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变”是古汉字演变为现代汉字的起点，也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汉字形态逐渐由线条圆转、“依类象形”的篆书，转向点画顿挫、笔性丰富、渐趋平直的隶书，变得更容易辨识。一般认为，隶变始于秦国文字，是俗体流行所推动的结果。然而，隶变这一过程具有长期性、复杂性，我认为，从战国楚简中亦可追寻到部分“隶变”的踪迹以及书法艺术的自觉演变。

学界曾有观点认为，在秦朝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后，楚文或毁于秦火，或葬于地下。楚文的消失似乎显得顺理成章，但事实却没有那么简单。“书同文”所统一的主要是公文用语和用字规范，六国多样化的书写习惯是难以同一的，因此楚文的融合、转化、演进具备一定可能性。

从现有文献、文物来看，楚简的书体、字体和笔法形态呈现出多样性特征，具备了毛笔书写、多面出锋、用墨自然、笔性灵动、点画多样、提按顿挫、平直折转等书法艺术元素。这些包含篆、草、隶、楷、行点画的楚简文字，极富人文笔性，其点画的多样性成为一种生生不息的书法艺术母体。楚国简帛文字的多样性亦造就了不同书风，各个篇目，自成系统。仅以部分郭店楚墓竹简为例，《唐虞之道》温润静穆、淳朴内敛；《尊德义》苍茫奔放、起伏跌宕；《老子·甲》整齐严谨、雅致精微。关于楚帛文字，郭沫若先生认为：“体式简略，形态扁平，接近于后代的隶书。”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也认为：“如果秦没有统一全中国，六国文字的俗体迟早也是会演变成类似隶书的新字体的。”可以推断，至少在楚国简帛文字中可能存在与隶变相似的形变现象，楚文字书法艺术的“今文”趋势，不仅彰显了其笔理墨妙，更蕴含着一种自觉的人文精神。

对于隶变的探讨，离不开关于书法正体和俗体问题的研究。《说文解字·序》有“著于竹帛谓之书”。王国维指出：“掌文书者亦皆谓之史，则史之职专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这些“掌文书者”均为诸侯国史官，而不像汉代简牍更多来自佣书和刀笔小吏，他们抄写大量经典所使用的应为官方通行文字。在古文向今文转化的探索和自然演化中，各诸侯国史官“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在文字中凝结着各自的人文特质，使得多种新形体出现。这些形体均可视作汉字形体正常演化的产物。所以，我认为“隶变”是在大量古书经典的创作、研究、传抄中发生的，所谓俗体的推动仅是促成汉字形体演变的动因之一。

追寻隶变之踪，可以一窥中国书法逐步走向自觉的历程，体味汉字背后蕴含的人文精神，更加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

（选自孟鸿声《追寻隶书演变之踪》，《人民日报》2019年5月19日）

生命，是教育的基石。我们的生命应有所觉醒，有所提升。生命教育是人生面临的、也是必须应对的最重要课题。

生命教育要让学生觉醒生命意识，懂得生命坚守的意义。首先要敬畏自然，追求天地人和。中国文化的精髓在“和”，强调中和，致中和，天地人和。要敬畏自然，善待自然万物。其次要敬畏生命，珍爱生命。生命的诞生是极其神圣的，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必须珍惜与爱护。要尊重和热爱生命，提升生命的质量，无论经历什么挫折苦难，遭遇什么不幸，都要勇于面对，坚强地生活下去。还要尊重他人，守望相助。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命运相连，休戚相关。中国人民为抗击疫情、遏制疫情所作出的努力和牺牲，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

生命的意义不仅在于坚守，更在于开拓。生命教育要赋予学生开拓生命、提升生命境界的智慧、勇气和能力。钟南山、李兰娟、王辰、张伯礼院士，张继先、李文亮、张文宏医生等所有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广大医务工作者，他们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生命的开拓”和“生命境界的提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国士当如此。人的生命，也正是在不断进取、不断探索、不断自我挑战中得到开拓和提升，从而变得深沉而辽阔、厚实而隽永。

