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典诗歌自始即以其能予人直接的感发之力量为最基本的特色。“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即看到外界的景、物、情、事使内心感动，然后用诗歌表达出来。钟嵘在《诗品序》中说：“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可见钟嵘所认识的诗歌，其本质乃是心物相感应之下发自性情的产物。使人心动的，除了外在的、大自然的景物外，人世间的死生离别更加使人心动。如杜甫写在天宝乱世年间的诗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你看到沿途有饿死、冻死的人，难道不会去关心吗？所以，作诗的真正动机和兴起，可以使人对宇宙万物、社会产生一种关怀。

诗歌的吟诵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诗词是一种美文，它包括了形、音、义等几个方面，所以诗词的声音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语言有四声——平、上、去、入，这种单音独体是我们中国语言的特色。因此，诗歌有平仄和结构，有一种独特的声调。而这不是古人生编硬派给我们的，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诗经》大多是四字一句，就是因为我们独体单音的语言，四字一句才能够表现出仄仄平平、平平仄仄的声调和节奏。《诗经》里的第一首：“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两字一停顿，才有节奏，而这个节奏是我们中华民族语言的基本节奏。不管是五言诗还是七言诗，原则上是两字一个停顿，如“国破山河在”，是二二一的停顿。“相见时难别亦难”，是二二三的停顿。这种停顿，是诗词最基本的节奏。中国的传统诗歌吟诵是结合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特色，经过了必然的、自然而然的演化过程所形成的一种音调，它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

读词背诗、要懂得它所隐藏的深厚内涵。我们来欣赏一首李白的作品《忆秦娥》。这首词写于唐朝由盛而衰的时候——天宝之乱。中国的诗词讲究出处，字字有来历，“秦娥”出自汉朝的一首古乐府诗：“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因此秦氏楼上的女子秦娥就代表着美丽的女子。李白的这首词看起来是一首平常的描写相思怨别的词，可是它写在安史之乱之时，其中就有了深意。这部作品带给我们非常丰富的联想。“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你听到那吹箫的声音，像哭泣一样呜咽，那楼上的女子每当月明的夜晚就怀念起远离的人。“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灞陵是首都长安送别人的地方。可是这首词中让人怀念的人，可能不是指爱人，而是逃难到西蜀的唐玄宗。“乐游原上清秋节”，乐游原是长安郊外的一处草原，乐游原到了凄清冷落的秋季，越发惨淡。“咸阳古道音尘绝”，从长安出发，在咸阳古道远行的那个人，一直没有回来。玄宗到了四川，“音尘绝”，留在长安的诗人或百姓心断望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在凄清冷落的秋天，在夕阳残照之下，一阵秋风吹过，“汉家陵阙”，这是我们大唐汉民族的陵墓，是我们的宫阙。从最后的两句可以看出，这不是普通的描写男女相思怨别的词。在这首词里，有诗人对国家危乱的无尽悲哀和无限感慨。所以，读诗词不只是“入乎耳，出乎口”，只会背就算了。你要知道那首诗写作的时代、写作的背景，你要把它的内容、深刻的感情读出来。

中国古典诗歌之所以如此精妙，是因为诗人重视心、物之间的兴发感动，由一生二、由二生三、由三生无穷；以内心的感发为主，“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中国古人作诗，是带着感情而写的，他们把自己内心的感动写出来，千百年后再读其诗作、依然能够受到同样的感动，这就是中国诗歌的生命。

（摘编自叶嘉莹《传统诗词到底美在哪》）

材料二：

中华诗词从发源至今已经3000多年，人们学习、创作、吟诵诗词的热情日益高涨，这既是中华诗词的魅力所在，更是中华文化自信的突出表现。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华诗词事业向前迈进，取得更好成绩，是摆在诗词界面前的重要课题。

古人云：“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人民群众的事业和生活、顺境和逆境、梦想和期望、爱和恨、存在和死亡，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应当在诗词作品中找到启迪。这就要求诗人深入生活，深入社会，拥抱时代。诗人除了要有较好的专业素养，还要有较好的人格修为，有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

诗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小众文学”。诗词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锁定在一个小天地里。例如，通过成立演艺界诗词工委，让中华诗词插上舞台艺术的翅膀，飞得更高、传得更远。诗词一经朗诵、演唱和表演，就变得形象直观、生动有趣，更富有欣赏价值，进一步强化了诗词的感染力，提高了传播力和影响力。如今，中华诗词正在从“小众文学”走向“大众文学”。

