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琮是一种外方内圆、柱形中空、饰以动物纹样（有兽面纹或鸟纹）的玉器。《周礼·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壁礼天，以黄琮礼地”，郑玄注中又说，“礼神者必像其类，壁圆象天，琮八方象地”，可能在古代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礼器。根据一些学者特别是张光直的研究，认为认为“琮是天地贯通的象征，也便是贯通天地的一项手段或法器”，因为它的形制象征了天与地，并且刻有种种协助神秘力量的动物图案，又由玉这种据说可以通神的质料制成。根据人类学家的推测，古代人的联想是按照相似性的原则进行的，玉琮是玉所制，本身十分圣洁，它的外部被雕成方形，与古人心目中的大地相同，而它的内部是圆形，与古人心目中的天穹相似，它的中间是空的，能够象征天地上下的相通，所以可以在祭祀时供奉天地，拥有沟通天地、接引神鬼的神秘力量。。

如果这一推测不错，那么，中国很早就有了“天圆地方”、上下四方的空间概念。很巧的是，近年，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的45号墓又发现了墓葬中用蚌壳摆成的龙虎图案。过去，很多学者认为，中国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象征四方的说法起源不会太早，但是近年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漆箱盖面上，所绘的北斗龙虎二十八宿天文图的面世已经动摇了这种看法，而濮阳西水坡的蚌壳龙虎则进一步把这种天象的认识提早到了上古时代。我们知道，在古代四方与四季是互相配合的，特别是一龙一虎，分别象征东、西两方，而且引申为古代最为关注的春、秋两季，如果这个以蚌壳堆成的龙虎图案真的就是青龙、白虎，它象征的真的就是东、西两方，那么，古代中国的四方四神所蕴含的空间和时间观念，就要提早到相当早的时代了。

更巧的是，1987年，安徽含山凌家滩第四号墓又出土了一组玉龟玉版，上面刻有很富有神秘意味的指向四方及八方的、外方内圆的图案。据测定，凌家滩第四号墓距今在四千五百年左右，而玉龟版正好在墓底中央，“估计原来是放置在墓主胸部”，显然意义十分重要。据相当多的学者研究，它与后来的栻、镜类相似，象征四极八方，包含了古代的空间和时间的思想，有的学者认为它就是《史记》的《龟策列传》中的灵龟信仰，有的学者相信它就是没有文字之前中国人表示“方位”与“数理”的工具。有的学者甚至于相信，这是夏代或更早的“律历制度”，是“表示四时历法的原始八卦图”。无论如何，应该相信这是一个富有神秘意味的发现，它很可能与古代的“巫术”有关。古代的“巫”字即两个“工”字以直角交叉重叠，“工”即古代的“矩”，原始的“巫”即操“矩”测天地者，与古“巫”字字形最近者为“癸”，“癸”（揆）有度量之义，与古“巫”者职能最近者为“史”，“史”字也是手持一“中”“中”可能是笔。对于天地宇宙的四极八方的把握，可能在早期就是“巫术”的中心。近来，考古学家又注意到了“八角星纹”。汤家岗遗址出土的白陶盘外底有八角星纹，岳阳坟山堡皂市下层文化遗址出土过八角形镂孔垫座，齐家文化铜镜、吴县澄湖良渚文化贯耳壶、殷商妇好墓的器物都有八角星纹，似乎“寄寓着方位或天地等有关的东方文化观念”，这更让人相信，比我们过去知道的要早得多，中国人已经有了天圆地方、大地有四极八方、四方有神祇作为象征的空间观念。

节选自葛兆光《重构上古思想世界：传统文献、现代理论以及考古发现》（复旦大学出版社）

丝绸之路是民族交流融合的舞台

“驼铃古道丝绸路，胡马犹闻唐汉风。”古代丝绸之路架起了一座交流物产、连通人心的桥梁，对我国各民族交流融合、对东西方经济文化交往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前，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续写古代丝绸之路的传奇，不仅要看到其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还要看到其在民族交流融合方面的纽带作用。

