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材料，完成各题。

材料一

近年来，人类从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中获益，但也感受到了新挑战。就文学行业来说，人工智能在写作方面的潜力，让我们看到了它拥有自我意识的可能性。如今，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深度学习大量数据和对文本的语义分析技术来获取关键信息，从而生成有一定逻辑的文字。

2023年10月，人工智能创作的小说《机忆之地》获得江苏省青年科普科幻作品大赛二等奖。评委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投票给这篇小说。换句话说，在隐藏作者身份的前提下，人工智能创作得到了认可。

作者的“消失”可以让读者回归阅读作品的愉悦。作家的生平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作家不再是批评家和读者关注的对象，语言变成了唯一的存在。接纳人工智能文学存在的一个思路，是或许我们可以不去谈论“作者是谁”，而去谈论“作者的功能”。为什么人工智能不可以成为作者呢？它满足了那个无数的“我”组成的条件，“我”是无数的意识，也是无数的数据的组合。

如果我们接纳了人工智能可以成为作者，它创造出来的文学，可以统称为人工智能文学，那么它就可以和人类文学并存，并且具有推动人类文学创作的可能性。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比如，关于文学的本质。文学的本质仅仅是为了语言和文本而存在的吗？还是说写作是为了某些更巍峨、更神秘的价值而存在？人工智能的创作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满足人类对它的需求，对它不停发出的指令吗？这些问题那是人类需要直面的。

（取材于蒋在的文章）

材料二

“人类作者”的优势至少有两个，其一是几乎无法复制的个体生命体验，其二是人的情感基于人的肉体而产生。这两个优势也就构成了所谓“真情实感”的内涵。目前来看，人工智能显然无法逾越“真情实感”的鸿沟。但人工智能是科学家们发挥主观能动性研发的，它本身虽然没有主体意识，但它是人类主体意识的延伸。

人工智能不同于简单的算法编程，它的写作策略是深度学习，对条件随机进行概率上的选择，或者利用对抗生成网络。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增加不确定性，在一定和度上模拟人类的智能。换言之，人工智能拥有一定程度上的“创作自由”。人工智能执行人的命令，并不意味着人对生成结果可以任意操纵，人仅仅对机器下达“开始”的命令，结果已经超出人可以预测和控制的范围。人工智能写作正在不断地提高文章的创新性和完成度。

人工智能写作从纯粹的记忆到数据采集，再到作者身份的协同、集体创意能力的放大，这是对群体智慧、群体创意的释放。以前个体性的文学生产方式难以实现群体智慧、创意，这类文本也很难达到群体创意构建的文本世界的复杂和丰富。人工智能写作时代，“作者”增加了新的语义，“创意”作者（也称为群体作者）出现，一种人与人、人与机交互协同的新写作生产方式兴起，必将引起创作要素和要素之间关系的变化，进而是写作和文学生态的进一步变局。

人工智能写作可能最终也无法完全复刻人类的情感活动。任何技术都是有局限性的，人类不能指望一种技术解决所有的问题。人工智能文学的发展方向也不一定是复现人类的文学，人工智能文学很可能走上一条面向“未来文学”的道路，成为形似“人类文学”而实质上有重大创新的艺术门类。

（取材于张永禄、刘卫东、王永、潘忆、刘忠波的文幸）

材料三

拥有庞大语料库是人工智能的天然优势，对程序化的数字内容进行排列组合是其属性特长。尽管人工智能不像人类大脑那样精密复杂，但它只需要简单专一的持长思维就能在特定方面超越人类。这种思维能力并不必然对人类构成威胁，也不一定使其变成比人类更高级的智慧体。【甲】人工智能在文字排列组合上已远超人类作家的生产速度，但其文学写作时的人为选择还在发挥决定性作用。

目前人工智能无法向内建构起自我世界，没有个体体验，不能经历“物—我—文的转化环节，其文学 写作是在既有数据库中通过矩阵逻辑和算法规则来选择最优解，想象和赋值的可能性匮乏，可给予人知识 却缺乏情感，有纯粹形式却非艺术创造，一如形似却没有情感和魂灵的雕塑，充满匠气。从写作技巧上看，人工智能写作也未让饱含言外之意的破折号、省略号和感叹号等发挥应有的作用，更缺乏让人眼前一亮的传神之笔，而这可能恰是决定一篇文学作品质量的重要因素。

人工智能依然沿用人类的语言符号系统。这样就算人工智能真的在遥远的将来具有了某种自我意识，一定程度上能理解人类文字的意义，能写作，但不意味着它一定能创作出好的文学作品。人工智能的算法规则和数智修辞使其擅长纯粹的形式，拟人化的语义和对文字的排列组合规则，决定它还将作为人类思维的高级模仿者，依然在人类的写作范式之内提供知识或浅显的快感，充其量是人类文学写作的一种平行样式和补充，不会改变人类文学写作的本质，也无法产生颠覆、取代的效果。

（取材于李斌的文章）

戏曲史是一门年轻的学问，中国第一本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戏曲史著作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其开宗明义的一段话已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经典论述：“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此论将元代的戏曲剧本与楚骚汉赋、唐诗宋词等并称。若在这一系列中再加上明清小说，就完整构成了一部中国古代文学一脉相承的进化史

