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那么多钱做什么？

我稍有点名气之后，国际上有多家机构高薪聘请我出国工作，但我婉言谢绝了。这跟人生观有很大关系。如果为了名利的话，我早就到国外去了。如联合国粮农组织在1990年曾以每天525美元的高薪聘请我赴印度工作半年，但我认为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这么多的人口，粮食始终是头等大事，我在国内工作比在国外发挥的作用更大。

上世纪90年代，湖南省曾三次推荐我参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现在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可我三次都落选了。当时有人说我落选比人家当选更引起轰动，也有人为我打抱不平，但我认为没当成院士没什么委屈的。我搞杂交水稻研究不是为了当院士，没评上院士说明我的水平不够，应该努力学习；但学习的目的还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而不是为了当院士。

有一位普通农民，年轻时对饥饿有切肤之痛，后因种植杂交水稻而一举改变了缺粮的状况。为了表达对我的感激之情，他写了一封信，请求我给他提供几张不同角度的全身照片，说要为我塑一尊汉白玉雕像。尽管我再三拒绝，但那位朴实的农民还是为我塑了一尊像。有人问我见过那个雕像吗，我笑道：“我不好意思去看。”

至于荣誉，我认为它不是炫耀的资本，也不意味着“到此为止”，那只是一种鼓励，鼓励你向更高的目标攀登。

我对钱是这样看的：钱是要有的，要生活，要生存，没有钱是不能生存的。但钱的来路要正，不能贪污受贿，不搞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另外，有钱是要用的，有钱不用等于没有钱。但是怎么用呢？该用的用，不挥霍不浪费，也不小气不吝啬。钱够平常开销，再小有积蓄就行了。还拿那么多钱存着干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有个权威的评估机构评估说我的身价是一千零八个亿，要那么多钱做什么？那是个大包袱。我觉得我现在生活很好，我不愁生活，工资足够用，房子也不错。要吃要穿都够，吃多了还会得肥胖症。衣服对我来说感觉都一样，高档的不会说穿上就舒服些。我也从来不喜欢名牌，也不认识名牌。我最贵的西装是在北京领首届最高科技奖前，抽空逛了回商场，买了打折到七八百块钱一套的西装，还是周围同事捣鼓了半天才买的。

我不愿当官。“隆平高科”让我兼董事长，我嫌麻烦，不当。我不是做生意的人，又不懂经济，对股票也不感兴趣。我平生最大的兴趣在于杂交水稻研究，我不干行政职务就是为了潜心科研。搞农业是我的职业，离开了农田我就无所事事，那才麻烦了。有些人退休之后就有失落感，如果我不能下田了，我就会有失落感，那我做什么呢？我现在还下田。

只要有追求，有理想，有希望在吸引着你，你就不会觉得苦。

学农有学农的乐趣，我就是乐在苦中啊！只要有追求，有理想，有希望在吸引着你，你就不会觉得苦！我们搞水稻，要在水田里呆，还要在太阳下晒，工作是辛苦点。原来在六七十年代生活很苦，吃不饱，但我觉得乐在苦中，因为有希望、有信念在支撑着。因为我认为粮食是最重要的战略物资，所以我觉得我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对国家、对百姓都是大好的事情。

我今年80岁，现在身体还好，老骥伏枥，壮志未已。我还要进行新的挑战，向新的目标迈进。我有两个愿望：第一是第三期超级稻大面积亩产900公斤的目标，我们要在2015年实现，争取提前两到三年实现；第二是把杂交稻推向全世界，为世界人民造福。原来觉得实现这两个愿望就心满意足了，现在觉得还不够，我还有更新的打算，那就是在实现了超级杂交稻第三期目标后，如果我体力、脑力允许，那我还希望争取在2020年实现第四期超级杂交稻亩产1000公斤的奋斗目标。

