池塘，都渐渐地给哥哥押卖了，只有这屋子，却因为母亲的反对，而保留着它破旧得像古庙一般的形态，夏天的黄昏会从蛀烂了的楼板里飞出成千成万的白蚁，没人住的空房间也会白昼走出狐狸和鼷鼠，但是，墙里和墙外的差分，却因为“墙里”人的日益穷困，而渐渐地撤废了，墙外的孩子们也做了我的朋友，我记忆中也还鲜明地保留着一幅冬天自己拿了篮子到乡间去拾枯柴的图画。

⑥母亲在那个时代里算得是一个性格奇特的人，四十五岁死了我父亲之后，从没念过一句佛，从没烧过一次香，出嫁了的姊姊送她一串念珠，她却丢在抽斗里从来不去理会。从这种性格推衍开去，她是一个富于民主精神的人，她从不讨厌邻近的穷孩子到我家里来，也从不禁止我和这些野孩子们在一起。

⑦但是，具有这种近代性格的人，对于这所古旧的屋子，她却怀抱着使人不能相信一般的留恋与执着，我中学毕业的那一年她郑重地对我说：“趁我活着，把这屋子分了吧，我一死，迟早会给你哥哥卖掉的。”

⑧当时是“五四”之后，我根本就对这象征封建的“破庙”有了反感，所以我对于她苦心地保守了几十年的财产简直不加任何的考虑，随口地说：“我不要，让他卖去！”这句话伤了她的心，背着人哭泣了一整日，我也就从这时候离了“家”。“旧家”的影子在记忆里渐渐地淡忘了，一直到抗战开始那一年的初夏，接到母亲病笃而赶回到这屋子的时候。

⑨随着时代的变迁，这旧家也有了几度的沧桑。第一次欧战之后，因为民族工业的勃兴，我哥哥也在这封建的屋子里开过一个现代式的工厂，用新式的“机子”织杭纺。在“城外”这屋子算是第一所“工场”，浙江丝织业凋落了之后，“机子”停止了工作，于是这屋子在五年前又变了“正大茧厂”。那一年，因为哥哥要把母亲卧房侧面的“果园”改作屯茧的仓库，要把“果园”的枣树和橘子树斫掉，他们之间曾引起过一次很大的冲突，但是结果母亲失败了，我最后一次回家的时候，青葱的枣树园已经变了煞风景的“茧灶”了。我虽则不曾亲耳听见丁丁的伐木声音，但是“樱桃园”最后一场的主人公们的心境，我是感受得到的。

⑩在斗争剧烈的时候，我屡次感觉到潜伏在我意识底层的一种要将我拖留在前一个阶段的力量，我挣扎，我残忍地斫伐过我自己的过失，廉价的人道主义，对于残酷的斗争的忌避，这都是我回想到那旧家又要使我恼怒于自己的事情。而现在，一把火把象征着我意识底层之潜在力量的东西，完全地火葬了，将隔离了穷人的书香人家的墙，在烈火中烧毁了。

⑪我感到痛快，我感觉到一种摆脱了牵制一般的欢欣。

1939年5月

梁启超：饮冰不凉热血

魏宏运

从1873年第一声啼哭到12岁外出游学，梁启超一直生活在家风“质朴端凝”的大家庭中。梁启超从小在品德修养上深受祖父的影响。每年上元佳节，祖父都要携诸孙到当地一座庙宇，对着庙内绘有忠臣孝子的图画指点而示之。这些历史人物深深地激励着童年时代的梁启超。

清末民初，从政治到社会，从生活到心态，从思想到学术，都显现出一种半新半旧、亦新亦旧又互渗互动的状态。在这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梁启超，日后却远超父辈“文死谏，武死战”的忠君思想。在封建王朝的尾声，他以维新思想为基础，写下了《新民说》《少年中国说》《中国不亡论》等名篇，在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心中，描绘出一个改天换地的强国之梦。胡适对梁启超崇敬之至，他曾讲：“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指辛亥革命）如此之速耶？”毛泽东每当在《新民丛报》上看到梁启超的文章，都要反复地阅读。那个时代的年青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不受梁启超思想的洗礼。

在满清政府病入膏盲之时，社会上出现了两种主张变革的力量：一是由孙中山领导，主张从下层社会着手实施变革；一是由康有为、梁启超领导，主张从上层社会着手实施改良。1898年4月，康有为同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了由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组成的保国会，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光绪皇帝于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康、梁为之奋斗的事业，总算有了成果。梁启超活跃非凡，为变法事业鞠躬尽瘁，显示了卓越的宣传和组织才能。然而，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的第五天，就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光绪帝被因，六君子遇难。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等地。他在《去国行》一诗中表达当时的心境：“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

