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肃:活出不一样的“风花雪月”

桑可

他是一位可敬可爱朝气蓬勃的“顽童”，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他是一枚“不起眼”的军中绿花，也是文艺界和人民“打成一片”的天使；他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接见，也曾入围“感动中国2015年度人物”；他是一位词作大家、一级编剧，是文艺战线的一颗“常青树”“不老松”，他的人格魅力和火一样的热情，至今仍在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奋勇向前。

阎肃同志的一生，留下1000多部（首）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佳作，参与策划100多台重大文艺活动，获国家和军队大奖100余项。几乎以一己之力把江姐搬上歌剧舞台，一曲《红梅赞》一时传遍大江南北，让《江姐》成为不朽的红色经典。在61岁的高龄担纲创作歌剧《党的女儿》，谱写了一曲中国共产党人的正气歌，给所有的观众上了一堂撼人心魄的生动党课。他创作的《敢问路在何方》《我爱祖国的蓝天》《长城长》《雾里看花》《水乡》等歌曲，至今仍广为流传……

细品阎肃同志创作的一系列文艺作品，那些汩汩流淌于时空里的旋律，始终不缺少一颗滚烫的心、一种为国抒怀的情、为民放歌的魂。他的作品，总是能沿着时代的烙印剪接出华丽的色彩，也灌注着一位军人所独有的对国家的浓情厚意。报效祖国、放歌时代、思索人生，一部部文艺作品就像一曲曲时代的号角，把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深沉思考揉进了每一个音符和歌词里，让民族勇于探索、自强不息的华彩乐章在豪迈的进行曲中激情流淌。

2014年在京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阎肃同志在发言时说“我们也有风花雪月，但那风是‘铁马秋风’、花是‘战地黄花’、雪是‘楼船夜雪’、月是‘边关冷月’。就是这种肝胆、这种魂魄教会我跟着走、往前行，我愿意为兵服务一辈子！”正是这种别样的“风花雪月”，这种颂英烈、咏家园、唱时代的军人情怀，铸就了他一路豪歌向天涯的人生之路。他就像一株迎风傲雪的红梅，雪岭冰霜之间绽放出夺人的光彩；也像一段斑驳的城墙，挺起岁月的胸膛向人们展现沧桑的力量。

阎肃最爱这样介绍自己:“我是部队文艺战线上的一名老兵。”无论酷暑寒冬、无论风霜雨雪，入伍60多年，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军营，始终与战士们血肉相连。走进基层，深入基层，和基层的官兵打成一片，他用“百姓习俗、社会风尚、民族魂魄、生活素养”不断去贴近基层、发现故事，他以自己的身体力行，用自己豁达的胸襟、开阔的气象、和谐的身心，让我们见证了一位“胸有大业、腹有诗书、肩有担当、术有专攻”的文艺工作者楷模。

刘云山同志说:“阎肃同志是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他60多年勇攀艺术高峰，80多岁依然奋斗在文艺工作第一线，无论是创作实践还是为人做事，都一片丹心、一腔热血、一身正气。”在壮阔的时代大潮中把个人融入时代的主旋律，阎肃用对党无限的忠诚、对人民的深情和高尚的情操去工作，去为时代放歌。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在这样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我们需要一批又一批像阎同志一样的文艺工作者，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创作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不断赓续薪火、再造经典，才能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阎肃在创作的《红梅赞》中曾写过这样一句歌词:“蜂儿酿就百花蜜，只愿香甜满人间。”一个人的一生，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全部献给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他应该是无限欣慰的了。用忠诚去燃烧生命，用灵魂去点燃光明，用旋律去传递信仰，阎肃同志不辜负时代召唤、不辜负人民期待，用自己灿烂的生命，把自己的人生谱写成了一曲浩气永存的时代长歌。

（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信仰，就会选择什么样的人生，就产生什么样的行为。1946年，那是一个“追求进步就是民心所向”的年代，阎肃考取南开中学。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五四以来的新诗、老舍的戏刷、巴金的小说，最令他心驰神往的是红色延安传来的先进思潮。用阎肃自己的话来说，那时“我对共产党最朴素的心理就有了”。

（郭超、刘小兵《站在时代琴弦上的放歌者》）

②在阎肃的生命源泉中，中华传统文化是一汪深邃的清泉。与阎肃有长期合作的中央电视台副总编朱彤介绍，阎肃作品中体现出的深厚的民族文化精神，应该出于他的自觉追求，是在深入研究和长期思考之后外化出来的一种风格。他的作品是民族文化与时代精神的叠加。

（黄子娟《时代歌者的追梦人生》）

材料一:相比以前的更新换代,5G网络是一次更大的飞跃。事实上,高通在其网站上宣称5G的“革命意义可与汽车和电力相比”。

显然,5G网络会比4G快得多一在实际应用中,一部5G手机配合上5G网络环境,网速可达4G的9-20倍。而5G网络下的延迟也只有4G的1/10。

5G的到来也意味着流量的巨大提升—到时候,几乎所有的手机套餐都会提供廉价而且真正不限量的网络流量。另一个巨大的变化在于:5G不仅仅是为手机设计的。它体现的是一个网络无处不在的新世界,无论是电子设备、工业机器,还是农用机械甚至汽车,都会接入网络。举例来说,5G协议允许一些数据插队,在其他数据之前进行传输。也就是说,在2023年,当两辆自动驾驶汽车需要通信以避免碰撞时,它们的数据可获得比你正在线观看的《星球大战》更高的优先级。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会因5G而兴奋不已。这一新标准之所以能够提升速度,一方函需要更高效地利用现有的网络频段,另一方面也需要占用毫米波频段。毫米波基站只有150米的覆盖范围,这也就是说网络服务商不仅需要升级现有的收发设备(小型基站),它们还需要安装更多的基站。

