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据介绍，2018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为138.2万件，同比增长14.2%。共授权发明专利42.0万件，其中，国内发明专利授权32.7万件，同比增长8.2%。

2018年，国家知识产权局继续深入推进“放管服”（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全年累计减免专利费用58亿元，减少提交各类材料269.8万份。出台实施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支撑重点行业发展。开展专利代理“挂证”集中治理，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并在四川等12个省份开展专利代理行业改革试点。全年批准设立专利代理机构324家，其中150家机构享受改革试点政策。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流程进一步优化，报名人数超过3.2万人，共有5，094人通过考试，均创历史新高。截至2018年底，全国专利代理机构突破1，824家，执业专利代理人超过1.6万人。

（摘编自《央视财经》，2019年1月18日）

材料二：

发明专利数的国际比较（2018年）

（摘编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库）

材料三：

根据WLP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5年全球知识产权指标报告》，2014年度中美欧日韩专利申请量占世界专利申请总量的82％。为了促进全球领域的创新活动，中美欧日韩五局（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欧洲专利局、美国专利商标局、日本特许厅和韩国特许厅）通过五局合作平台开展了一原列合作项目，全球案卷即是其中之一。

全球案卷的概念于2012年被首次提出，旨在为公众提供五局同族专利申请的审查过程文件的一站式查询。这一概念的提出，主要是由于越来越多的申请人就同一个技术方案向五局同时提交专利申请（即同族专利申请），寻求在各国家／地区的保护。为了帮助申请人及公众以自己熟悉的语言一站式查询相关申请在五局的审查情况，五局积极开展合作，共享文件和信息，并分别建设了适应本国／地区特点的全球案卷系统。其中，中美欧韩四局的系统先后于2014－2015年上线运行，日本特许厅的系统计划于2016年上线。

（摘编自《如何一站式查询五局同族申请审查情况——全球案卷介绍》）

材料四：

过去3年来，在日本人工智能（AI）专利申请50强排行榜中，中国企业已迅速冲到美国同行的前面，从而进一步显示在世界最引人注目的高科技战场上的存在。在2016年至2018年的3年中，跻身该榜单的中国企业数量翻了一番以上：从8家激增至19家。与此同时，尽管美国企业仍然牢牢占据该排行榜前三位，但仅有12家位列前50强。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崛起与政府推动相关研发不无关系。2018年，中国在该领域的公共专利申请总量超过3万件，几乎相当于10年前的5倍和美国同期申请量的约2．5倍，其实中国的此类专利申请总量早在2015年就已超越美国，位居全球第一。

中国的专利有95％提交给国家知识产权局，但很多企业也都瞄准了海外专利申请。作为一个相对新颖的领域，人工智能比生物科技等传统领域更容易获得专利。所有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利申请成功率约为70％。“如果早点申请，获得专利的概率可能会更高。”拥有人工智能相关经验的日本一位专利律师说。中国正在主动申请专利，以减少其他国家的机会。

（摘编自《人工智能专利申请中国超美国》，《中国经济网》转引自日本《日本亚洲评论》，2019年3月11日）

从唐入宋，中国的长安、开封等地，市民与军队聚集，形成规模相当大的都市。都市的出现促进了市民文化的发育，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诱发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娱乐业的出现。在唐宋时期的各大都市，出现了勾栏瓦舍——汇聚多种表演形式的大型娱乐场所，表演艺术由此成为足以谋生的行业，激烈的市场化竞争更形成巨大的经营压力，促使艺人们不断提升表演艺术水平。

在唐宋年间的勾栏瓦舍里，说书、讲史成为备受欢迎的娱乐方式，在那里还出现了傀儡戏和皮影戏。勾栏瓦舍的说书讲史以及傀儡皮影等表演，追求的是有着更多细节的故事，如何敷衍情节使之包含更多细节，尽可能细致地描摹情节发展的经过，成为表演能否成功的关键。古代长篇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等，显然都不是文人们的个人创作，而更像是唐宋年间的勾栏瓦舍里说书讲史的艺人们在表演过程中创造出来的话本。因为艺人需要细节更丰富的陈述，使那些在史书或传说里只有寥寥几行文字记录的故事，可供整日甚至连续多日讲述，以满足城市里有大把闲暇时间的看客们的需求。他们的叙述使历史故事的脉络渐渐变得越来越曲折复杂、跌宕起伏，越来越具有大型戏剧作品所需的规模。

都市是催生大型商业化戏剧的重要背景，但是戏剧的出现与成熟，还需要一些特殊的机缘。唐朝是佛教思想传播的隆盛时代，为向俗众讲经，僧侣们把经文和其中的动人故事编成通俗文字加以演唱，先用散文说白叙述事件的经过，然后用韵文歌唱加以铺陈渲染。由此出现了一种夹唱夹叙的特殊文体。这类文体常用某某“变”称其故事，故名为“变文”。变文这类迥异于中国传统文学的文体随佛教的广泛传播，逐渐成为新的极受欢迎的娱乐方式。

无论中国颇具规模的长篇讲唱文学是否源于变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它们从文体上看，与剧本已经非常接近。而更接近的，显然是与变文有关的诸宫调。

