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标识,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对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着重要影响。

在历史上,汉字“和”与“合”有相近含义。唐代学者孔颖达在解释《礼记·郊特牲》时说，“和,犹合也。”“和合”理念强调世界是人与万物的一体性存在，构成世界的诸多要素存在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融合的关系,它们在矛盾与融合中共同发展演变，然后产生新要素、新事物、新生命，客观世界因而不断发展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合”是变化之源、运动之力、发展之本、生长之根。

“和合”理念的文化内涵首先体现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发轫于先秦。《周易》提出“与天地合其德”的天人内在统一思想。《左传》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意思是说，礼是天道与人道相统一的自然法则,必须按礼行事。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直言天人一体。天人合一宇宙观强调整个世界的有机关联,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身与心之间是共生共存共荣的关系。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内含着一种相互联系而非孤立片面看待世界的视角,这让中国人很早就产生了“天下”的观念,视天下为一体。《尚书·尧典》说:“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说明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协和处理不同国家关系的观念,认为不同国家之间应和睦共处、相互合作。在“天下”观的滋养下,中国人生发出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追求和责任担当。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追求天下大同,有一种要共同实现美好生活的担当。

和而不同的社会观是“和合”理念在社会领域的展开。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提倡和而不同的人格、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人与人之间有性别、年龄、能力、性格等方面的分别,社会中也有因民族、宗教、地域、阶层、文化职业等形成的差异,只有在承认和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最大公约数、凝聚最大共识,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和谐有序。

在调适具体的人与人的关系上,“和合”理念表现为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其核心是“仁”。“仁”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据着特殊重要地位,孔子将“仁”解释为普遍道德原则,汉代儒学将“仁”解释为“天心”，宋明儒学以“仁”为核心构筑价值体系。千百年来,与人为善、人际和睦、立己达人、推己及人等道德准则已经深深烙印于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之中。

从宇宙观、国际观到社会观、道德观，中华民族对“和合”理念的认知和践行一以贯之。当今时代，“和合”理念为我们处理各种难题提供了宝贵智慧。

（摘自陈秉公《“和合”理念具有重要价值》，2018年11月08日《人民日报》）

由冯小刚执导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上映后引发热议，本报记者刘阳日前独家专访刘导演冯小刚。

记者：《我不是潘金莲》这个电影，我看小说的时候就觉得拍摄的难度挺大的。一般人都会知道这是个挺敏感的题材，您是怎么想的?

冯小刚：小说出版以后我就想拍电影。当时我就想，关键是要有个抓手，怎么来解读这个故事。我觉得可以紧扣着依法治国这个理念，这是一个关于干部要不要有担当的故事。

现在很多电影是在拍现实，但其实跟现实不发生关系，都是面儿上的东西。《我不是潘金莲》这个题材无疑是和我们的现实结合得比较紧密的。我也参加了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也符合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文艺怎么深入生活、反映生活。

记者：对于任何一部作品，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解读，最后得出的结论，甚至形成的舆论走向都不一样。这本小说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冯小刚：我部队转业之后在机关里待过，这么多年我也跟各级机关打过交道，我觉得刘震云写得特别生动、准确，也没有任何放大。这作品里没有任何一个坏人，就像我们最后的台词说，各级官员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刁难李雪莲，但为什么这事越办越糟?李雪莲走了还有王雪莲、刘雪莲……我觉得这里头的东西特别有意思。

记者：您认为这里头最讽刺的点是什么?

冯小刚：中国几千年的人情社会，从人情社会的逻辑出发，李雪莲觉得法院像个骗子。她为什么要找领导呢?这也是人情社会的产物，她认为中国的官管着法院呢。

刘震云对中国社会、中国人的观察有他特别独到的角度，他是在用幽默的方式写困境，这个文学上的反差使作品变得不同寻常。其实看他的这本小说我是觉得处处会心，我捧着这书看的时候，脑子里各种形象全出现了，觉得这可以拍得妙趣横生。

记者：如果从艺术的通感上来讲，刘震云小说的一些处理方式跟您之前的一些电影是类似的。虽然有人说您近年来的电影跟之前的贺岁喜剧相比，好像是很不一样了，但其实我觉得您之前在拍喜剧、拍贺岁片的时候，也是在一些幽默的电影语言的包装下进行一些很严肃的思考。

冯小刚：其实《私人订制》里好多就是这样，一个司机非常想当一天官，一个导演特别想媚一次雅……嬉笑里头还是有很多我们想讽刺的东西。

幽默这种东西，大家接受起来比较轻松一点，可是它里面又道出了一些荒唐。刘震云这个小说从头到尾很多细节、很多台词，非常写实，但你会发现它整体有一种荒谬感。就像他说的，一个人在前边儿撒芝麻，一万个人在后边儿捡芝麻。这是一个很写实的故事，这个荒谬感怎么去表现，作为导演我思考了很长时间。

记者：您的电影语言、镜头语言始终跟演员或角色保持着一种距离，让观众自己去看，自己去想，这种表现方式是您一直追求的吗?

