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正常情况下，每个人保持着内心的稳定状态，保持自身与环境的协调。当遇到紧急事件时，这种内在的平衡就被打破，机体会立即调动生理、心理系统的反应，竭尽全力地应对突发事件，进入应激状态。不同的个体对应激事件的反应是有差异的，决定个体应激反应能力的因素主要为内部因素，其次为外部因素。内部因素主要指个体原有人格的健康程度和适应能力，外部因素指客观环境的条件等。从反应结果上看，一次应激事件后，一类反应是恰当的、适应性的，应激事件后个体得到成长和锻炼，另一类反应是不恰当的、非适应性的，其结果是留下创伤。人格强健者往往以前者反应为主，更能相对客观地评估事件的真实危险性，而敏感脆弱的人却容易夸大事件的真实危险性。

抗击SARS的一线医护人员可能会出现两种应激反应。一是预期性焦虑，主要表现为忐忑不安，对自己能否胜任工作没有把握。二是挫败、内疚、抑郁等负面情绪。医护人员需要足够的共情能力，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及时体察他们的痛苦，为他们提供尽可能多的治疗，但也要有能力将自己的情感与病人分离开来，接受现实的局限性。

（摘编自《中国全科医学》2003年07期，杨蕴萍《由SARS认识应激与应激反应》）

材料二：

日前，记者采访了《新冠肺炎疫情下心理健康指导手册》编委会主任游旭群教授。

记者：当意外来临，焦虑、恐慌是人们最主要的情绪，疫情对一个人产生的心理影响有哪些？我们如何评价自己的心理健康指数？

游旭群：疫情给我们造成的心理影响主要表现在认知、情绪与行为三个方面。因信息不够明确会产生认知冲突、无所适从等，都属于认知上的变化；同时，情绪上容易紧张、恐惧，甚至抑郁愤怒；从行为方面来看，大家的活动也会出现很大变化，如出行受限、社交减少等。这几个方面是相互影响的，恐惧会加剧我们对疫情的非理性认知，活动的变化又会加剧情绪的紧张感等。

受疫情影响程度不同的群体在心理反应上必然存在差异。重度应激反应群体可以借助专业的心理测评手段和诊断技术进行评估和治疗；应激反应比较弱的普通人群，尚未达到临床标准时，自我心理健康评估可以依据几个基本原则进行：一是生理活动正常；二是情绪反应适度；三是社会功能良好，无自我封闭、兴趣减退等现象。

记者：最急需心理援助的是哪部分人群？又该如何获得心理支持？

游旭群：目前最需心理援助的有两个群体：一是确诊感染的重症患者及其亲人；二是在救治一线奋战的医护人员。这两个群体面临的压力最大，最需要相应的心理支持。

一般来说，从两个层面获取心理支持：一是个人层面，通过个人努力、充分调动个人资源进行自我支持和维护。二是社会层面，有效利用社会支持是应对压力的重要途径。通过专业团体获得更多可靠的信息支持，通过家庭、亲人、朋友获得更多的情感支持，通过政府部门、所在社区、工作单位等获得更多的组织支持，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摘编自《光明日报》，2020年2月6日）

材料三：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很多人陷入焦虑、恐慌,不仅给身体和心理带来不良影响，而且长时间、聚焦式的心理恐慌会对整个社会机体产生负面效应，因此对民众的心理疏导不可或缺。

实施心理干预要把握好两个原则：一要针对不同人群开展分类分级服务；二要专业、有序、符合伦理要求。当前的心理服务主要通过热线电话和网络实施，必须运用专业方法和技术，为求助者提供针对性服务，同时各部门各类组织也要有效协同、高效协作。疫情初期，国家卫健委就在心理危机干预方面予以指导；心理学界也迅速组织起来，通过心理热线、在线咨询等方式提供心理服务。

社会心理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个核心因素是信息传播。媒体在信息传播时，要强化事实，多一些科学知识和防控进展、展现国家力量和人性光辉的内容，从而引导民众建立理性积极的心理状态。结合疫情防控，社会心理建设还需在预防为主、分层分类、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基础上，拓展到社会心态引导、核心价值观培育等重要领域，建立以信仰、信念、信心为指引的价值引领机制，从而在全民族共同抗击疫情的考验中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摘编自《光明日报》，2020年02月11日）

互联网反腐热情如何纳入法律程序之中

范传贵

针对网帖爆料的广东深圳龙岗街道办南联社区干部周伟思“坐拥20亿资产”一事，11月27日，龙岗区监察局牵头区相关部门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就此事展开调查，并暂停了周伟思的职务。

在“坐拥20亿资产”的网帖被广泛关注后，当事人周伟思向媒体大吐苦水，自称遭人诬蔑。他表示自己早已知道发帖人是谁，因为之前的一次拆迁工作，一些人和开发商发生了矛盾，转而针对他发起网络攻击。而对于自己名下的大量房产，他表示自己到社区工作前，是开公司做生意的，房子大部分都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建的。

对于周伟思的辩解，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认为，不能完全否认其可能性：“‘网络反腐’要是没有利用好，很可能就会沦为打击报复、党同伐异的工具，这样的事情已经在很多地方发生过；也有人认为，互联网反腐倡廉具有广场效应，它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中国的腐败现象。”

“而出路就在于将其内化为一种体制内的反照制度。”乔新生说，“互联网在反腐败的过程中充其量只能扮演线索提供者的角色，而无法从根本上打击腐败分子。正确的做法是，把互联网络使用者高涨的反腐败热情纳入法律程序之中，让他们积极主动地向反腐败机构反映问题，然后通过正式立案调查程序，发现并且解决问题。”