但是，用这样线性的进化论文学史观，把作为通文化的戏曲作品与属于精英文化的经典文学体裁和作品相提并论，是有问题的。王国维赞赏的元曲，是经过了几百年的自然存毁和文人汰选而被经典化的戏曲文学作品，与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共同进入了知识分子的阅读史。但戏曲从来就不是为阅读而产生的一种文学体裁。戏曲创作本身是娱乐市场上的生产活动，为商业演出提供素材加工服务。在与戏曲相关的全部活动中。戏班的组织，演员的培养，演出实践的安排、管理、宣传，观众的接受与反应等等，每一个元素的重要性都不亚于戏曲的文学创作本身；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些戏曲文学之外的元素才构成了戏曲之所以成为戏曲的本质特征。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将戏曲史纳入正统文学进化史，侧重文学曲词，关注经典作家作品，这种观念多年来一直是中国戏曲史的主流研究思路。虽说从20世纪30年代周贻白的《中国剧场史》，到50年代徐慕云的《中国戏剧史》可以看出，确实有学者在努力拓展戏曲史的研究领域、对戏曲的舞台结构、演出排场、服装道具等有所涉猎，但仍然是以经典戏曲研究为主体，没有能够通过戏曲史的研究里现出具体的生活体验和广泛的社会现实。

公平地讲，《宋元戏曲史》中，王国维把几百年来在文人士大夫眼中不入流的元曲，纳入了中国正统古典文学的进化系列。在当时，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震撼性的时代意义自不待言，而研究内容局限于文学也有其不得已之缘由。在其后近百年间，戏曲史的研究思路仍然长期受到局限，这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对王国维的路径依赖，还要归因于学界自身生存状态的局限。可以说直到20世纪末，国内的市场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各项文化产业均市场化之后，国人才开始对市民社会、娱乐产业有切身的认识和体会，才能够有基础去观察相应的历史现象。这其实是个有趣的历史悖论：学习历史是为了解现在，但是如果没有现实经验的对照，我们往往也认不出历史曾经的面貌。

直到世纪之交，随着各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理论和经验的不断累积，随着人们日常生活经验越来越丰富和充实，戏曲史的研究才终于不再仅仅是戏曲作品的文学史、音乐史，或者戏曲名伶的个人艺术成就史，而更成为一部广阔的社会生活史。戏曲史的研究，从这时才刚刚开了个头。

（摘编自王艺《当我们在谈论戏曲史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百年新诗，客观地说，已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反对意见也非常尖锐。早在20世纪30年代，新诗诞生十五年之际，新文学革命的领袖人物鲁迅就对当时的新诗表示失望，认为中国现代诗歌并不成功。21世纪初，季羡林先生在《季羡林生命沉思录》一书中，也认为新诗是失败的，说朦胧诗是“英雄欺人，以艰深文浅陋”。当然，声称新诗已取得辉煌的也不在少数，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当代诗歌已走在同时期世界诗歌的前列。

20世纪70年代末，一批年轻诗人向外学习，在西方现代派的影响下，继续开始新诗的现代探索之路，他们追求个性，寻找自我，呼唤人性的回归和真善美，具有强烈的启蒙精神、批判思想和时代意识，试图创造一种新的诗歌表达方式和美学追求，这就是所谓的朦胧诗。朦胧诗是“文革”后期出现的一种诗歌新潮，朦胧诗主要的特点：一是其启蒙精神和批判性，高扬个人的权利，宣称“在一个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人”；二是对人性之美的回归，对日常生活之美的回归，呼唤真正的深刻平等的爱情、友情，比如舒婷的《致橡树》等诗。朦胧诗的新的美学追求，得到了以谢冕、孙绍振和徐敬亚为代表的部分评论家的肯定，他们称之为“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但也被一些人认为写得晦涩、不顺畅，情绪灰色，让人看不懂，显得“朦胧”。确实，朦胧诗试图表达新的时代精神，创造新的现代语言，但因受翻译体影响，再加上表达受时代限制导致的曲折艰涩，诗艺上还有所欠缺，未能产生更大影响。随后，进入文学寻根时期，也是向内寻找传统的时期，将传统进行现代性转换，这个时期也可以说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期，民族本土性主体性意识开始觉醒。寻根思潮持续性很强，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品，比如杨炼的《诺日朗》、张枣的《镜中》、柏桦的《在清朝》等等，更年轻的推动者则有陈先发、胡弦等等。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还有台湾现代诗歌。台湾现代诗正好已经过向外学习阶段，开始转向从自身传统寻找资源，而且刚刚创作出具有一定示范性的代表性作品，比如余光中的《乡愁》、郑愁予的《错误》、洛夫的《金龙禅寺》等，体现出一种民族美学特质。

21世纪初，则是一个诗歌向下挖掘的时期，也就是诗歌的“草根性”时期，这是一个接地气和将诗歌基础夯实将视野开阔的时期。互联网及博客、微博、微信自媒体的出现及迅速普及，全球化的加速，教育及文化的民主化，促进了中西文化与诗歌大交流大融合，极大地激发和释放了创造力。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志就是底层草根诗人的崛起，被称为“草根诗人“的杨键、江非等最早引起注意，而打工诗人郑小琼、谢湘南、许立志等也被归于这一现象，2014年底余秀华的出现，使“草根诗人”成为一个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现象，达到一个高潮；另一个标志是地方性诗歌的兴盛，当代诗歌更加多元化多样化，地方性诗歌相互竞争、相互吸收、相互融合，雷平阳、潘维、古马、阿信等被誉为代表性诗人。这一时期还有一个重要是女性诗歌的繁荣。女性接受教育越来越普遍，知识文化程度提高，导致女诗人大规模的涌现，超过历史任何一个时期，深刻改变了当代诗歌的格局。

但我个人认为，百年新诗万事俱备，现在最需要的是向上超越。在此全球化的大时代背景之下，古今贯通，中西融合，确立民族主体性和新的美学原则，创造新的具有典范性的美学形象，建立现代意义世界，为当代人提供新的思想和精神价值。只有在这样多维度的融域视野中，高度才是可能的，当代诗歌的高峰也才会出现。

（摘编自李少君《百年新诗的现代性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