关于诗词的创作与评价，自古至今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理论，这套理论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还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但历史的车轮已经驶入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诗词理论也应当与时俱进。唐诗宋词的巨大成就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今人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观念和标准，制约着当代诗词创作和诗词评论，需要加以突破。

中华诗词的未来在青年。很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感知、中华民族认同感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从小时候背诵古诗词开始的，其中满载着家国情怀、描绘着壮美山河、萦绕着思乡之情。不少青年人在儿童时代背诵过很多古典诗词作品，可是后来很多人把它丢了，非常可惜。我国青年人现在参与中华诗词创作的人还相对较少，迫切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另一方面，青年也需要中华诗词。中华诗词是青年的精神滋养，包括中华诗词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对青年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摘编自党云峰《周文彰：发挥中华诗词在建设文化强国中的作用》）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关于中国古代有无悲剧的问题，最先并没有在中华本土引起辩难，而是在域外文化界发生了争议。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赵氏孤儿》的法文简译本在杜赫德编的《中国通志》上刊出时，编者竟鄙薄说“在中国，戏剧跟小说没有多少差别，悲剧跟喜剧也没多少差别”，“中国戏剧不遵守三一律”，“也不遵守当时欧洲戏剧的其他惯例，因此不可能跟当时的欧洲戏剧相比”。然而此后不久，英国的李却德·赫尔德却辩驳道“《赵氏孤儿》就它的布局或者结构来谈，跟希腊悲剧是很相近的”，双方的观念，针锋相对，可以看作是当时西方文化界在中国古代有无悲剧问题上的舆论的代表。

中国的问题，终不会永远只由外国人去谈论、裁决。1904年，蒋观云发表了《中国之演剧界》，率先引进“悲剧”概念并极力推崇悲剧是“有益人心”的伟业，但在总体上却认为：“我国之剧界中，其最大缺憾，诚如訾者所谓无悲剧。”1912年，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问世，明确断言元代“有悲剧”，并具体指出“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蒋、王的文章揭开了由中国人自己判定中国古代有无悲剧的学术论战历史的第一页。

这场论战，自1904年迄今，一直没有停止，而论战的关键在于确立怎样的判定中国古代悲剧的科学标准。1980年5月，国内部分文艺理论专家第一次就判定中国古代悲剧的科学标准进行理论上的深入讨论，提出了“人物典型说”“悲主喜宾说”“审美情感说”等五种观点。尽管“五说”莫衷一是，却大都注意了从中国古代戏曲的实际出发，试图用最精练的语言，表述中国悲剧的基本民族特征。只是这“五说”有意无意地绕过了早已构成体系的西方悲剧理论的门墙。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历来被认作是西方悲剧理论的经典。《诗学》中关于悲剧的两大原则性界定——其一，只有身世显赫的大人物才能充当悲剧的主角；其二，悲剧的结尾只能是“由顺境转入逆境”——常常使我们望而生畏，自愧弗如。这显然是一种未能完全知己知彼而轻易妄自菲薄的心态。

不错，作为西方悲剧范型的古希腊悲剧都是以名声显赫的著名人物充当悲剧主角。但在西方悲剧史上，这一法则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文艺复兴和嗣后的启蒙运动时期，这一传统观念便有所突破。特别是到启蒙运动时期，创作上出现了第一部市民悲剧——莱辛的《萨拉·萨姆逊小姐》，于是宣告了仅由身世显赫的大人物独霸悲剧剧坛的历史的结束。因而在西方悲剧的“变革”中，大人物和小人物一齐登上了悲剧舞台。如果我们再将审视的目光投向中国古代剧坛，便不难发现，中国古代戏曲中，既有以大人物为主角的悲剧，如《汉宫秋》《梧桐雨》等，也有以小人物为主角的悲剧，如《窦娥冤》《雷峰塔》等。仅就这种意义而言，中国古代悲剧可谓毫不逊色。

中国无悲剧论者，往往认为“先离后合，始穷终达，这是中国剧的常套”，其“结局必终于团圆”，并以此来否定中国古代悲剧的存在。其实，拿《诗学》中关于悲剧结尾只能是“由顺境转入逆境”的模式来规范，中国古代戏曲中一般被认可为悲剧的作品，也有并不是“终于团圆”的。例如《梧桐雨》第四折，就只写到唐明皇幸蜀还京，独自退居西宫后对杨贵妃的苦苦思量，让全出戏在雨打梧桐、泪染龙袍的悲凉、凄清境况中落下了帷幕。《汉宫秋》第四折，也只是在汉元帝独返咸阳，孤处昭阳，闻雁叫而增悲的舞台气氛中结束了全剧。这些作品，一概不是先离后合，始穷终达，也都没有以团圆终其结局，倒是符合了“由顺境转入逆境”的“常规”。

