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与理论

①依据我们的常识，桌面是光滑的，物理学的理论却告诉我们，桌子是由原子组成。原子之间有间隙，桌面其实坑坑洼洼。很多人疑惑：理论和常识冤家碰头时，我们是该相信理论还是该坚守常识？

②其实，理论和常识很难笼统地拿来比较。因为平时说的“常识”一词，所称的内容十分繁杂。鲸鱼是一种鱼，这份常识保存在“鲸鱼”这个词里，但鲸鱼是哺乳动物，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太阳东升西落是常识，而地球围着太阳转也是常识。为了区分，我们把“鲸鱼是哺乳动物”“地球围着太阳转”这一类常识称做“科学常识”。本文要讨论的常识，是指来自日常经验的常识而非科学常识。“常识”这个词也不能指称错误的东西，错误与否不以科学为标准，而以日常经验为标准，一旦发现某些原本相信的东西不符合日常经验，我们也就不再称之为“常识”。

③常识是由正常的情况培养起来的。我们看到水往低处流，火焰向上窜，那就是水往低处流，火焰向上窜。常识并非没有道理。金星、牛郎星都是星星，而太阳、月亮不是，其中的道理是明显的。鲸鱼和鲨鱼是一类而不与老虎同类，道理也是明显的。常识通常是以事实的方式给予我们的，我们接受这些事实，同时就逐渐明白了其中包含的道理。当出现反常情况时，我们会寻求将反常转化为正常。这就是常识解释。爹妈个子大，子女也大，这是正常情况。爹妈个子大，孩子怎么这么矮？小时候没吃的，营养不够，这也是正常情况。

④常识解释并不总是奏效。出现月食是月亮被天狗咬了，就像月饼被咬一口就会却一块，这当然是常情。但天狗是为月食特设的：不咬月亮的时候它在干什么？为什么每次咬了月亮还必定吐出来？至于细致、系统观测到的现象，仪器观察和实验产生的结果，常识不知道这些事，当然更谈不上由这些事形成什么道理。理论家知道这些事情，而且特别关注这些事情，恰恰是因为常识不能为它提供良好的解释。异常的事情特别能显示理论的解释力。

⑤理论的解释不是凭空而来。理论靠什么提供解释？靠讲道理。从何处讲道理？从常识。除了包含在常识里的道理，还能从哪里找到道理？还有什么我们能够理解的道理？理论家在成为理论家之前先得是个普通人，是个常人。爱因斯坦说的“科学整体无非是日常思考的精致化”，也是在这个方向上说的。

⑥理论所依据的道理来自常识，但是理论解释不同于常识解释。常识包含的道理并不提供对世界的整体解释。“两小儿辩日”中，一小儿说太阳早上比中午近，因为看东西近大远小，一小儿说中午离我们更近，因为发热体近热远冷，连孔子也“不能决”。这个故事，妙就妙在找到一个焦点，让常识在两个道理狭路相逢。而理论专为整体解释而生。所谓整体解释，就是同一道理既解释了正常现象，也解释了反常现象。理论家为了提供整体解释，必须把包含在常识中的种种道理组织成系统。他必须格外重视其中的某些道理，把它们上升为原理，通过种种延伸和变形，从中再得出更多的定理。理论的系统性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减少原理的数目，二是用推理把原理和定理联系起来。理论家的思考并不古怪，但他会用我们都明白的思考和推理引出让我们大吃一惊的结论。

⑦可见，理论和常识无所谓谁更正确，只是理论用整体上的道理对世界做出整体解释，把我们对世界的识见带到更深或更高的层面。

我国古代历史上生活着一类特殊群体，他们不以官职论高低，不以财富论成败，进可拜将封相，退则遨游山野，功成不倨，恃才不傲，平生致力于修身养性，治国安邦，这就是“士”。士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升华和瑰宝，其立身之道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食粮，其结晶则是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民族精神。

古代的“士”是指介于大夫与庶民之间的阶层。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处于“官”与农工商“小百姓”之间的“各界人士”，尤指古代的读书人。士的社会特征就是不当官，不掌权。一旦当官就叫“步入仕途”或“入仕”。按这个特征来界定，如今仍然存在着“士”这个阶层。教授、专家、学者、作家、记者；卫生界、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商界及其他各型的知识分子，凡“学而不仕者”，皆属士的范畴。传统的士讲风骨，重操守。尽管他们经济上处于附庸地位，却极自尊，重义轻利。士尊崇的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他们向往立功、立德、立言而作不朽之人；他们以国为家，倡导“天下为公”；他们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腰无半文，心忧天下”是他们的写照。指点江山、著书立说、“志在天下”是他们的社会属性。士的社会特征及属性，决定了他们创造及发展的文化内容，由人及家，由家而国，由“小术”至“大道”，无一不与国家民族有关。

当道者对士的态度大多优礼有加，故“礼贤下士”之古风作为美谈。这种文化土壤栽培出的中国读书人，历来将读书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关心国事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优良传统，这是其他各国没有的社会及文化现象。

