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缝间的生命

①石缝间倔强的生命，常使我感动得潸然泪下。

②是那不定的风把那无人采撷的种籽撒落到海角天涯。当它们不再能找到泥土，便把最后的一线生的希望寄托在这一线石缝里。尽管它们也能从阳光分享到温暖，从雨水里得到湿润，而惟有那一切生命赖以生存的土壤却要自己去寻找。它们面对着的现实该是多么严峻。

③于是，大自然出现了惊人的奇迹，不毛的石缝间丛生出倔强的生命。

④或者只就是一簇一簇无名的野草，春绿秋黄，岁岁枯荣。他们没有条件生长宽阔的叶子，因为它们寻找不到足以使草叶变得肥厚的营养，它们有的只是三两片长长的细瘦的薄叶，那细微的叶脉告知你生存该是多么艰难；更有的，它们就在一簇一簇瘦叶下又自己生长出根须，只为少向母体吮吸一点乳汁，便自去寻找那不易被察觉到的石缝。这就是生命。如果这是一种本能，那么它正说明生命的本能是多么尊贵，生命有权自认为辉煌壮丽，生机竟是这样地不可扼制。

⑤或者就是一团一团小小的山花，大多又都是那苦苦的蒲公英。它们的茎叶里涌动着苦味的乳白色的浆汁，它们的根须在春天被人们挖去作野菜。而石缝间的蒲公英，却远不似田野上的同宗生长得那样茁壮，它们因山风的凶狂而不能长成高高的躯干，它们因山石的贫瘠而不能拥有众多的叶片，它们的茎显得坚韧而苍老，它们的叶因枯萎而失去光泽；只有它们的根竟似那柔韧而又强固的筋条，似那柔中有刚的藤蔓，深埋在石缝间狭隘的间隙里。它们已经不能再去为人们作佐餐的鲜嫩的野菜，却默默地为攀登山路的人准备了一个可靠的抓手。生命就是这样地被环境规定着，又被环境改变着。适者生存的规律尽管无情,但一切的适者都是战胜环境的强者，生命现象告诉你，生命就是拼搏。

⑥如果石缝间只有这些小花，也许还只能引起人们的哀怜；而最为令人赞叹的，就在那石岩的缝隙间，还生长着参天的松柏，雄伟苍劲，巍峨挺拔。它们使高山有了灵气，使一切的生命在它们的面前显得苍白逊色。它们的躯干就是这样顽强地从石缝间生长出来，扭曲地、旋转地，每一寸树衣上都结痂着伤疤。向上，向上，向上是多么艰难。每生长一寸都要经过几度寒暑，几度春秋。然而它们终于长成了高树，伸展开了繁茂的枝干，团簇着永不凋落的针叶；它们耸立在悬崖断壁上，耸立在高山峻岭的峰巅，只有那盘结在石崖上的树根在无声地向你述说，它们的生长是一次多么艰苦的拼搏。那粗如巨蟒、细如草蛇的树根，盘根错节，从一个石缝间a（伸、挤、扎）进去，又从另一个石缝间b（钻、长、冒）出来，于是沿着无情的青石，它们延伸过去，像犀利的鹰爪c（握、抱、抓）住它栖身的岩石。有时，一株松柏，它的根须竟要爬满半壁山崖，似把累累的山石用一根粗粗的缆绳紧紧地缚住，由此，它们才能迎击狂风暴雨的侵袭，它们才终于在不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为自己占有了一片土地。

⑦如果一切生命都不屑于去石缝间寻找立足的天地，那么，世界上就会有一大片一大片的地方成为永远的死寂。飞鸟无处栖身，一切借花草树木赖以生存的生命就要绝迹，那里便会沦为永无开化之日的永远的黑暗。如果一切的生命只贪恋于黑黝黝的沃土，它们又如何完备自己驾驭环境的能力，又如何使自己在一代一代的繁衍中变得愈加坚强呢？世界就是如此奇妙，试想，那石缝间的野草，一旦将它们的草籽儿撒落在肥沃的大地上，它们一定会比未经过风雨考验的娇嫩的种子具有更为旺盛的生机，长得更为繁茂；试想，那石缝间的蒲公英，一旦它们的种子，撑着团团的絮伞，随风飘向湿润的乡野，它们一定会比其他的花卉生长得茁壮，更能经暑耐寒。至于那顽强的松柏，它本来就是生命的崇高体现，是毅力和意志最完美的象征，它给一切的生命以鼓舞，以榜样。

