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作为一种精神导向渗透在唐诗的创作宗旨和思想内涵中，对其产生了潜移默化而又深远绵长的影响。通过对儒学的吸收、转化、融和，唐诗逐渐开拓着自身新的发展道路，尤其在应制、宦游、乐府、咏史等多种诗歌类型中，形成了文质浑融的诗性表达。

从《诗经》开始，中国传统文学肩负起“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政教功能。在这一互动的过程中，儒学作为一种理念早已融入到诗歌之中，尤其对唐代应制诗创作，具有一种箴规引领的作用。应制诗起于汉魏而盛行于唐，满足了彰显皇家气象与凝聚政治力量的需要，符合儒家“征圣宗经”的文学观念及“文质彬彬”的美政要求。尽管应制诗只是一种围绕皇权展开的诗歌样式，但在诗中大力提倡儒家思想的做法，开启了唐诗注重“风雅兴寄”的先河。

如果说在应制诗中宣扬儒学满足的是统治者的政治诉求，那么，像“初唐四杰”这样的普通士人“援儒入诗”，则反映了唐诗在发展过程中对儒家理念广泛而迫切的思想需要。“四杰”在诗歌理论中充分吸收融合儒学主张，有力纠正了齐梁文学思想贫弱的弊病，成为唐诗“声律风骨兼备”的先导实践。儒学的渗透对四杰诗体、诗风的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在或辽远壮阔、或秀丽明澈的山水之中渗透进自己的入世态度。以“四杰”为代表的宦游诗人，多将自己的人生遭际与儒学的济世情怀、功业思想等联系起来，尽管有些诗作在艺术表达上还比较生硬，但为气象浑融的盛唐之音积蓄了经验，传达出了大唐独有的精神风尚。

在中晚唐的诗作中，咏史怀古的数量越来越多，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罗隐等，不约而同地选择将儒家治世理想融入到诗作之中，在治乱兴亡的议论和咏叹中凝练出个人的创作风格。对唐诗而言，儒学不仅是充盈于字句之间厚重深沉的情感，而且在诗人探究古今、感怀兴亡之际，还提供给人们理性的哲思。

在唐代，儒学是诗歌重要的思想背景与文化语境，不同的诗人在对儒学的坚守与汲取中形成了自己的创作个性，唐代的诗坛呈现出一种张弛有度、广袤丰富的局面。

（摘编自王聪《儒学在唐诗中的精神转化与呈现》）

二十四节气与人们的生活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二十四节气歌》

节气是自然时令，它依据的是地球围统太阳公转的过程中，因所处位置的关系，接受太阳光照射角度、时间的不同.而等来的-系刊天文物候变化。远在春秋时期，中国已经能用土圭（在平面上竖一根杆子）来测量太阳影子的长短，以确定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四个节气。一年中， 土圭在正午时分影子最短的一天为夏至，最长的一天为冬至，影子长度适中的为春分或秋分。后又推算出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的时间。

节气时令是自然节律，也是传统中国人亲近自然的季节提示。人们依照春夏秋冬的天时，安排着四季的农业活动。如霜降，霜降之后秋收结束，农人停止劳作。《礼记•月令》：“霜始降，则百工休。”这是顺时，也是因为天冷不便手工制作。当然，二十四节气起源于黄河流域，以黄河流域的天文物候为依据，往北或往南有明显的差别，各地都有各自的节气特点。因此，在日常的生产、农事活动中及农业科技项目实施推广中，应结合节气，合理制订工作计划，安排工作日程，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二十四节气不仅是指导农业生产的“圣经”，也是指导人们饮食保徤的秘宝。这是因为，人与自然界是统一的整体，人的生命活动也必然与二十四节气紧密相连。一年四季的变化随时影响着人体，二十四节气的变化不一，也必定会引起人的生理和心理机能不断地发生更替。传统时令饮食原则是：必先岁气.毋伐天和。《黄帝内经》认为：春省酸增甘以养脾气，夏省苦增辛以养肺气，秋省辛增酸以养肝气，冬省咸增苦以养心气。