冯小刚：我的依托当然还是小说。小说提供了这样一个结构和人物关系，我就会按着这个来。

其实我们看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并不是特别理性地说它好看或者不好看，而是特别感性的。看到这个小说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它幽默，而这个幽默还不是我们过去看的喜剧那样，要么是欢乐度比较高的、可笑的，要么是港式喜剧、上海滑稽剧那种靠误会法和夸张的表演来搞笑。这个电影的幽默感来自故事背后的理儿。看完这个电影我会想，这个理儿它怎么是这样的，为什么会这样，这很有意思。

（摘编自刘阳《幽默背后有道理》，有删改）

周有光：步履不停 追寻思想之光

2017年1月14日，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在北京辞世。而就在前一天，老先生刚刚度过了他112岁生日。“大概是上帝糊涂了，把我忘记了。”当生命终极刻度停在“112”时，周有光曾经说的那句经典“长寿感言”，为告别添了一丝和暖的意味——一个思想有光的灵魂，终于被上帝想起了。

上海圣约翰大学是周有光早年求学之处。有人说，透过圣约翰的校训——“Light and Truth”（“光明与真理”），似乎就能读懂周有光。历经世纪沧桑，周有光身上葆有中国知识分子的高贵品格。

圣约翰大学奠定了他治学的精神底色。在圣约翰大学，周有光攻读经济学，但他还广泛阅读了文学、世界史等各方面的书籍，受益颇深。学校要求学生每天读英文报，一位英国教师教导他们，每天看报要问自己：“今天消息哪一条最重要？”“为什么这条消息最重要？”“这条消息的背景你知道不知道？"向自我提问、独立思考，不知道就赶紧去查阅百科全书，这成为他一生治学的方法和习惯，他也因此积攒了极其丰厚的知识储备。后来，沈从文还开过玩笑，送他一个“周百科”的称号。这仿佛成为一个奇妙的隐喻，改革开放后，周有光担任《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三位编委之一，参与翻译《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50岁前，致力于经济领域；50岁后，事业骤然改弦易辙。1955年，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急需人才，周先生从上海调到北京。此前，他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书。把他作为专才调入“文政会”，是因为他的“业余爱好”，从20世纪20年代初，他就关注语言文字，认识到语言文字在社会发展、人类进步中的重要作用。他说，语言使人类别于禽兽，文字使文明别于野蛮，教育使先进别于落后。进入全球化时代，他更是极力推进语文现代化，指出教育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语文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前提。

周有光参与制定《汉语拼音方案》，参与设计、推广汉语拼音体系，后来被公众誉为“汉语拼音之父”。而他本人极其谦逊，觉得这样称呼不好，多次对别人说：“读过我书的人，决不会把那顶桂冠随便加在我头顶上。”周有光还预测了21世纪华语和华文的变化趋向：华语将在全世界华人中普遍推广；汉字将成为定形、定量、规范统一的文字，汉字在21世纪后期可能要再进行一次简化；拼音将帮助华文在网络上便利流通。

拜访过周有光的人，都会注意到他仅仅9平方米的小书房，以及那张脱了漆的旧桌子。别人觉得这书房太狭小了，周有光说：“够了，心宽室自大，室小心乃宽。”

周有光走过了沧桑百年，作为上世纪的老人，他却一直跟得上时代潮流，适应新科技，心里也始终装着风云变幻的世界。他曾对朋友说：“我是认真思考了这个世界的。”他不断反思个人思想发展历程，总结中国现代化的经验教训，提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规律、“五大自由”等思想，给当代研究者以深刻的启发。85岁退休后，他研究文化，完成了大约一半的著作。百岁后仍然笔耕不辍，100岁出版《百岁新稿》、104岁出版《朝闻道集》、105岁时出版《拾贝集》，以及《周有光文集》《从世界看中国：周有光百岁文萃》《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等。

①他（周有光）说：“每次到北京图书馆去借书，总要绕道去看看儿童阅览室，看到孩子们拥挤在一间大屋子里，那么认真地阅读注音读物，使我高兴得要掉下眼泪！……”周先生对开启民智、促进教育现代化进而推进整个国家现代化的拳拳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读周有光书的人越多，中国越有希望——张森根先生访谈录》

②我的小书桌面已经风化，有时刺痛了我的手心；我用透明胶贴补，光滑无刺，修补成功。古人顽石补天，我用透明胶贴补书桌，这是顽石补天的现代版。

——周有光《窗外的大树风光》（作于104岁）

③两代宗师，半路出家堪称语父；百年巨匠，一生归宿可谓书童。

——《中国槛联报》2017年第3期（挽“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