（摘自《北方人》）

相关链接：

1991年担任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首席顾问。1995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成名后的袁隆平说，我不是没有名利思想，说完全没有名利思想，也是不实在的，一个人真正做到没有名利思想是很难的，但是不要把它放在第一位，要把事业放在第一位。把名利看得淡一点，看得很淡，就不容易受到打击，就不会为名利所累，就不辛苦。如果把名利看得很重，就辛苦，为了名利去搞研究，你一遇到挫折就要泄气。

（摘自《百度百科》）

在一些发达国家，现金货币正逐渐转身走入历史。比如，欧洲央行计划在2018年停止印刷500 欧元纸币，韩国政府准备在2020年让硬币从流通渠道消失，丹麦已经允许零售商拒绝现金支付。而在发展中国家，“无现金社会”的苗头也已经显现。比如印度，一边是推出废除大额纸钞的政策，一边是电子支付的业务量翻了好几番。

在“无现金社会”的演进过程中，如果说西方国家定义了信用卡支付时代，那么中国将有可能定义移动支付时代。2017年4月，联合国环境署在中国与蚂蚁金服等机构一起发起成立了无现金联盟，仅一天之内就有超过1000家企业申请加入；而支付宝与微信支付纷纷抢滩布局全球，支持十几个币种直接结算，加快“走出去”的步伐；传统银行也展现出对移动支付的热情，交行首次推出“手机信用卡”产品，成为业内第一家信用卡产品全面迁移至移动端的银行。

（摘自《打造移动支付的中国标准》，《人民日报》2017年5月24日）

（摘自《中国移动支付市场专题分析2017》）

在我们享受移动支付带来便利的同时，各类风险事件也频频发生。中国互联网协会披露的数据显示，中国手机用户常遇的手机安全软件问题中，支付陷阱占比达88．3．排第一。

在与支付安全相关的诸多领域中，信息泄露也是“重灾区”，甚至已成为支付安全问题的风险源头。一项针对1000位用户的在线调查显示，21．7%的用户曾因网购、论坛、微信等遭遇过信息泄露，56．8%的用户对互联网信息安全表示出担忧。而移动支付的快速发展，让支付验证开始脱离硬件设备，进入单纯靠信息验证的阶段，这就对用户敏感信息保管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旦信息泄露，可能直接带来资金损失。

（摘自《移动支付须扎紧安全篱笆》，《中国科学报》2017年12月28曰）

2017年8月4日，央行支付结算司向有关金融机构下发通知，要求自2018年6月30日起，支付机构受理的涉及银行账户的网络支付业务全部通过网联平台处理。截至2017年6月30日，已有财付通、网银在线、快钱、百付宝、支付宝、平安付、翼支付7家支付机构接入网联，联动优势、中移电商接入工作进入倒计时。这9家大中型支付机构就是网联平台未来运营机构的董、监事会成员候选单位，这9家机构网络和移动支付交易规模占比合计超过96%。

网联又被称为“网络版银联”，指的是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清算平台，即线上支付统一清算平台。其作用与银联相似，是一个清算平台。不同的是，网联的主要作用是一端连接第三方支付机构，另一端对接银行，并为所有接入的第三方支付企业提供统一标准服务。

之前移动支付的交付模式是各家支付机构与多家银行直连，以实现与商户和消费者的连接。线上支付的信息报送都是分散在支付机构和银行，通过网联接入后，信息将统一汇总。这一变化将使得支付系统的稳定性更优，支付机构与银行的系统接入成本、运营成本大幅降低，客观上促进了公平竞争，有利于中小支付机构发展。对消费者而言，资金将更加安全。不过，在网联平台的支撑下，各类型市场参与机构将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业务处理和业务价格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充分发挥业务创新优势，形成价格和服务的差异化竞争，这对现有的移动支付格局或将是一次重新洗牌。