⑧愿一切生命不致因飘落在石缝间而凄凄艾艾。愿一切生命都敢于去寻求最艰苦的环境，生命正是要在最困厄的境遇中发现自己，认识自己，从而锤炼自己，使自己的精神境界得到升华。

⑨石缝间顽强的生命，它既是生物学的，又是哲学的，是生物学和哲学的统一。它又是美学的；作为一种美学现象，它展现给你的不仅是装点荒山枯岭的层层葱绿，它更向你揭示出美的、壮丽的心灵世界

⑩石缝间顽强的生命，它是具有如此震慑人们心灵的情感力量，它使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星球变得神奇辉煌。

记忆之眼

高鹏程

（1）在鄞州参观博物馆，同行的一位女诗人站在正在熨烫西服的红帮裁缝雕塑前，装作要帮他熨衣服的样子。老裁缝慈眉善目，年轻的女诗人衣袂飘飘，笑靥如花。初夏的阳光正好从背面穿过来，均匀地涂抹在他们的眉梢、眼角以及等待熨烫的衣物上，那一瞬间的画面，让人忽然想起了一个词：熨帖。的确，在那样的场景里，这是一个再恰切不过的词了。

（2）记得之前参观一家金银彩绣的博物馆时，主人指着墙壁上的一幅大尺幅的作品说，这是他们的镇馆之宝，曾经拿过某个国家级的大奖。据说是由10余位技艺娴熟的绣娘历时三年才得以完成。相对那些展出的绣品，我更喜欢看正在刺绣的绣娘。因为只能一针一针地累积，她们在每一件绣品上消耗的时间几乎都可以算得上是旷日持久。但奇怪的是，在她们脸上几乎看不到厌倦，反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安详与专注。在窗帘压低的光斑里，她们灵巧的手上下翻飞，竟然有了芭蕾舞蹈般的轻盈，带动的仿佛不是丝线，而是光线，或跳跃、或凝滞，落在丝绸底面上，似乎不是在刺绣，而是在弹奏，有了一种难以言说的质感。看着看着，我忽然明白，刺绣，其实是一件可以让时光慢下来的艺术。

（3）在鄞州西部高桥镇，我参观过的另外几家博物馆，其中有一家，名字叫作耕泽博物馆。那是一个石头的世界。 有石刻的鼓：坚实。厚重。但都不再被敲响。有石头的猪槽，长满了碧绿的铜钱草。有石刻的字：仁、义、信、忠、孝、礼之类的碑文漫漶，但隐约可辨。我知道，它们同样已经被被镌刻在另一些地方。有石头的拴马桩：根基深埋于土。据说跑的最快的马，需要埋得最深的石桩才能拴牢。有石刻的碾子和磨盘：无论物质还是精神，粮食要成为粮食，都需要经过反复的碾压和磨砺。有石头的墓碑：一生的苦痛不过是石缝里，几个不曾刻出的字。

（4）除了这些，馆里最多的藏品就是各式各样的石狮子，汇集人间百态，嬉笑怒骂，都是人的表情。据说最能代表江南石雕技艺的狮子，都长着一张哭脸。我感叹于这匠心的隐喻：即便再吉祥的寓意里，动人心魄的艺术往往都源自于生活的一场又一场悲剧。而这，这众多长着哭脸的狮子，是以时光中凝固的泪水，以沉默，在向我们诉说着流逝的生活里某些本质的东西。

（5）还是在鄞州，我还参观过一家名叫王升大的粮油博物馆。据说，这家百年米铺几经浮沉，但总能够起死回生。其中的秘诀，就在于几代人从米粮买卖的舍与得中累积的口碑。“给多一点。再多一点，不让顾客吃亏”。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一个小地方米店的小老板同样告诉我们，一粒米中，也藏着生存的辩证法。一粒米，可以和汗珠，可以和世道良心互为砝码，维持着这个失衡的世界不多的平衡。

（6）从最后一家博物馆出来，一行人来到了一座叫做高桥宋代石桥上面。它恰恰和新建成的城市铁轨构成了一个并不相交的十字道口。头顶是极速而过的城市快车。身下是随桥下流水缓慢消逝的古老的时光。两个不同时空和维度的事物在此相汇，却并不相交。茫然于桥上的人，仿佛又站在了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上，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诸如此类的问题再一次盘踞了人们的脑海。

（7）“博物馆被挤在城市的角落，我们庞大的城市和事业，最终只占它展馆里微小的一角。”这是我很多年前参过一家博物馆后写下的句子。现在看来，它并不过时。当我们面对今天庞大的城市和纷繁的当下生活而无所适从时，参照博物馆里的那些展品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从纷乱的世相里去择取自己的需要和行走的方向。