古代丝绸之路大体有草原道、绿洲道、茶马道以及海上道四条。除了汉族，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开拓者，他们的马队和骆驼队踏出了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草原丝路。他们的迁徙浪潮、相互交往以及游牧经济特点，使其自然而然地成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角色。早期月氏、乌孙、匈奴等民族，在开通草原古道、推动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继月氏、乌孙、匈奴等民族之后，鲜卑、柔然、吐谷浑、突厥、吐蕃、回纥、契丹、党项、蒙古等民族，都曾和丝绸之路结下不解之缘，有的一度控制了草原道和绿洲道，成为经营东西方贸易的主角。公元439年，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统一了我国北方，使丝绸之路自汉代以来再度繁荣起来。北魏、西夏占据河西走廊后，吐谷浑控制的“青海道”和吐蕃控制的“青唐道”成为中原和南方通往西域的通道。因此，“青海道”又称“吐谷浑道”，“青唐道”又称“吐蕃道”。再看回纥，其与唐朝绢马贸易换回的绸绢，除了供汗国贵族享用，还通过“草原道”大量转输到西方。“安史之乱”后，吐蕃完全占据了河西走廊及陇右地区，传统的丝绸之路东段受到阻遏，唐朝和西域各国的交往一度绕道回纥居住地。因此，这一时期的草原丝路有“回纥道”之称。“吐谷浑道”“吐蕃道”“回纥道”……丝绸之路上民族交流融合绵延不断，开遍了民族交流融合之花。

在肯定我国古代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为丝绸之路的开拓与繁荣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更要充分认识中原王朝的主体作用。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汉、唐、元、明各朝代为了经营西域，保障丝绸之路畅通，在丝绸之路沿途设置馆舍以提供食宿，建立都护府、都督府、州、县等以加强治理。这些措施对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安全具有决定性作用。

丝绸之路密切了我国古代民族关系，也密切了东西方关系。中原、江南以及巴蜀的名茶不仅输入西方，也输入西域、青藏高原与漠北，饮茶逐渐成为北方与西部民族的习俗。在西夏与宋朝的贸易中，“惟茶最为所欲之物”。同时，西域和中亚、欧洲的物产和文化也传入内地，今天内地随处可见的石榴、葡萄、胡葱、胡萝卜、大蒜、菠菜、芫荽、苜蓿，都是汉朝时从西域传入内地的。到了唐朝，丝绸之路的东端终点长安、洛阳成为西域文化的荟萃之地，上至宫廷、下至百姓无不受西域文化的影响，穿胡服、习胡俗、食胡饼、听胡音成为时尚。在唐朝著名的十部乐中，西域音乐就占五部。到了宋朝，中国的茶叶和丝绸被大量贩运到西方，西方的乳香、硇砂、玉石、珊瑚、玛瑙、琥珀、琉璃等被大量转售到中国。元朝时，中西交通空前畅通，中国的雕版与活字印刷术、火药等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欧洲，欧洲和阿拉伯的天文、数学、医药、建筑等科学技术也传入中国。

中华民族是诸多民族相互接触、融合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毫无疑问，在这个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丝绸之路是重要的沟通渠道与交流舞台。丝绸之路像一条纽带，联结着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联结着内地汉族人民与边疆少数民族人民。未来，“一带一路”延伸之处必将是人文交流活跃之地，它不仅会继续描绘我国各民族交流融合五彩斑斓的画卷，还会进一步架起东西方各民族交流交往的桥梁。

（节选自2017年3月8日人民网）

陶渊明——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

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所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也是他人生的两大支柱和艺术化人生的具体表现。

“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他所谓的“道”，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操方面，体现了儒家思想。他特别推崇颜回、黔娄、袁安、荣启期等安贫乐道的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绝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他并不是一般的鄙视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希望建功立业，又要功成身退。他也考虑贫富的问题，安贫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发生矛盾，但是他能用“道”来求得平衡：“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其五)而那些安贫乐道的古代贤人，也就成为他的榜样：“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咏贫士》其二)他的晚年很贫穷，到了挨饿的程度，但是并没有丧失其为人的准则。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学思考。“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而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老庄所谓“自然”不同于近代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人应当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抱朴而含真。陶渊明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说明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绳墨的约束。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表达了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悦。在《形影神》里，他让“神”辨自然以释“形”“影”之苦。“形”指代人企求长生的愿望，“影”指代人求善立名的愿望，“神”以自然之义化解它们的苦恼。形影神三者，还分别代表了陶渊明自身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者的对话反映了他人生观里的冲突与调和。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以及由此引导出来的顺化、养真的思想，已经形成比较完整而一贯的哲学。

总之，陶渊明的思想可以这样概括：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但没有力量去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这在他自己也许能部分地达到，特别是在他所创造的诗境里，但作为医治社会的药方却是无效的。

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魏晋风流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求的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以世俗的眼光看来，陶渊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来，他的一生却是很艺术的。他的《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时运》等作品，都是其艺术化人生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