（摘自《亟待规范的移动支付市场》，《经济参考报》2017年8月18日）

材料一：

近年，雄厚资本背景的市场竞争者涌入童书版块跑马圈地，进一步催生国外童书版权版税、预付金坐“火箭”。据了解，2014年左右签一本凯迪克奖的作品，价格在2000~5000美元，现在的报价在一万美金以上。去年凯迪克金奖最终成交价高达20万美金。跟市场热度对应的现实情况却是，优质版权资源差不多被瓜分完毕，新出的大奖系列或名家新作，吸引了大批争抢者。除极少部分国有出版社在抢版权中“敢出高价”，传统出版社在版权竞价中表现“凶猛”的并不多见—一害怕抢到后卖不好，承担责任，趋于保守，新入局的不少童书品牌则希望快速在市场立足，树立口碑，不惜重金下注，营销目的甚至多过盈利目的。

同时，销信渠道是电商难破、自媒体下滑、实体店乏力。眼下，以某电商为代表的童书销售“黄金时代”几近结束。十多年前与电商平台伴生崛起的一批童书品牌，就算手持大量优质版权，或多或少也遭遇了发展难题。今年，大量出版机构除了电商渠道布局更为谨慎外，实体店也不容乐观。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某知名童书出版机构出版人提到，新华系统的在途图书、出版社的库存图书如果加入计算序列情况会更加糟糕。2016年，童书销售渠道，自媒体走量“井喷”，曾让出版商一度以为找到了全新的销售战场。而今年，自媒体母婴号在童书版块的銷售直线下滑，曾经团购量以秒上万册计的大号跌幅最大——如今一二千册都算高配业绩。出版商不得不开始密集依赖“小号”矩阵来网罗散户。

（摘编自《童书市场最艰难的时刻来了》，《乌拉拉童书国》2018年9月26日）

材料二：

今年，第55届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在意大利举行，在这个全球颇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儿童书展上，中国首次成为主宾国，在中国少儿出版领域具有标志性意义。据统计，国内各出版单位现场共达成版权出意向及协议800余项，中国加速迈向童书出版强国的声音涌现。然而，对进口依赖性较强、国内原创作品不足、结构单一等问题依旧存在。

一名从业者告诉记者，原创能力不足是我国童书市场存在的一个老大难问题，除少数几位国内原创作者的作品比较畅销外，基本还是以进口童书为主。中国童书出版要完成从“中国加工”到“中国制造”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境外图书在中国整个零售市场中占到25．63%的码洋比重和13%的品种比重。显见的市场利益使得许多出版社大力引进多种国外童书，也产生了引进书质量参差不齐的状况。

不过，国内原创童书作品的占比近年来有上升趋势。2017年发布的当当童书5年原创市场销售报告显示，近5年来，中国原创童书销量持续快速增长，2017年1月到8月，当当累计售出童书1．2亿册，中国原创作品占三分之一。

摘编自《最火的童书市场，难觅更多一流原创》，2018年5月11日《工人日报》）

材料三：

面对多样化的渠道，个性化的阅读需求，少儿社如何让优质内容抵达用户？汪忠分亭了浙少社在渠道建设方面的“三精准战略”——精准设计、精准宣传、精准投放。具体而言，首先，在实体渠道精耕细作，浙少社连续4年在全国新华书店和学校开展阅读推广活动450场以上；其次，线上线下齐发力，浙少社从选题开发阶段便针对不同渠道特点设计产品，与当当合作图书定制出版并接连两年跻身“亿元俱乐部”，与天猫图书的合作也在持续推进中；最后，加强与新兴渠道的互动，在了解彼此需求后尝试图书定制，比如与大Ⅴ店合作的《金牌数独》，销售10万余套，继“猴王当道”后，与肯德基合作的“剑桥少儿英语”销售200多万册。汪忠表示，一定要跟上消费变化，做好每一个选题，做好每一本图书策划、发行、管销、服务的全产业链运管。

（摘编自《556家社分食的这块蛋糕，如何做出新味道》，《出版商务周报》2018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