诸宫调是叙事体的说唱调，以一种特殊的文体，即应用了韵文与散文这两种体制组织而成的文体，来叙述一件故事。存世所有诸宫调的本子，都具有唱白相间、用以共同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一文体上的明显特征。隋唐时期出现了同一宫调内不同曲牌的乐曲连缀形成的较大规模的音乐作品，名为套曲，或组套。音乐长于抒情，无论是长调还是小令，均可用于表现不同的情感，但叙事显然是其短处。且不说单支的曲子，即便是套曲，对于叙述完整复杂的故事而言，仍然显得格而不够，又因为用音乐的方式演唱曲折复杂的故事，需要运用具有变化的音乐手段，因此，将不同宫调的多个套曲组合在一起，形成“诸宫调”，就成为一种更具表现力也更受欢迎的新的表演形式。诸宫调形成的过程中，唐宋大曲、唐宋词里常见的曲调，以及民间的俗曲等等，都得到利用。有如此丰富的音乐元素加入其中，诸宫调的精彩是可以期待的。

（摘编自《中国的戏剧源流之变文与诸宫调》）

天地苍茫一根骨

庞进

（1）司马迁的祠墓在陕西的韩城市。祠内有他的塑像：束高发，穿红袍，长眉入鬓，双目炯炯----那眼神，有穿透历史烟云的明晰和超凡入圣的穆然；显著的还有那一袭长及心胸的须髯，给人一份文人的傲岸和学者的庄重。据说，人受过宫刑，胡须会随之脱光，而这尊塑像，依然大须飘拂——这大概是民意使然了：你皇上要把一个血性须眉变成一个不男不女的“太监”，可在我们老百姓的心目中，这个人依然是男子汉，顶天立地，气吞山河的男子汉!

（2）仔细看，司马迁的塑像是稍稍有些斜的，头向北方偏着。一种说法认为，司马迁是在遥望北方的苏武庙，因为这位在北国牧了十九年羊的汉朝使臣，和司马迁是肝胆相照的僚友。另一种说法认为，司马迁是在遥望李陵，这位大汉名将的被迫降敌，正是司马迁罹祸的原因啊。我是倾向于后一种说法的，我甚至觉得“李陵之祸”降临到司马迁的头上，是有某种必然性的。不错，司马迁是一个有骨气有血性又才华横溢抱负远大的文人，这样的文人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是社会的良心。当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重创十万敌骑的消息传到长安时，汉武帝刘彻是笑眯眯的，公卿王侯们也纷纷“奉觞上寿”，好听话说得长乐宫的麻雀都似乎要变成翩翩起舞的宫女。无料几天后，李陵终因矢尽粮绝，寡不敌众而被俘降敌。消息传来，全朝廷都哑巴了，刘彻更是“惨怆怛悼”，脸吊得像经了霜的秋茄子。

（3）“你们还有什么话说?”朝堂上，刘彻目扫群臣。群臣或面面相觑，诺诺唯唯；或言李陵该千刀万剐，夷其九族不足以抵罪。当刘彻对这样的看法眯目点头的时候，我们的太史公站了出来。他说李陵平时克己奉公，身先士卒，有国士之风。此次出征，孤军奋战，血染寒山，英勇可嘉。降敌是一时无奈，日后有机会，他还会报效汉朝的。“好你个司马迁，”刘彻震怒了，“你竟敢替叛贼说话，谁给你的胆量?”

（4）现在看来，司马迁充其量不过是说了几句公道话而已。然而，问题倒不在于公道话本身，而在于竟然有人敢于站出来说公道话。社会良心和专制强权在这儿发生了深刻的矛盾。在刘彻的心目中，作臣子的差不多是一群牛马狗，鞭子下驮拉耕作，唯主子鼻息是仰，哪里有你人模人样地站在我的对面说什么公道话的权利?

（5）对武帝刘彻，司马迁曾经抱有幻想。做太史令，他异常勤奋，总想博得武帝的欢心。即使站出来为李陵辩护，也是见皇上满脸的“惨怆怛悼”，禁不住效一番“款款之愚”。然而，残酷的现实粉碎了文人的天真，他终于明白了：刚直不阿的书生和专横残暴的帝王是冰和炭、玉和泥。于是，不再幻想不再幽怨，为了“草创未就”的《史记》，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想和事业，他咬牙吞血，毅然决然地走向了苦难，“就极刑而无愠色”。至此，司马迁实现了一个转变，一个御用工具向独立人格的转变。从此，一个书生走到了一个帝王，和这个帝王赖以存在的庞大体制的对立面。你可以摧残我的肉身，但你摧不毁我的抱负；你可以夺取我的生命，你却打不倒我的精神。我就要谱写一部世上从来没有的大书，让这个民族记住司马迁，让这个世界记住司马迁!也让你刘彻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文人，什么是文人的肝胆。寒凝春华发，血沃劲草肥。炼狱淬火，司马迁在提升精神的同时，成就了一根骨头。

（6）好一根骨头啊!即使面对一百个汉武帝，一千次酷刑，一万回磨难，这根骨头也不会酥软，绝不酥软!

(选自《当代散文精品1999》，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