（8）既然这是一个任何时代我们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既然前面并不一定有一个可以预见幸福的未来，那么何妨让我们也在自己的体内安放一座微型的博物馆。让记忆在向前的道路上始终伴随着我们。当今天乃至将来的事物都远去之后，我们依然可以相见那个站在博物馆前笑语盈盈的女孩，那同样是博物馆的一双时光之眼、记忆之眼。

（选自《散文》2016年第一期，有删改）

梁思成：一念执着

顾学文

1925年，梁思成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建筑学。

在宾大完成学业后，梁思成踏上了欧洲的土地，观摩各地建筑。看到欧洲各国对本国古建筑已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并都写出了本国的建筑史，唯独中国这个东方古国没有，梁思成被深深刺痛了。他说：“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

匆匆回国，梁思成和林徽因一道投入建筑事业中。1932年，梁思成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古建筑调查。跳蚤、臭虫、蝙蝠是调查路上的“亲密伙伴”。但对于执着于所爱事业的人而言，苦难有时也会伴随快乐。梁思成甘之如饴：“被（臭虫）咬得很厉害，但我追猎遗构多年，以此时此刻最感快慰。”

“当年先生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们一起，共测绘了2738座古建筑！那是什么年代？战乱！他们真的是拿命在做啊。”他的学生杨鸿勋唏嘘不已。

1942年，梁思成开始编写《中国建筑史》。在这时，妻子患了严重肺病，长年卧床不起，自己也得了脊椎软组织硬化症，行动不便，全家贫病交加，他依然伏案写作。

1944年，《中国建筑史》一书完稿。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比较系统完整的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史》引起了国际建筑界的震惊，但没有人能想象得出，这样一本著作，诞生于李庄（四川省南溪县李庄镇上坝村，1940年初冬，梁思成、林徽因所在的中国营造学社迁徙到这里）那样一个偏远落后的地方。”杨鸿勋说。

不仅是《中国建筑史》，梁思成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成就几乎都是在战乱中完成的。

1944年，时任中国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在奉命向美军提供中国日占区需要保护的文物清单和地图时，另外加上了两个不属于中国的城市——日本的京都和奈良。他和林徽因一起，把这两个城市的古迹详尽地标注出来，并以自己的专业精神说服美军司令，对日本的那些古迹也要保留。而此前，梁思成一家已有两名亲属牺牲在抗日前线。

“要是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我是恨不得炸沉日本的，但建筑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目睹古建筑被毁，无论是哪个民族的，都是人间悲剧，梁思成无法不心如刀绞。

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与热爱，才有这样震撼心灵的以德报怨。

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一生执念，当上世纪50年代，北京城陷入大拆大建的热潮中时，梁思成一次次仗义执言，秉笔直书。

1950年，梁思成与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共同撰写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一文，这就是著名的《梁陈方案》。在这份长达数十页的方案中，梁思成与陈占祥详尽地阐明了他们对于北京未来规划的方案：北京应该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而不是工业中心；不应该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北京古城的基础上建设首都行政中心，而应该在北京西郊开辟一个新的行政中心。

然而，对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放弃老城重建新城几乎没有可能。

梁思成激烈地与人争论、大声地呼吁。如杨鸿勋所言，他确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在当时一边倒的社会热潮中，他没有人云亦云。“我敢于争论，一个人没有主见是不行的。”然而，轰隆隆的铲车声、一下下沉闷的大锤声还是淹没了梁思成的呼喊，古迹一点点消失，迎接他的是默默的悲苦：“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

“1956年之后，由于政治运动不断，加上繁重的行政管理和社会活动任务，梁先生很难再潜心学术研究。”那时伴在梁思成左右的杨鸿勋心里非常清楚：“他其实很想开展民居研究。”但只有一次，梁思成带着杨鸿勋和其他几个学生去了趟东交民巷，后来再也没有了第二次。因为，对梁思成的批判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在无法正常开展工作时，为爱妻林徽因设计墓碑是梁思成唯一能作的设计。

的确，虽然在梁思成生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脊椎病恶化，直不起腰来；但无论什么时候，他的人格都没有弯，他在精神上站得笔直。

1972年，梁思成走了。但他所开拓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和建筑教育事业还在延续着。

21世纪的今天，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城市在呈现现代性的同时也要珍视传统，在面向未来的同时也要回首往昔，这时，人们也想必会频繁地回想起，许多年前，一位建筑师和他的一生执念。

（摘编自顾学文《梁思成：一念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