他向记者举了香港廉政公署的例子：“香港几乎没有网络反腐”这个概念，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市民更多地能够通过正常举报程序来反映问题，如果在反映了24小时内没收到回复，可以投诉；另外，如果在网上发表的信息稍有不实，市民将受到法律的追究。”

乔新生说：“只有把互联网反腐的热情逐渐地纳入法律程序之中，才可以确保我国反腐倡廉有序推行。"

反腐倡廉走向制度化、法治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包括网络反腐，我们也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和进步。”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只有将“网络反腐”纳入制度程序，才能进一步地去完善相关法律，对它过进行规范。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也曾对此发表过看法，他认为针对网络举报，纪检监察部应该建立相关的机制：“什么样的问题，给出什么样的机制来组织调查研究，应该把它制度化；如果是诬陷，他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两方面都给予规范，既保护监督人的权益，也对监督人本身发帖行为进行规范。”

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在纪检监察领域已经建立起了一些针对互联网举报的反应机制。比如在处理雷政富案件的过程中，重庆市纪检监察部门之所以能够快速反应，是因为近些年来中纪委要求全国各地的纪检监察机关建立专门的互联网络信息搜集反馈系统,正是这套系统让重庆市纪委搜集到网络信息后，可以迅速启动有关反腐败的预警机制，并且将调查和处理的结果公之于众。

“但仍有需要完善之处。”乔新生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将现有的举报系统与互联网的举报模式相结合，“一方面，进一步将互联网举报纳入制度体系；另一方面，现有的举报系统也应借鉴“网络反腐”经验，充分重视举报信息的特殊性，为当事人匿名举报建立更加快捷的通道和反应机制。”

(有删改)

材料一：

2019年7月15日，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规范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意见》(下文简称《意见》。这是国家层面首个面向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意见，一经出台即引起各方高度关注。2018年11月教育部等三部门下发通知，首次明确将按照线下培训机构管理政策，同步规范线上教育培训机构。时隔半年多，新政再次向线上教育机构“动刀”。

《意见》对教育机构的合规性、课程收费和时长、教师资质、用户数据等环节都做出了明确规定，这是对在线教育机构的考验，也是对劣币驱逐良币的抑制。

实际上，在预付费模式下，课程收费和时长过高在一定程度上带给在线教育机构充足的现金流。但退货难、卷钱跑路等现象的出现，从另一角度增加了消费风险。“2018年十大消费侵权事件”中，由于课程收费和时长过高，多家英语培训机构被指通过提供课程贷款服务，让学员背上几千到十几万元不等的“培训贷”。而乐知英语、博学教育等机构在收取学员高额培训费后卷钱跑路，更引发了各界关注。

（摘编自“中国经营网”）

材料二：

“2016-2019年6月中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及占用整体网民比例统计”统计情况

“2016-2019年6月中国手机在线教育用户规模及占手机网民比例统计”统计情况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材料三：

忽然之间，在线教育机构成了“香饽饽”。等待开学、等待复工的日子里，无论是打开电视、新闻软件还是手机短信，都可以看到“免费直播课"的相关信息。

这些课程短则5到10分钟，长的30到40分钟不等，有专题，有直播、录播，家长根据需要自由选择。

北京市东城区一学生家长的感受是“太累了”，因为想要线上课程效果好，“家长必须全程陪伴，而且还要全程投入。”

关于效果方面，她认为知识传授类的线上课程效果还行，只要把知识点讲透彻，孩子就能学会。但是需要手把手指导的，或者需要语境、师生彼此交流的，很难达到预期效果。同时，一些类似“举手发言、抢答、板书”等功能不稳定，影响了授课效果。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大多数软件都面临过载的问题，2月17日是全国中小学生线上开学的第一天，当大量中小学生涌入的时候，不少软件出现了“闪退”“黑屏”“音画不同步”等问题。

(摘编自《在线教育从“新”到“好”还需补哪些课》)

材料四：

记者：当前，在线教育发展的挑战是什么?

陈玉琨：在线教育面临着重大挑战：一是网上优质课程还不完善，无法满足师生需求；二是在于一些教师的观念和能力可能会跟不上，翻转课堂之后对教师提出的要求更高了，必须重新开发课堂内容，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余胜泉：从校外的在线教育来看，在线教育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保证教育的质量。在线教育消费不是随着付款而交易结束，而是付款后真正的服务才刚刚开始，如果不能保证教育的质量，就意味着浪费青少年的生命。如何保证在线教育的高质量?一是遵循教育教学、学科教学的规律，二是遵循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

记者：您对在线教育的良性发展有什么建议?

余胜泉：一是现阶段应大力发展针对大学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的在线教育。二是要想办法打破学校的“围墙”，在线教育要与学校教育相融合，试图替代学校教育是不现实的。

黄波：在线教育的良性发展，我觉得首先还是靠个性化服务，现在的在线教育做得还不够精。其次，有人说未来做在线教育一定是做互联网的人，但我对这个持否定观点。我觉得在线教育核心还是教育，只是利用互联网的手段。现在在线教育风行，数百家在线公司兴起，但再过5年，真正可以存活下来的一定是把自己的产品、教研、服务、体验做精、做到位的企业。

(摘编自《访谈：在线教育与学校教育是否只有一“墙”之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