在国外的游历和对西方各国的学习让梁启超的思想有了巨大的跃进，民权、民主、科学、自由等概念已深深扎根在他的心里。回国后，面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梁启超写出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旗帜鲜明地反对复辟帝制。袁世凯得到消息，贿以“二十万元，令勿印行”，遭到梁启超的拒绝。袁继之又派人威胁：“君亡命已十余年，此中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梁启超则以蔑视愤慨的语气说：“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

晚年梁启超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热衷讲学，把精力放在培养“新民”上。从1921年底至1923年初，他像一台开足马力的机车，劲头十足，有时一周每天都有演讲。梁启超的讲学是极为认真的，称得上是诲人不倦。他的每篇讲稿都认真准备，绝不马虎。凡已定好的演讲，即便遇到自己身体状况不佳，亦绝不停讲或改变日期。有一个时期他心脏不好，医嘱多休息，但他并未依医生的话行事，继续大讲特讲。还有一次，他坐马车，车撞坏了，人马俱倒在地上，他的头部和腿部均负有轻伤。但当天他仍在南开讲演。一旦因病误了学生的功课，他便惴惴然，觉得对不住学生们。

梁启超自号“饮冰”，取的是庄子内热饮冰之意。“十年饮冰，难凉热血”，梁启超的满腔热血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浇灭的。一直以来，他都希望国家富强，走向振兴，这也是他一生从事政治、从事学术最深情的理由。

       （摘编自《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影响》等资料）

【相关链接】

①梁任公先生晚年不谈政治，专心学术。……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的学者，求之当世能有凡人？（梁实秋《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②在那家国受欺的艰难岁月，他的政治主张虽然屡屡因时而变，但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始终未变。他讲是非，明大义，轻名利，重感情，严于律己，坦诚待人。光明磊落。（郭世佑《走近伤痕累累的梁启超》）

《周易·贲·彖》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人文与天文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古人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关于天人关系的思考中，其本质是追求内心光明，其方法论是允执厥中，呈现出独特而经典的发展规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从思考天人关系开始的。为了观象授时、制定历法，服务于生产生活的需要，中国先民对天体运行规律进行了深入研究，逐步产生了关于天人关系的思考。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史上，构建理想的天人关系始终是其着力解决的根本问题，其主体思想和主要实践始终是天人合一。

考古学证据显示，观象授时在中国有着超乎想象的悠久历史。太阳、月亮的光明成为中国先民身心两方面至死不渝的追求，光明成为天人合一的同义词和内在本质。商周古文字的“文”字“像人形而特彰明其心”，因而文明一词的本义为内心光明，文化一词的本义为通过人文精神教化使人内心光明。所以，文明兼有文化和光明两者的含义，《周易》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解释道：“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这种光明由内而外，所谓“君子之光，其晖吉也”。从而实现内圣外王，明明德于天下。

中国先民关于天文与人文的思考最为核心、最为重要的考虑，是将天文引入个体生命精神。心性之学是天人合一的内在灵魂，天人合一是心性之学的外在逻辑。儒家尤其是宋儒，认为心性之学的来源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允执厥中的“中”字来源于先民观象授时、立表测影而产生的“中”。立表测影要求表垂直于水平地面，精确辩证四方、八方等方位，因此使“中”具有了中正、中央等含义，并进一步发展出中庸、中和等思辨，形成了中国、中华等概念，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居中而治的政治观、中庸中和的哲学观。

天体运行决定着人类社会的时间流逝、季节变迁、生物繁衍、粮食丰歉，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不妨举些事例，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作为距今约4300年至3900年，大约相当于尧舜时期的中央邦国都城，已经是在阴阳、太极和天地形成的宇宙观以及八卦、五方的天下观指导下规划建设的，体现出最高统治者居中而治、掌握历法、敬授民时的权威。大量殷商卜辞、两周金文，例如西周天亡簋铭、春秋秦公簋铭、秦公钟铭等，出现了统治阶级关于天命、天、“（其）严在上”的文字。春秋战国以降，诸子百家的兴起，天命从统治者的话语权转变为民心力量、个体生命的存在意义，民心即天命、天命即人心。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在天人合一理论的发展和指导下，中国先民创造了上古时期辉煌绚丽的文化、思想和制度。从《周易》及诸子百家学说、两汉经学到宋明理学，乃至道家学说、汉地佛学等，均对天人关系、天人合一进行了孜孜以求、前赴后继的深入研究和阐析发扬，形成了蔚为壮观、叹为观止的文化现象，这种一以贯之的文化现象，充分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明以止”的理念和特性。

（摘编自《从“观乎天文”到“观乎人文”》，《中国文化报》2019年4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