(摘编自《5G会带来什么》,美国《环球科学》2018年11月14日)

材料二:在这个机会重重、激流暗涌的时代,有两个城市有望成为5G领域的全球领导者。芬兰的奥卢是一个多雪的城市,在无线通信方面耕耘50余年;7600千米之外的中国深圳,也凭借自身技术优势成为移动网络领域的后起之秀奥卢拥有两家顶级高校和无数高级研究中心,是芬兰最受学生欢迎的城市,也是芬兰创新教学理念的先行者。同时该市公共部门、高校、研究机构以及公司之间由来已久的合作文化也进一步强化了当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而从全中国范围来看,深圳的高校不仅数量校少,学术水平和顶级大学相比也有一定差距,即便如此,这一教育劣势并未让深圳失去人才克特,因为当地提供了大量针对人才的优息政策。大学毕业生在深圳落户难度不大,还能获得一次性住房补贴。此外,在世界500强企业工作过的首席执行官或知名学者甚至可以获得数百万元的安家费。

(摘编自《5G,谁主沉浮》,《人民周刊》2018年第6期)

材料三:一段时间以来,部分西方国家政府和媒体对中国华为公司及其主导的5G技术无端猜疑、横加指责甚至肆意抹黑安全性是一些西方国家抹黑华为的重点。5G技术将开创“万物互联”时代,与人类未来生活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其安全性受到广泛关注很正常,没有哪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会在此问题上“天真”,对5G技术采取慎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如何认识判断5G技术的安全性,还是要用科学和事实来说话。归根到底,安全性是个技术问题,应根据科学和事实做出分析判断。从政治考量或认知偏见出发“扣帽子”“打板子”,制造恐慌心理,甚至施压胁迫,其结果就是欧洲等地区业界以及舆论普遍指出的,只会导致自身5G普及的速度变慢,错失新技术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损害普通消费者的利益,损人害己。

网络安全是复杂棘手的全球性挑战,只能通过国际社会合作应对,5G时代更是如此。在应对网络安全挑战方面,中欧应该保持有效沟通,善加利用联合国系统内和中欧之间的网络安全对话机制,而不受不良舆论的干扰和误导。

(摘编自《让合作成为5G时代的关键词》,《光明日报》2019年3月1日)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对天下属性的认定决定了他们对天下的态度。道家及阴阳家认为，世界本然的状态是最好的状态，所以他们的天下体系是一种自然性的审美体系。儒家则认为，要想使人及其栖居的世界成为美好世界，必须诉诸圣王之治和人文教化。换言之，儒家的天下观不是人对世界本然样态的无条件接受，而是来自自然向人文的生成。《周易・贲卦》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种“天文”与“人文”的分野，也是先秦道家、阴阳家与儒家天下观的差异所在。《礼记・礼运》讲：“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正是讲儒家的天下建基于人道并对其进行人文（审美）再造的特性。

儒家述史模式下的圣王语系体现的是人文再造的过程。在中国传统儒家的述史模式中，人对天下的人文再造，古圣先王具有率先垂范的意义。比如在《易传・系辞下》设定的上古圣王谱系中，伏羲氏是人文始祖，他象天法地，制作八卦，将无序的自然图式化。此后，神农氏按照八卦图式制作器具，他的贡献在于将伏羲氏对于天下的观念设计付诸实践，将自然世界改造成人工世界。以此为背景，“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这是以着装作为人兽区别的标志，以服饰差异对人类群体进行职业、等级划分。据此可以看到，从伏羲氏、神农氏到黄帝、尧、舜，体现出中国社会从自然到人工、再到文明的有序进程。如果我们认同儒家以文明为美的价值观，那么这一进程也必然是向美生成的过程。所谓儒家的天下体系，则必然是以人文之美彰显价值的体系。按照这一圣王谱系，黄帝、尧、舜之后的接续者是周公，他一方面通过制礼作乐使中国远古人文命脉制度化，另一方面则开启了中国传统政治的礼乐传统。至此，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命题，则被具体化为以礼乐重望一个美好世界的问题。

儒家崇尚“礼乐”之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人文实践。由于有预在的人文价值观和礼乐制度作为先导，儒家所讲的天下，不是它“原本是什么”，而是“应该是什么”；不是自然世界，而是人文世界。相关的人文实践，则首先是以中邦、四海、九夷、八蛮规划为天下勾勒轮廓，然后是圣王“治天下” “教天下”以及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种种努力。

按照儒家的规划，这种努力主要分为四种，即礼、乐、刑、政。但是在礼乐刑政之间，礼和乐具有优先性。中国社会自西周始，就建立了体系化的礼乐教育制度，一种基于礼乐人文教化的天下格局也就自然形成。到战国时代的思孟学派，将礼乐内化，从心性的深度重建人与天下的关联。如《礼记・大学》：“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样，个体心性的诚，就成为士人最终通达天下责任的起点。

孔子之后，儒家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这种被人道限定的礼乐补天道，从而赋予它更完备的形式。它在内在心性与外在天地之间拉开一个张力空间，使意诚、心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形成一个上通下达的连续过程。在这个过程之内，它一方面化自然为人工，化禽兽为人类，化蛮夷为华夏，化野蛮为文明，体现了可贵的实践品格：另一面，它强调“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记・乐记》）。就此而言，儒家为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注入了有为精神和理想主义格调，使相关的人文和审美之思超越了认知，成为一种为人而在的价值。

（刘成纪《论中国美学的天下体系》原载《新华文摘》2018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