二十四节气为中国大众所普遍接受，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二十四节气的影响。一些节气和民间文化相结合，已经成为人们的固定节日。例如清明节。一些节气如立春、立夏、冬至等也融入了节日的氛围。夏至、伏暑也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以至民间有“冬至饺子夏至面”“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冬练三九， 夏练三伏”的说法。古人还认为二十四节气运行的内在动力是阴阳二气的流转。由于阴阳二气分别代表寒冷与温暖的气候属性，万物的生命周期亦与节气时令相关，从而形成了“春生、夏养、秋收、冬藏”的天道信仰，不仅圣人要“副天之所行以为政，故以庆副暖而当春，以赏副暑而当夏，以罚副清而当秋”，就是普通人的生活起居也要依照四季时令的阴阳特性来安排，因此针对特定节气时令人们往往形成相应的信仰、禁忌、仪式等。

作为中国人特有的时间知识体系，二十四节气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是中国传统立法体 系及其相关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

（根据有关材料编写）

材料一

近日，央视节目《朗读者》制片人、主持人董卿返回母校华东师范大学，与《朗读者》节目总导演田梅、执行总导演邵玉峰、导演荣毅参加由华东师大传播学院承办的第十届上海大学生电视节的活动之“人文精神能否照亮中国电视变革之路——朗读者现象研讨会”。

在研讨会上，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哲学教授童世骏说：“从第一期《朗读者》开始，《朗读者》现象核心大概就是朗读者和观众们的一起倾听。《朗读者》最吸引人们的是那种与情交融，但并不是被情淹没的理。”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党总支书记、文化产业管理系主任教授单世联则表示，“朗读者”的读书场景是非常完美的，几乎无可挑剔，不过这种高雅有时会对别人产生排斥感，有时会对自己产生优越感，两者都不利。

华东师大对外汉语学院教授、影视评论家毛尖直言，《朗读者》这一节目无限的用镜头逼打眼泪，“太潮湿了”。在她看来，《朗读者》如果要追求一种更现代的美学，从美学上说，应该有一种更克制的追求。

（摘编自《董卿现身母校，与专家学者聊“朗读者现象”》）

材料二

事实上，很多电视台也都有读书节目，只是偏重于介绍图书和作者、时代背景等，传递内容局限于知识，并没有延伸到情怀方面，也就容易走高冷化，受众面相对狭小。而《朗读者》比较贴地气，将朗读者的个人经历，与文字连接在一起，更容易触动观众的同理心，抵达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情感。

诸如《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等文化节目的兴起，并受到广大好评，不仅是人文的复苏，也反映出时代潮流的嬗变。在经历多年的娱乐节目轰炸后，观众也开始分化，部分人希望在忙碌繁琐的生活里，得到更多的人文关怀，回归人文精神。《朗读者》做到了这一点，让观众感受到心灵的宁静，优美文字对精神的陶冶，从而喜欢上朗读，重新拾起书本，轻声朗读起来。

（摘编自江德斌《〈朗读者〉的成功是人文精神的回归》）

材料三

谈起综艺节目，人们首先想到跑男、歌手、亲子、小鲜肉，还有真人秀，鲜少有人会想到文化。其实，近年来也曾出现过优秀的文化类节目。央视推出的《百家讲坛》就火了很长一段时间，节目以文化题材为主，还捧红了于丹、易中天、纪连海等一批专家。2013年，河南卫视推出了《汉字英雄》获得极高的收视率和关注度。此后，各大卫视陆续推出了以弘扬和传承文化的节目，但似乎文化类节目引起的热潮只是三分钟热度，过后就渐渐被淡忘了。

如今，文化类节目再次赢得满堂红，大放异彩，并不代表文化已成为综艺主流，正如董卿说的“文化类的节目真的很难做，我并不认为中国文化类节目真的迎来了一个春天，还需要整个社会大环境有所改善。”，并且反观如今的综艺节目形式，文化类节目的春天之路，依旧任重而道远。

（摘编自张雄艺术网《从〈中国诗词大会〉到〈朗读者〉文化类节目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