中国的士人之“气”，由于恪守的原则太多，往往有几分执着的“呆气”。故士人虽有可敬可爱之处，却往往被视为迂腐的“书呆子”。尽管如此，士仍有着不可小视的社会能量。由于他们居于承上启下的社会地位，又无权以谋私，加之有一定的文化积累，故往往能以较客观的眼光来洞察社会。有时甚至有“一言九鼎”、“一言兴邦”的社会效应。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并不是单一的儒家文化，而是融会了诸子学说的“士文化”。士文化的本质，于人讲立身，于国论治道。这种文化尽管萌生于封建时代，但它并不是封建文化，而是饱含善良文化基因、刚柔并济、博大精深和充满了人性和理性的智慧型民族文化。孔子的“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均贫富、缩小差距的最早立论。而士文化所憧憬的“大同”社会就是中国古版的“共产主义”。令西方不理解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但不崩溃，反而如日中天？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可提供历史的答案。

中国的士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文化景观，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否则，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是无法解释的。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法宝之一就是团结党外的仁人志士。仁人志士的共同标准就是爱国。尽管大一统的封建社会一开始就对士及士文化有过“焚书坑儒”灭绝性的剿杀，更有长达1300多年制度性地长期禁锢与扼杀，但士人及士文化中以国为家的浩荡之气却与世长存，雄风不衰，并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国魂”。

我是学历史的，不懂美术，但我喜欢吴冠中先生的画。我们同来自“诗画的故乡”宜兴，吴老画中的山、水、树、田、燕子、人家，不管是丰满毕露的，还是 柔情似水的，我都熟悉。我觉得吴老的画有中国文化的神韵、意境，却又与中国传统画不同，不是一律的灰，雾霭沉沉，而是充满了生命力，充满了情谊。那舞动的 春之线条、燕之灵动，那河网纵横的江南水乡、白墙灰瓦的江南民居，我也说不出为什么，就是觉得很美，喜欢看，看了很感动。我常想，能画出这样的画的人，一 定有一颗至真至美的灵魂。 

吴老的文字印证了我对他的画的感觉。《百日谈》是他模仿薄伽丘《十日谈》来谈自己的身世的，“非年谱，非正传，皆此生活所见所感，啼笑因缘”。我还 记得但是一口气读完《百日谈》的心情，真的是畅快淋漓。心中有真情，胸中有境界，撼动人心，感动人情。这就是吴老。90多页的书稿，描绘90多年的人生。 书稿没有多余的话，却有鲜明的思想，最真淳的情谊，，读来不仅可以感受吴老几十年来的风雨画程，更可以触摸到一颗激情澎湃的“赤子之心”。 

在《百日谈》里，吴老最直率地贡献了他的美术观点。从印象派开始的欧洲现代艺术更加吸引他，尤其是塞尚、梵高和高更。这部分内容和他后来反复申明的 形成与抽象的关系一脉相承。吴老说，美术美术，掌握“术”容易，创造“美”却困难.因为形式固然关键，“美”却是在无中生出的有。那看不见摸不着的气、 韵、虚、节奏、运动，是艺术中确确凿凿存在的主要角色。这讲的是无法之法，无用之用，是对灵魂的强调。 

吴老还谈到“创新”是他的风骨。吴老是以创新型、思想型画家的激进姿态出现在中国画坛的。他的艺术展取名“叛逆的师承”，他的清新的画和犀利的思想 带给画坛的影响都不亚于地震。但人们不得不一致承认，他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绘画的发展方向。在打通传统与现代、中与西的隔阂方面，走出了一条成功的路。他 要创新，要叛逆，有艺术的新样式，但他既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中体西用”，他说很简单：既学习传统，又吸收外来。他留在法国，学习了西方，却又回到自 己的国土上，画自己的乡土和人民，孕育出新时代的中国画，不管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喜欢的画。我看他是“全盘西化”了！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我看也不能再退缩了，该学学吴冠中！ 

当然，是吴老的《百日谈》更是给普通读者看的，因为里面有一个最“质朴无华”的人生，真正的人生。 

很多人看吴老，是因为他头上的光环：他是当代中国最具震撼力，最具国际影响力的画家。很多人觉得他很成功，希望从他的成长历程中吸取点经验教训，就 是现在最流行的“砺志”。我觉得不能这么看。他以最纯真的心灵，面对污浊的人世，总比别人多出几倍的感受，爱、恨、悲、悯，揉碎了，还能保持最初的样子。 所以艺术家的果实，是他流血的纯真的心灵孕育的。吴老自己说：画家，那是路边的野草，被人践踏而仍吐出晶莹的花朵，是黄山石隙中生长的松树，缺乏足够的营 养，依然倔强生长而终成风骨。 

他的伟大，来源于他的“真”。而葆有“真”，是多么不容易！他是孤独的，寂寞的，是老庄笔下的质朴的人。最伟大的其实也是最简单的。质朴，根源于土地，所以才有大爱，才能创造出大美。 

吴老在巴黎街头每天一个三明治；他和妻子不需多说的无怨无悔；他因为老乡亲切地叫他“老吴”时的快乐；他住在总统套间里的浑身不自在；他对自己画作 的爱憎分明——处处都让人感动得掉泪。在“人亡道衰”，物质极度丰富，精神极度贫乏，追名逐利的今天，吴老的人生无疑使一副清凉剂。吴老值得我们宣讲的， 不是如何成功，而是如何尽情表达自己，按照自己的真性情来生活。在吴老一幅幅瞬间凝聚永恒的惊世画作背后，是一个最普通的人和最平凡的人生。 

（摘编自2010年8月《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