生命教育要引导学生爱人以德、传递善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医者如此，教育者也当如此。在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前夕，北京大学情况复杂。朋友们都劝他：“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而有碍于自己的名声。”但蔡元培坚定地说：“君子爱人以德，就算失败，也算尽了心。”面对美国日益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哈佛大学校长巴考日前在通知学生撤离校园的邮件中说：“没有人可以预知未来，但希望大家明白，病毒在考验困境中人性的善良与慷慨。选择先利人还是先利己？在这个不尽如人意且杂乱无章的时候，请展现出我们最佳的品格和体面的行为。”他在这里强调的也是引导学生爱人以德、传递善良。

通过这场战“疫”的洗礼和淬炼，我们深刻认识到，生命有“四个维度”，生命教育要引导学生不断拓展生命的维度。一、生命是有温度的。生命，是具体、多元、鲜活的，会经历高低起伏、顺境逆境，要懂得用时间去疗伤，要学会用哲学、用人文艺术和时代精神去慰藉、去滋养。二、生命是有宽度的。只有尊重生命、热爱生命、提升生命，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有人格、有本领、有担当，才能更好地实现生命的价值，体现人生的意义。三、生命是有深度的。生命需要不断修炼、不断开拓、不断超越，需要放下自我与得失的纠结，舍小我成就大我，在创新中奉献正能量，四、生命是有长度的。要爱情生命，延长生命，提升生命的意义。要重视身心健康，加强体育锻炼，争取健康快乐地为祖国工作四十年甚至五十年。

（摘编自罗海鸥《生命教育是人生重要课题》）

一个民族，文化内核越强大，这个民族的凝聚力就越强，文化内核如果削弱甚至消逝了，这个民族就会成为一盘散沙，甚至走向消亡。

认识多元文化，前提是肯定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一讲到传统文化，马上就会有人说，现在的时代提倡多元文化，各种文化都应该成为我们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在我看来，这个认识其实似是而非。所谓“多元文化”是指人类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而不是源自某一地区或某一民族。多民族的世界，就一定存在多元文化。每一个文明都享有平等的尊严，每一个民族都有可以用来参与人类文明交流的文化支柱，这是我们要清醒认识的。

在殖民主义时代，西方人制造了“西方文明中心论”，企图摧毁异质文明的文化自尊。当今，某些西方势力继续鼓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声称唯独西方文明具有普世价值，对其他文明则采取抑制、消解、淹没等。

探讨多元文化，需要抱这样一种态度：其他文化我们都应该去了解、借鉴、吸收，但这里面一定有主次、有轻重。当今世界，文化交流与传播更为频繁，但本位文化依然是民族存亡之根。在国家利益还将长期存在的时代，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尤其要加强，我们要特别警惕：有些人用“多元文化”打压本位文化，使本位文化逐渐被消解。

迄今为止，没有一种文明是完美无缺的，多元文明的同时存在让我们可以互相学习、交流，完善与补充本位文化。但文化交流的前提是本位文化的存在，如果自己都失落了，又用什么去交流？如果交流的目的只是把对方作为镜子来置换自己，那就无异于文化自杀。

美国的好莱坞大片冲击了很多国家的电影市场。在法国人看来，电影不是单纯的商品，它同样包含价值观，并且负载着很复杂的文化内涵。为了保护本土的电影市场，法国曾与美国在电影市场问题上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谈判，坚定地捍卫法国文化。200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人文发展报告》指出：“当今的文化传播失去平衡，呈现从富国向穷国传播一边倒的趋势……必须扶持本土文化和民族文化，让他们与外国文化并驾齐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上，法国和加拿大联合提议，就文化多样性起草一个国际公约，得到了60多个会员国的支持。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民族文化不仅事关民族存亡，而且事关民族兴衰，绝不可以掉以轻心。

（摘编自2017年《人民教育》第19期彭林《民族文化与民族命运》，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