即使就我们认可为悲剧而遭一些人反对的结尾“终于团圆”的某些作品看，也明显存在着结局表面团圆而内里悲痛的现象。最有代表性的例证莫过于《窦娥冤》。《窦娥冤》第四折写到生父与死女相认，冤狱终于平反，大仇得以申报，善和恶都在冥冥之中有所报应，构成了一种带喜剧性的结局。但是，舞台上以“魂旦”行当主唱的窦娥的鬼魂，实质上是以“冤魂”身份出现的一个特殊的悲剧形象，是生时的悲剧主角窦娥在特定的艺术环境中的复活。她是冤死的鬼，却又是“急煎煎把仇人等待”的不甘屈服的“人”。她鸣冤，诉苦，告状，复仇，将生时遭受的种种苦难乃至屈死后的“一灵儿怨哀哀”都血泪俱迸地倾吐了出来。关汉卿在结局中让窦娥继续“活”下来，自己来凭吊，自己来见证，自己来洒泪，让已经感受过窦娥苦难的台下观众，同台上虽死犹生的窦娥一起，再感受一次全剧的悲哀，并使这般悲哀感受升华到感天动地泣鬼神的境界。这种带“喜剧性”的悲剧结局，放到悲剧美学的天平上衡量，实质上是一种富有“悲剧性”的悲剧结局。综上所述，中国古代之有悲剧，难道还有什么疑义吗？

（选自杨建文《中国古典悲剧史》，有删改）

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要深刻认识“时代”之新变与“中国”之恒常之间的辩证关系，要历史地呈现中国的丰富和纵深，还涉及如何坚持现实主义立场的问题。

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要深刻认识“时代”之新变与“中国”之恒常之间的辩证关系。刘勰的《文心雕龙》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提出了文学与时俱进的特点。文学既存在于“时代”的变量中，也必存在于“民族文化”的常量中。对我们来说，这个常量就是“中国”。不能把握住时代的变量，文学就会在日新月异的新经验面前惊慌失措、孤芳自赏而故步自封，为时代所淘汰；不能把握住民族文化的常量，文学就会在瞬息万变的新事物面前方寸大乱、随波逐流而丧失初心，丢失了来路和根据地。我们所处的“新时代”，新生活、新技术和新矛盾正在打破原有的文学想象。越来越多的人们，乐于寻找新的文学观念装置，来显影新时代的文学之魂。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意识到在趋时以应新变之余，也要守望来路以寻民族文化之根。对于我们这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来说，“中国”不仅是当下的，也是历史的；不仅是变动不居的，也是具有坚韧根性的。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时代巨浪召唤定海神针。让我们在时代之巨变中始终成为我们的正是“中国”这一份精神共同体的认同。只有不断将新时代中国故事编织进并充实于“中国”浩浩荡荡的精神河流中，才能更有效地“以中国为方法”，在中国的特殊性和历史性中诠释“新时代”的独特风采。

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要历史地呈现中国的丰富和纵深。历史地呈现“新时代”，意味着要在文化和时间的连续性上表现流变；历史地表现中国，则意味着既要站在“新时代”观照历史，又要引几千年中国文化河流以灌溉“新时代”的精神园地，使“历史”成为照亮新时代的重要精神资源。我们不提供一个西方视野中的景观中国，我们必须提供一个真实、全面、立体、综合的中国。我们不但要阐释中国传统的浩荡江河，也要阐释这种传统江河的丰富构成。讲述中国故事，阐释中国精神，不应把传统作为一种僵硬的知识，而应讲透传统背后的幽微，触摸知识背后的人心。在这方面，李敬泽的《小春秋》《咏而归》等作品就提供了书写中国传统独特而有效的路径。而张定浩、黄德海等批评家，近年也深入到中国历史的腹地，去重新阐释中国复杂的文化精神。这种从中国表情到历史化的中国精神的对照和辩证，无疑也是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的有益探索。

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还涉及如何坚持现实主义立场的问题。无论是时代之新变还是中国之辽阔，都决定了其催生的经验必有驳杂含混及尚未获得充分理性观照的特点。因此，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讲述发生在当下时代、当下中国的故事，而是要在形形色色的中国表情和来来往往的中国经验中由偶然抵达必然，有机地融合偶然与必然，从而提炼、捕捉和定格真正具有内在性的“新时代中国精神”。这既是新时代的要求，也是现实主义的要求。

（摘编自陈培浩《“新时代”与“中国故事”的理论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